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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收获》杂志开了一个个人体验性的专栏“亲历历史”。这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忆录重名。大刊物有大气度。它不在乎与什么人的作品名称一样。名字就是个符号。它看重的是内容，是写作者、投稿者“文革”十年中的亲身经历，是一段个体对历史的见证。
征文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来稿踊跃，读者感慨。2008年，当这个专栏的作品结集出版时，仍就还叫《亲历历史》，市场反映也颇为热烈。
是的，“文革”结束已逾三十年了。那场惨烈的、绝无仅有的人间浩劫。无论如何不应从正直人们的心灵和庄重的历史中抹去。我对此事、此书的理解，也许正与《收获》策划者们的初衷大相悖逆：这不是一次纪念者的盛宴，而是为了忘记的又一次努力。
卢梭的《忏悔录》开了人类自我道德审判的先河。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这种勇气和胆识的，因而，这么长久以来，卢梭都是做为“另类”被研读的，喝彩、叫好的多，摹仿、跟进的少。人声鼎沸、众声喧哗，为的是看路易十六是如何被断头的铡刀跺掉那颗高傲的头颅。只要那行刑的刽子手不是我，哪管狂热的人群将断头台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阴暗心理，阻碍着人成为圣人，却推动着社会的前行。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悻论。
1968年，杨宪益53岁了。五一前夕的一个晚上，他与同是外国文学专家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家喝闷酒。开了一瓶白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困了，睡觉去了。杨宪益独自一人自斟自饮。大约晚上11点，办公室来人让他去一趟，有个材料要核对。杨宪益毫不设防，穿着一双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地就去了。一进办公室，便被两名军人押上汽车，送进了监狱。半个小时后，戴乃迭也被抓进牢房。
自此整整四年，深牢大狱，极少审讯，不明就里，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1972年初夏的一天，突然就把他放了。四年未进的家门，蒙尘藏垢，书柜里、衣橱中，都成了耗子窝。那半瓶香醇已成浊酒，还在那兀自立着。屋角养着的一棵高大仙人掌，四年未浇水，依然泛着绿。杨宪益以为它还活着，上前一碰，匐然伏地，激起尘土蔽目。领导竟然还有指示戴乃迭过几天就回来了，她爱干净，把家收拾利索。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杨宪益忙了一星期，家里又干净如初了。戴乃迭回家了，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
真的没有变化吗，四年啊，被秘密警察秘密地逮捕，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让你轻易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居然毫不知情，以为你还生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天天盼着你突然现身。警察国家，多么恐怖的铁幕一
托马斯·潘恩，那个写作《常识》而闻名天下的美国革命者，一针见血地抨击过暴政：“暴政，正如地狱，是不容易被征服的；然而我们可以告慰自己，冲突越激烈，胜利就越荣耀。太轻易获得，我们就会漠然置之；唯有昂贵的代价才能赋予事物价值。”走上祭坛的精英们，应该是我们永志不忘的英雄。可扪心自问，当伤口愈合之后，当历史转型而进之时，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々1976年那个风雨如磐的早春，杭州的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忧国忧民之情已不可遏制。其中一个外号叫“蛐蛐儿”的青工，居然“伪造”了一份周恩来遗嘱，那说话的口吻、简洁的句式、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对未来的忧虑担心，像极了周恩来的手笔。“蛐蛐儿”对伪造一事守口如瓶，好朋友们一致信以为真。袁中伟竟然带上“遗嘱”，背起行囊，自费去大江南北搞社会调查。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共和国将军到省部级高官，从热血青年到楼院百姓，袁中伟做了大量笔记，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现状。他坚信，反对“四人帮”的干柴已堆满神州，只差一根点火之薪了。
事情终于败露了。警察秘密逮捕和审讯了袁中伟笔记本中提到的所有人物。专制时代、铁幕之后，无论多么显赫的精英，无论多么炙手的权力，面对畸型的国家机器，都柔弱、渺小得无以复加。处决一个人，甚至就像捏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代价真的是太大了。不足一年的牢狱之灾，他们当中原本活蹦乱跳、身强体壮的年轻之人，有的精神深受刺激，有的与轮椅相伴终生，有的神情恍惚、意识消沉
他们被专制的巨碾压掉了灵魂中最本真的信仰。
“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皱纹爬上眼角，双鬓飞霜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是以这样的笔触回忆“文革”的。谢文秀不是因为诗与邵燕祥走到一起的，她对诗缺少感悟，缺少那种心有灵犀的沟通，她只是欣赏邵燕祥的才情和年轻有为。反右派运动让邵燕祥“翻天覆地”，不间断的劳动改造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谢文秀没有时间怨十艮丈夫，甚至都来不及想离婚的事宜。白天，无论酷暑寒冬，她要拉起两个幼小的孩子起床吃饭，送幼儿园，然后到单位搞运动、学政治、编稿子、办广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接孩子回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那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周而复始的日子，真能让人疯掉。谢文秀知道，没有男人的残破之家，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直到有一天，谢文秀读到了邵燕祥劳改期间以儿子闹闹的口吻写的一首诗《童年》：太阳藏在大楼背后，妈妈还没回来／冷风刮得小树摇晃／妈妈还没回来。妈妈怎么还没回来／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妈妈怎么还没回来他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女马妈，你可别也不回家／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妈妈，回家来吧俄的肚子也饿得慌啦／妈妈，回家来吧／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环是妹妹不听话／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俄也是又饿又害怕。
读着这首诗，谢文秀，哭了。
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时代里，活在他的历史中。“文革”十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试想，当我们举起小红书，山呼万岁，狂热地想以领袖的宏图改造这个世界时，我们已经在对其他人施虐了。浩劫永远不该忘记。不能忘记的唯一途径就是忏悔。
善良的人们，做一次心灵和道德的忏悔吧!让那句偈语像暗夜的雷鸣，时时敲击我们悔恨的胸膛：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征文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来稿踊跃，读者感慨。2008年，当这个专栏的作品结集出版时，仍就还叫《亲历历史》，市场反映也颇为热烈。
是的，“文革”结束已逾三十年了。那场惨烈的、绝无仅有的人间浩劫。无论如何不应从正直人们的心灵和庄重的历史中抹去。我对此事、此书的理解，也许正与《收获》策划者们的初衷大相悖逆：这不是一次纪念者的盛宴，而是为了忘记的又一次努力。
卢梭的《忏悔录》开了人类自我道德审判的先河。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这种勇气和胆识的，因而，这么长久以来，卢梭都是做为“另类”被研读的，喝彩、叫好的多，摹仿、跟进的少。人声鼎沸、众声喧哗，为的是看路易十六是如何被断头的铡刀跺掉那颗高傲的头颅。只要那行刑的刽子手不是我，哪管狂热的人群将断头台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阴暗心理，阻碍着人成为圣人，却推动着社会的前行。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悻论。
1968年，杨宪益53岁了。五一前夕的一个晚上，他与同是外国文学专家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家喝闷酒。开了一瓶白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困了，睡觉去了。杨宪益独自一人自斟自饮。大约晚上11点，办公室来人让他去一趟，有个材料要核对。杨宪益毫不设防，穿着一双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地就去了。一进办公室，便被两名军人押上汽车，送进了监狱。半个小时后，戴乃迭也被抓进牢房。
自此整整四年，深牢大狱，极少审讯，不明就里，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1972年初夏的一天，突然就把他放了。四年未进的家门，蒙尘藏垢，书柜里、衣橱中，都成了耗子窝。那半瓶香醇已成浊酒，还在那兀自立着。屋角养着的一棵高大仙人掌，四年未浇水，依然泛着绿。杨宪益以为它还活着，上前一碰，匐然伏地，激起尘土蔽目。领导竟然还有指示戴乃迭过几天就回来了，她爱干净，把家收拾利索。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杨宪益忙了一星期，家里又干净如初了。戴乃迭回家了，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
真的没有变化吗，四年啊，被秘密警察秘密地逮捕，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让你轻易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居然毫不知情，以为你还生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天天盼着你突然现身。警察国家，多么恐怖的铁幕一
托马斯·潘恩，那个写作《常识》而闻名天下的美国革命者，一针见血地抨击过暴政：“暴政，正如地狱，是不容易被征服的；然而我们可以告慰自己，冲突越激烈，胜利就越荣耀。太轻易获得，我们就会漠然置之；唯有昂贵的代价才能赋予事物价值。”走上祭坛的精英们，应该是我们永志不忘的英雄。可扪心自问，当伤口愈合之后，当历史转型而进之时，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々1976年那个风雨如磐的早春，杭州的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忧国忧民之情已不可遏制。其中一个外号叫“蛐蛐儿”的青工，居然“伪造”了一份周恩来遗嘱，那说话的口吻、简洁的句式、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对未来的忧虑担心，像极了周恩来的手笔。“蛐蛐儿”对伪造一事守口如瓶，好朋友们一致信以为真。袁中伟竟然带上“遗嘱”，背起行囊，自费去大江南北搞社会调查。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共和国将军到省部级高官，从热血青年到楼院百姓，袁中伟做了大量笔记，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现状。他坚信，反对“四人帮”的干柴已堆满神州，只差一根点火之薪了。
事情终于败露了。警察秘密逮捕和审讯了袁中伟笔记本中提到的所有人物。专制时代、铁幕之后，无论多么显赫的精英，无论多么炙手的权力，面对畸型的国家机器，都柔弱、渺小得无以复加。处决一个人，甚至就像捏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代价真的是太大了。不足一年的牢狱之灾，他们当中原本活蹦乱跳、身强体壮的年轻之人，有的精神深受刺激，有的与轮椅相伴终生，有的神情恍惚、意识消沉
他们被专制的巨碾压掉了灵魂中最本真的信仰。
“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皱纹爬上眼角，双鬓飞霜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是以这样的笔触回忆“文革”的。谢文秀不是因为诗与邵燕祥走到一起的，她对诗缺少感悟，缺少那种心有灵犀的沟通，她只是欣赏邵燕祥的才情和年轻有为。反右派运动让邵燕祥“翻天覆地”，不间断的劳动改造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谢文秀没有时间怨十艮丈夫，甚至都来不及想离婚的事宜。白天，无论酷暑寒冬，她要拉起两个幼小的孩子起床吃饭，送幼儿园，然后到单位搞运动、学政治、编稿子、办广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接孩子回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那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周而复始的日子，真能让人疯掉。谢文秀知道，没有男人的残破之家，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直到有一天，谢文秀读到了邵燕祥劳改期间以儿子闹闹的口吻写的一首诗《童年》：太阳藏在大楼背后，妈妈还没回来／冷风刮得小树摇晃／妈妈还没回来。妈妈怎么还没回来／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妈妈怎么还没回来他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妈妈，你快回来吧／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女马妈，你可别也不回家／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妈妈，回家来吧俄的肚子也饿得慌啦／妈妈，回家来吧／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环是妹妹不听话／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俄也是又饿又害怕。
读着这首诗，谢文秀，哭了。
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时代里，活在他的历史中。“文革”十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试想，当我们举起小红书，山呼万岁，狂热地想以领袖的宏图改造这个世界时，我们已经在对其他人施虐了。浩劫永远不该忘记。不能忘记的唯一途径就是忏悔。
善良的人们，做一次心灵和道德的忏悔吧!让那句偈语像暗夜的雷鸣，时时敲击我们悔恨的胸膛：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