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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专访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此地是他乡”，他说地域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对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阅读。在阅读中，他度过春夏秋冬，在阅读中，他在安定中寻找着漂泊。
孙甘露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80年代，带着澎湃的诗情和忧悒的哲人气质，他以先锋派的姿态进入文坛。自那之后，20年，他坚持着独特的言说方式，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毛尖说她最怕她的学生写研究孙甘露的论文。毫无疑问，孙甘露的作品是先锋的，他质疑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动摇了根深蒂固的文学接受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不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只是，他的身影似乎有些孤单。他的写作是绝对的，不同凡俗的，同时，90年代之后的巨变让他对写作产生了一些怀疑。孙甘露，8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零星发表的小说、随笔和诗歌中维持着人们对他的期待。直到近年，随着长篇小说《少女群像》片断和作品系列的出版，孙甘露才给人以春蛰之后冬眠初醒的感觉。
12月16日，由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作协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孙甘露和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孙甘露作品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在同济大学见到他，一身黑色，显得很精神。他很健谈，但是并不张扬，他说他只赞美他认为好的事物，很少去批评他人。更多的时候，他选择静静地聆听，直到和你面对面地谈起文学，他才会敞开心扉，与你坦诚相见。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此地是他乡”，他说地域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对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阅读。在阅读中，他度过春夏秋冬，在阅读中，他在安定中寻找着漂泊。
北岛说，他的作品给人感觉很冷是因为童年，孙甘露的情况是否相似？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的童年谈起。
早年记忆
新民周刊：您的少年时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当时是否也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绘的那样，过着一种非常态的幸福生活？
孙甘露：没错，王朔比我大一岁，基本上那个年代背景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我父亲是军人，隶属于空四军地勤部队，我们家也没有随军，就在地方上，住在部队的院子里。后来我父亲去援越抗美，小孩就是放羊式地生活着。很巧，我1966年进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文革”十年正好我都在上学。小学6年，中学4年，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文革”结束那年我毕业，学工学农，各三个月。学农在崇明，睡在猪圈改建的宿舍里，我记得天很冷，就在这时中央粉碎“四人帮”，我们还在学农的地方刷标语，一个时代结束，我的学生时代也结束了。
新民周刊：北岛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食指的诗歌，接触到一些地下文学，当时您在上海有没有这种情况？
孙甘露：那时候我看的主要是家里或朋友留下的书籍，四大名著、苏联小说与《红与黑》等等。我母亲和外公都是老师，所以还留了一些书，虽然我们都比较害怕。我记得我母亲还被游过街，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然更多的是革命小说，《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诸如此类。也有“文革”前出版的书籍，比如雪莱、海涅的诗集，繁体字，有横排有竖排。还有很多没头没尾的书，看得人太多，给翻烂了。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时真的是如饥似渴，拿到一本书就看。写作的兴趣都是从阅读来的。
新民周刊：这应该算是您最初的文学记忆，您真正喜欢上写作是什么时候？
孙甘露：真正喜欢上文学，那应该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文革”结束后，大量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出版，包括翻译小说和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另外坦率地说，其实“文革”时的样板戏、《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丛刊、“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飞雪迎春》、《沸腾的群山》和“文革”前出版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阅读体验，培养了我对叙事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当时毕竟年龄小，并不能分得很清楚，什么是苏俄文学，什么是法国文学，什么是“文革”文学，没有那种概念，就觉得它是小说。
特别是英雄故事对于男孩子来说，会让他产生一种幻想。当时它们影响你的方式，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而是建立在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上，它是混合的经验，你知道的只是：它是一个读物。
新民周刊：您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主要做些什么？和后来发表的小说《信使之函》有关系吗？
孙甘露：我中学毕业后分配到邮政局，在原来的人民公园附近。那时我19岁。邮政局当时很难进。当时的情况是多子女的家庭，最大的孩子要下乡，所谓的“一工一农”。但是由于我父亲刚从越南回来，出于照顾，把我留在上海，但不能进工厂。我先进了邮政局的技校，读了两年，毕业后正式去邮政局上班。如果我下乡了，我大概就成了一个知青作家。
《信使之函》是一个幻想性的作品，从文学意义上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附会。但是如果你说完全和我的经历没有关系，好像也有点。我在邮政局什么都做过，送信、送电报、送报纸、卖邮票，凡是邮政局里有的活我差不多都干过，从1979年至1989年，前后十年，直到我开始写作进入作协工作为止。
踏入文坛
新民周刊：您早期的作品中诗歌的痕迹很重，但您却说您一开始就写小说。
孙甘露：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诗歌和小说我都写，交叉着写，小说方面我一开始写作是写小的故事。除了《唐诗三百首》之类的中国古典诗词，最初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涅的《歌谣集》、查良铮译的雪莱的诗集以及一本莫洛亚写的《雪莱传》，它们对我的文风有一定影响。这些译本文字非常漂亮，近乎华丽，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其中的句子：“我的飞翔是黄昏时分一片枯叶的飞腾，要往那金星落处的天空求那灿烂的死”，太漂亮了，特别我当时那么小，马上就把我征服了。
然后再接觸到歌德、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文革”之后再要阅读小说就变得很容易。
新民周刊：您刚刚提到的都是古典主义的作家，现代主义的作品对您产生影响是在什么时候？
孙甘露：其实当时绘画对我的影响更大。我还去学过素描，在中学的后期还和一个美术老师学画画，可是我画具象的形体是永远都画不准的。8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绘画大展在上海展览馆举办，来了很多原作，那次对我影响很深。
我最早看到的美术作品是哈定的水彩画，他是上海一个比较出名的水彩画家，古典画风，画街景，从此开始对风景画感兴趣。当然当时看的大部分都是画册，然后渐渐地接触到印象派。再后来就像阅读一样，完全开放了。
这些绘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我观察事物的态度和对这个世界的想象都发生了变化，以前接受的都是非常形象化的、古典意义上的叙事。对于艺术史的理解也是如此。你理解的艺术史是从圣像这样一个宗教题材一直到民间世俗的绘画，从皇室到平民，从风景到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发展脉络。但是当你看到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的时候会非常震惊，以前对绘画的概念是风景和人物，是具象，现代主义绘画将既有的观念完全颠覆了。
其实当时我对音乐、绘画、诗歌的兴趣要超过我对小说的兴趣，这也很正常，因为一方面是青年的求知欲，另一方面则是官能冲击的直接性，它们都要比小说更为有效。是它们铺平了我之后接触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道路。
新民周刊：这次研讨会的一个议题是“孙甘露与85新潮”，我不知道您和先锋美术之间还有什么关联？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此地是他乡”，他说地域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对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阅读。在阅读中，他度过春夏秋冬，在阅读中，他在安定中寻找着漂泊。
孙甘露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80年代，带着澎湃的诗情和忧悒的哲人气质，他以先锋派的姿态进入文坛。自那之后，20年，他坚持着独特的言说方式，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毛尖说她最怕她的学生写研究孙甘露的论文。毫无疑问，孙甘露的作品是先锋的，他质疑了小说的叙事模式，动摇了根深蒂固的文学接受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不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只是，他的身影似乎有些孤单。他的写作是绝对的，不同凡俗的，同时，90年代之后的巨变让他对写作产生了一些怀疑。孙甘露，8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零星发表的小说、随笔和诗歌中维持着人们对他的期待。直到近年，随着长篇小说《少女群像》片断和作品系列的出版，孙甘露才给人以春蛰之后冬眠初醒的感觉。
12月16日，由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作协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孙甘露和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孙甘露作品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在同济大学见到他，一身黑色，显得很精神。他很健谈，但是并不张扬，他说他只赞美他认为好的事物，很少去批评他人。更多的时候，他选择静静地聆听，直到和你面对面地谈起文学，他才会敞开心扉，与你坦诚相见。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此地是他乡”，他说地域并不能决定一个作家，对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阅读。在阅读中，他度过春夏秋冬，在阅读中，他在安定中寻找着漂泊。
北岛说，他的作品给人感觉很冷是因为童年，孙甘露的情况是否相似？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的童年谈起。
早年记忆
新民周刊：您的少年时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当时是否也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绘的那样，过着一种非常态的幸福生活？
孙甘露：没错，王朔比我大一岁，基本上那个年代背景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我父亲是军人，隶属于空四军地勤部队，我们家也没有随军，就在地方上，住在部队的院子里。后来我父亲去援越抗美，小孩就是放羊式地生活着。很巧，我1966年进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文革”十年正好我都在上学。小学6年，中学4年，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文革”结束那年我毕业，学工学农，各三个月。学农在崇明，睡在猪圈改建的宿舍里，我记得天很冷，就在这时中央粉碎“四人帮”，我们还在学农的地方刷标语，一个时代结束，我的学生时代也结束了。
新民周刊：北岛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食指的诗歌，接触到一些地下文学，当时您在上海有没有这种情况？
孙甘露：那时候我看的主要是家里或朋友留下的书籍，四大名著、苏联小说与《红与黑》等等。我母亲和外公都是老师，所以还留了一些书，虽然我们都比较害怕。我记得我母亲还被游过街，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然更多的是革命小说，《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诸如此类。也有“文革”前出版的书籍，比如雪莱、海涅的诗集，繁体字，有横排有竖排。还有很多没头没尾的书，看得人太多，给翻烂了。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时真的是如饥似渴，拿到一本书就看。写作的兴趣都是从阅读来的。
新民周刊：这应该算是您最初的文学记忆，您真正喜欢上写作是什么时候？
孙甘露：真正喜欢上文学，那应该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文革”结束后，大量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出版，包括翻译小说和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另外坦率地说，其实“文革”时的样板戏、《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丛刊、“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飞雪迎春》、《沸腾的群山》和“文革”前出版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阅读体验，培养了我对叙事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当时毕竟年龄小，并不能分得很清楚，什么是苏俄文学，什么是法国文学，什么是“文革”文学，没有那种概念，就觉得它是小说。
特别是英雄故事对于男孩子来说，会让他产生一种幻想。当时它们影响你的方式，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而是建立在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上，它是混合的经验，你知道的只是：它是一个读物。
新民周刊：您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主要做些什么？和后来发表的小说《信使之函》有关系吗？
孙甘露：我中学毕业后分配到邮政局，在原来的人民公园附近。那时我19岁。邮政局当时很难进。当时的情况是多子女的家庭，最大的孩子要下乡，所谓的“一工一农”。但是由于我父亲刚从越南回来，出于照顾，把我留在上海，但不能进工厂。我先进了邮政局的技校，读了两年，毕业后正式去邮政局上班。如果我下乡了，我大概就成了一个知青作家。
《信使之函》是一个幻想性的作品，从文学意义上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附会。但是如果你说完全和我的经历没有关系，好像也有点。我在邮政局什么都做过，送信、送电报、送报纸、卖邮票，凡是邮政局里有的活我差不多都干过，从1979年至1989年，前后十年，直到我开始写作进入作协工作为止。
踏入文坛
新民周刊：您早期的作品中诗歌的痕迹很重，但您却说您一开始就写小说。
孙甘露：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诗歌和小说我都写，交叉着写，小说方面我一开始写作是写小的故事。除了《唐诗三百首》之类的中国古典诗词，最初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涅的《歌谣集》、查良铮译的雪莱的诗集以及一本莫洛亚写的《雪莱传》，它们对我的文风有一定影响。这些译本文字非常漂亮，近乎华丽，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其中的句子：“我的飞翔是黄昏时分一片枯叶的飞腾，要往那金星落处的天空求那灿烂的死”，太漂亮了，特别我当时那么小，马上就把我征服了。
然后再接觸到歌德、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文革”之后再要阅读小说就变得很容易。
新民周刊：您刚刚提到的都是古典主义的作家，现代主义的作品对您产生影响是在什么时候？
孙甘露：其实当时绘画对我的影响更大。我还去学过素描，在中学的后期还和一个美术老师学画画，可是我画具象的形体是永远都画不准的。8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绘画大展在上海展览馆举办，来了很多原作，那次对我影响很深。
我最早看到的美术作品是哈定的水彩画，他是上海一个比较出名的水彩画家，古典画风，画街景，从此开始对风景画感兴趣。当然当时看的大部分都是画册，然后渐渐地接触到印象派。再后来就像阅读一样，完全开放了。
这些绘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我观察事物的态度和对这个世界的想象都发生了变化，以前接受的都是非常形象化的、古典意义上的叙事。对于艺术史的理解也是如此。你理解的艺术史是从圣像这样一个宗教题材一直到民间世俗的绘画，从皇室到平民，从风景到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发展脉络。但是当你看到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的时候会非常震惊，以前对绘画的概念是风景和人物，是具象，现代主义绘画将既有的观念完全颠覆了。
其实当时我对音乐、绘画、诗歌的兴趣要超过我对小说的兴趣，这也很正常，因为一方面是青年的求知欲，另一方面则是官能冲击的直接性，它们都要比小说更为有效。是它们铺平了我之后接触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道路。
新民周刊：这次研讨会的一个议题是“孙甘露与85新潮”，我不知道您和先锋美术之间还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