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生的道路是极其漫长而又短暂的，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里，我与具有“文学的黄埔军校”之称的《飞天》杂志编刊人已经有三十二年的交往了。在与何来、李云鹏、杨文林、马青山、阎强国等几位编刊人的接触中，让我产生了对他们的一种深深的敬意。在我的心里，始终涌动着对《飞天》的一片由衷感激之情。
说实话，我从1981年开始爱好文学，爱得炽烈，爱得真诚，爱得也很艰辛，算来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下面，就说说在我的心中具有神圣的文学殿堂的《飞天》的故事吧！
1988年7月，我高中毕业，坐火车去兰州青白石石沟村去看弟弟。一下了火车，我不由自主、鬼使神差似的来到了东岗西路284号《飞天》编辑部，就是现在的东岗西路668号，第一次见到名震诗坛的何来老师。那时办公室很紧张，当时何来老师的是办公兼住宿的。何来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问了我的情况。临走时，何来老师给我送了好几本文学杂志。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还是那么真切啊！
我最早知道何来老师的名字，是在当地的地区刊物《定西文艺》上，那上面有他写的《蜀中杂咏》组诗。可是，当时我真不知什么是诗呀！但我还是被何来老师那富有哲理而灵动的诗句深深吸引住了。我曾经听当地一位文学爱好者说，那时候，何来老师创作的长诗《三军会师》，让著有长征史诗《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将军看了，受到称赞。当地1981年第1期的《定西文艺》有文称“他的长诗《三军会师》，是以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的伟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上，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较多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描写了我们地区（当时会宁尚属定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的散文《渭水源头》等，也得到读者的好评。”后来，读到了他在纪念夏羊文学创作四十年而写的《这火是有希望的》一文。在文中，他深情地回忆了他的老师，一位甘肃文学的拓荒者夏羊的文学创作经历。我才知道，何来老师在定西中学上学时就在上海出的《少年文艺》发表了《入队》。《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中，有评论家著文“这一时期（十七年的儿童文学1949-1965）也有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比较早的是小说《入队》（1963），作品暗示了教育的重要性问题。对“入队”庄严神圣的体验和对自己将要担负的责任及履行的义务的憧憬是夏英格性格的集中点。实际上以孩子们的心理和思想，使她并不能明白“入队”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小孩子对新事物的想法总停留在感知和表象的范围之中，但正因其天真无知才显出天性之美。因捞空鸡蛋壳而遭爸爸训斥的小英格，她对一些现象的好奇在大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但在他们的眼里却是如此的神秘莫测，数不尽的“为什么”的脑子里，连父母老师也无法回答。因此作者指出对儿童的教育至关重要，不仅要从思想上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采取恰当的教育方法。小说写得颇有趣味，视角独特，让人在笑声中体味出更多深层的东西。”
何来老师从1961年以一组《烽火台抒情》在国家重量级的《诗刊》发表（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以来，近五十年来，他相继出版了《断山口》《热雨》《侏儒酒吧》《何来短诗选》（中英文对照）《何来自选集》等几部诗集。再后来，读到了的何来老师的《爱的磔刑》，我的感受是极为深刻的。诗人曾经以《什么在锯着灵魂——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为题，这是一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人灵魂的绝唱。诗人借与已故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对话，让精神跨越国界、跨越时间、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在空间飘渺的宇宙中相遇。这是一部多主题的诗，它既是对普天下所有诗之魂所唱的无尽的挽歌，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爱情诗，既是对高尚灵魂的热忱礼赞，也是对生命寒冷的冷峻审视和鞭笞。
1998年7月，我和朋友去兰州，拜会何来老师。他问我：“林野散客是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他“他是咱们定西人。”他又自言自语着“怎么一个中国人起了个这么个怪怪的名字”。当时，何来老师的诗集《何来诗选》出版，他要为我签名赠送一册。我据实说了：“我有了，是在定西新华书店买的。”然后，我到李云鵬主编处，他又极其关切地问了一遍，我当时真的没有读懂何来老师的意思。可是后来一想，才明白的何来老师的用意，他是想为赠一册自己签名的书，以表达一个文化人最神圣的意思，这后来我读懂了。至今想起来，我感到还有一股暖流在我的身上流淌。2018年8月，何来老师出版了四卷《何来自选集》，他亲自发短信告知我，并为我赠送了一套。那里面的情义真的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李云鹏为我们赠他的诗集《零点与壁钟对话》，中午还留我和朋友一起吃了饭。
李云鹏，渭源县五竹人。1955年，当他还是一名远戍塞北的18岁的小战士时，他就为《甘肃文艺》（《飞天》的前身）寄了一首《牧童宝笛》的长篇叙事诗，着实让经手初审的编辑拍案叫绝。当时，这位爱才的编辑，满腔热情地写了整整四页长信，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之后，又不厌其烦，重复了几回，终于使“牧童”的“宝笛”响彻陇原。五十多年后，出任过《飞天》主编的他，深情地回忆说：“如果没有这位令我一生敬重的编辑的热忱和耐心，一个陌生小兵的一篇很不成熟的冗长之作，要脱颖而出是很难的。不敢说三封信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在我二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这始终成为我敬重的一种职业风范，无声地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无论时代进入到怎样一个阶段，这种品格仍是一册珍重的教科书，是一种财富。”
李云鹏老师有一段军旅生涯。转业后在地方行政、文教部门工作多年。1973年，调《甘肃文艺》编辑部，1987年出任《飞天》主编。1998年12月25日，我再次见到《飞天》主编李云鹏，他为我的《杏花》题词“苦涩，挫折乃至扑蹀，是走向文学高地的必经之路。执着者的永不气馁，是希望的火光。”最后，并署名“题赠刘居荣先生及杏花文学社”。
李云鹏老师对我的关心让我铭记心头，就连我自己编辑的一份小小刊物，他都尽力支持，同何来老师从那上面相继选发了《想雪》《水车》《腰鼓》《老牛》（发表在1999年10月《飞天》“共和国五十年专号青年诗坛”）。后来，又在2001年2月《飞天》选发了我的《倾听阳光》《植根泥土》两首诗。那时，他们二位都已经退休了，何来老师来信亲切地称我为同志，并告诉：“我以寓居北京，不能帮你们更多的忙了。以后有作品直接寄编辑部，他们会及时处理的。祝好。” 2009年8月，我因创办杏花文学院之事再次去了省城兰州。当时何来老师在兰州，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拨通了何来老师的电话，他住在省委家属院。他怕我走错，亲自到候车点等候。我见到时，他已经在站点等候多时了。我看到他还是那么精神、那么真诚，给人一种诗歌和人格的魅力和力量。他一看到我，就马上走了过来，领我到他的住处。我说明了来意，他建议我让杨文林主席题写“杏花文学院”的牌匾，并打通了杨文林老师的电话，交代我怎么怎么做。其虔诚热忱让人不能忘却。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我拨通了杨文林老师的电话。在省文联家属院的一栋旧式楼里，见到了德高望重的文学老前辈杨文林老师。
杨文林老师，是甘肃文学界的老前辈、《飞天》的见证人。他1973年负责《甘肃文艺》编辑工作，1979年任《飞天》总编辑。他与农民朋友结为好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创作，称农民作家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张国宏为“陇上文坛四君子”，叙写他们的酸甜苦辣。四位农民作家和诗人，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切接见。四位农民情深义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共一个历史，同一个命运;同是新中国农民的见证人，同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哺育下走向文学之路的新中国农民……
我也是一个农民作家。几十年来，我主要是靠文学这种精神来不断地鼓舞自己。《飞天》是我精神支柱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成为我坚持下去的理由。给我感受更加深刻的是，在人们极度势利的时代，许多文学刊物日益趋向关系化、经济化，《飞天》几代人依然一以贯之，重作品不重名人，成为编辑人传承的原则和财富。我想，这就是一种精神操守了。
幾十年来，我在《飞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作品，2019年第8期，《飞天》发表散文《两棵梧桐树》。2019年10月8日，《飞天》编辑王文思老师，来临洮参加由临洮文学院主办的改稿会，带来了这期《飞天》。我也在第一时间见到了登载着自己作品的《飞天》杂志，和十多位临洮文学院作家好友一起见证了文学的神圣。
我想，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精神支柱都是不可或缺的。有精神支柱的人，才有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动力，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创造辉煌人生。对于一份有品位的文学刊物也一样，毫无例外。
值此《飞天》创刊七十周年之际，我怀以诚挚感恩之心，表达我的深情祝福。我想，在《飞天》七十年的历史长河里，正是以杨文林、李云鹏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飞天》人创造了《飞天》曾经文学的辉煌，后任的主编们更是重新担当起了新时代文学的神圣使命，开启了《飞天》崭新的未来！
责任编辑 王文思
说实话，我从1981年开始爱好文学，爱得炽烈，爱得真诚，爱得也很艰辛，算来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下面，就说说在我的心中具有神圣的文学殿堂的《飞天》的故事吧！
1988年7月，我高中毕业，坐火车去兰州青白石石沟村去看弟弟。一下了火车，我不由自主、鬼使神差似的来到了东岗西路284号《飞天》编辑部，就是现在的东岗西路668号，第一次见到名震诗坛的何来老师。那时办公室很紧张，当时何来老师的是办公兼住宿的。何来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问了我的情况。临走时，何来老师给我送了好几本文学杂志。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还是那么真切啊！
我最早知道何来老师的名字，是在当地的地区刊物《定西文艺》上，那上面有他写的《蜀中杂咏》组诗。可是，当时我真不知什么是诗呀！但我还是被何来老师那富有哲理而灵动的诗句深深吸引住了。我曾经听当地一位文学爱好者说，那时候，何来老师创作的长诗《三军会师》，让著有长征史诗《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将军看了，受到称赞。当地1981年第1期的《定西文艺》有文称“他的长诗《三军会师》，是以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的伟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上，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较多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描写了我们地区（当时会宁尚属定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的散文《渭水源头》等，也得到读者的好评。”后来，读到了他在纪念夏羊文学创作四十年而写的《这火是有希望的》一文。在文中，他深情地回忆了他的老师，一位甘肃文学的拓荒者夏羊的文学创作经历。我才知道，何来老师在定西中学上学时就在上海出的《少年文艺》发表了《入队》。《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中，有评论家著文“这一时期（十七年的儿童文学1949-1965）也有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比较早的是小说《入队》（1963），作品暗示了教育的重要性问题。对“入队”庄严神圣的体验和对自己将要担负的责任及履行的义务的憧憬是夏英格性格的集中点。实际上以孩子们的心理和思想，使她并不能明白“入队”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小孩子对新事物的想法总停留在感知和表象的范围之中，但正因其天真无知才显出天性之美。因捞空鸡蛋壳而遭爸爸训斥的小英格，她对一些现象的好奇在大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但在他们的眼里却是如此的神秘莫测，数不尽的“为什么”的脑子里，连父母老师也无法回答。因此作者指出对儿童的教育至关重要，不仅要从思想上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采取恰当的教育方法。小说写得颇有趣味，视角独特，让人在笑声中体味出更多深层的东西。”
何来老师从1961年以一组《烽火台抒情》在国家重量级的《诗刊》发表（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以来，近五十年来，他相继出版了《断山口》《热雨》《侏儒酒吧》《何来短诗选》（中英文对照）《何来自选集》等几部诗集。再后来，读到了的何来老师的《爱的磔刑》，我的感受是极为深刻的。诗人曾经以《什么在锯着灵魂——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为题，这是一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人灵魂的绝唱。诗人借与已故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对话，让精神跨越国界、跨越时间、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在空间飘渺的宇宙中相遇。这是一部多主题的诗，它既是对普天下所有诗之魂所唱的无尽的挽歌，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爱情诗，既是对高尚灵魂的热忱礼赞，也是对生命寒冷的冷峻审视和鞭笞。
1998年7月，我和朋友去兰州，拜会何来老师。他问我：“林野散客是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他“他是咱们定西人。”他又自言自语着“怎么一个中国人起了个这么个怪怪的名字”。当时，何来老师的诗集《何来诗选》出版，他要为我签名赠送一册。我据实说了：“我有了，是在定西新华书店买的。”然后，我到李云鵬主编处，他又极其关切地问了一遍，我当时真的没有读懂何来老师的意思。可是后来一想，才明白的何来老师的用意，他是想为赠一册自己签名的书，以表达一个文化人最神圣的意思，这后来我读懂了。至今想起来，我感到还有一股暖流在我的身上流淌。2018年8月，何来老师出版了四卷《何来自选集》，他亲自发短信告知我，并为我赠送了一套。那里面的情义真的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李云鹏为我们赠他的诗集《零点与壁钟对话》，中午还留我和朋友一起吃了饭。
李云鹏，渭源县五竹人。1955年，当他还是一名远戍塞北的18岁的小战士时，他就为《甘肃文艺》（《飞天》的前身）寄了一首《牧童宝笛》的长篇叙事诗，着实让经手初审的编辑拍案叫绝。当时，这位爱才的编辑，满腔热情地写了整整四页长信，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之后，又不厌其烦，重复了几回，终于使“牧童”的“宝笛”响彻陇原。五十多年后，出任过《飞天》主编的他，深情地回忆说：“如果没有这位令我一生敬重的编辑的热忱和耐心，一个陌生小兵的一篇很不成熟的冗长之作，要脱颖而出是很难的。不敢说三封信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在我二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这始终成为我敬重的一种职业风范，无声地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无论时代进入到怎样一个阶段，这种品格仍是一册珍重的教科书，是一种财富。”
李云鹏老师有一段军旅生涯。转业后在地方行政、文教部门工作多年。1973年，调《甘肃文艺》编辑部，1987年出任《飞天》主编。1998年12月25日，我再次见到《飞天》主编李云鹏，他为我的《杏花》题词“苦涩，挫折乃至扑蹀，是走向文学高地的必经之路。执着者的永不气馁，是希望的火光。”最后，并署名“题赠刘居荣先生及杏花文学社”。
李云鹏老师对我的关心让我铭记心头，就连我自己编辑的一份小小刊物，他都尽力支持，同何来老师从那上面相继选发了《想雪》《水车》《腰鼓》《老牛》（发表在1999年10月《飞天》“共和国五十年专号青年诗坛”）。后来，又在2001年2月《飞天》选发了我的《倾听阳光》《植根泥土》两首诗。那时，他们二位都已经退休了，何来老师来信亲切地称我为同志，并告诉：“我以寓居北京，不能帮你们更多的忙了。以后有作品直接寄编辑部，他们会及时处理的。祝好。” 2009年8月，我因创办杏花文学院之事再次去了省城兰州。当时何来老师在兰州，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拨通了何来老师的电话，他住在省委家属院。他怕我走错，亲自到候车点等候。我见到时，他已经在站点等候多时了。我看到他还是那么精神、那么真诚，给人一种诗歌和人格的魅力和力量。他一看到我，就马上走了过来，领我到他的住处。我说明了来意，他建议我让杨文林主席题写“杏花文学院”的牌匾，并打通了杨文林老师的电话，交代我怎么怎么做。其虔诚热忱让人不能忘却。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我拨通了杨文林老师的电话。在省文联家属院的一栋旧式楼里，见到了德高望重的文学老前辈杨文林老师。
杨文林老师，是甘肃文学界的老前辈、《飞天》的见证人。他1973年负责《甘肃文艺》编辑工作，1979年任《飞天》总编辑。他与农民朋友结为好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创作，称农民作家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张国宏为“陇上文坛四君子”，叙写他们的酸甜苦辣。四位农民作家和诗人，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切接见。四位农民情深义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共一个历史，同一个命运;同是新中国农民的见证人，同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哺育下走向文学之路的新中国农民……
我也是一个农民作家。几十年来，我主要是靠文学这种精神来不断地鼓舞自己。《飞天》是我精神支柱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成为我坚持下去的理由。给我感受更加深刻的是，在人们极度势利的时代，许多文学刊物日益趋向关系化、经济化，《飞天》几代人依然一以贯之，重作品不重名人，成为编辑人传承的原则和财富。我想，这就是一种精神操守了。
幾十年来，我在《飞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作品，2019年第8期，《飞天》发表散文《两棵梧桐树》。2019年10月8日，《飞天》编辑王文思老师，来临洮参加由临洮文学院主办的改稿会，带来了这期《飞天》。我也在第一时间见到了登载着自己作品的《飞天》杂志，和十多位临洮文学院作家好友一起见证了文学的神圣。
我想，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精神支柱都是不可或缺的。有精神支柱的人，才有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动力，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创造辉煌人生。对于一份有品位的文学刊物也一样，毫无例外。
值此《飞天》创刊七十周年之际，我怀以诚挚感恩之心，表达我的深情祝福。我想，在《飞天》七十年的历史长河里，正是以杨文林、李云鹏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飞天》人创造了《飞天》曾经文学的辉煌，后任的主编们更是重新担当起了新时代文学的神圣使命，开启了《飞天》崭新的未来！
责任编辑 王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