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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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国际规范的生成大都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传统规范生成的“中心化”模式开始动摇,规范倡导者的行为也开始呈现出同时反映“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方面要素的双轨特征.在双轨模式之下,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推进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在“印太战略”1.0时代,日本侧重于构建以日美印澳为规范倡导核心的“中心化”模式;在2.0时代,日本又展现出与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商共建、凝聚共识的“去中心化”姿态;而到了3.0时代,虽然日本依旧高喊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口号,但随着“日美澳印精神”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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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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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国际规范的生成大都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传统规范生成的“中心化”模式开始动摇,规范倡导者的行为也开始呈现出同时反映“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方面要素的双轨特征.在双轨模式之下,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推进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在“印太战略”1.0时代,日本侧重于构建以日美印澳为规范倡导核心的“中心化”模式;在2.0时代,日本又展现出与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商共建、凝聚共识的“去中心化”姿态;而到了3.0时代,虽然日本依旧高喊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口号,但随着“日美澳印精神”的出台,以及日本对东盟“印太展望”的全面介入,规范生成的倡导方式再次向“中心化”模式回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摇摆现象还会持续下去.不过,所谓的“日美澳印精神”在本质上与印太地区诸多中小国家推崇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理念并不相符,且从有效性来看,这种排他性的集团主义也不适合治理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因此,在印太地区建构新的区域性规范,最终还需要遵循“去中心化”模式推进相关国家的共商、共享、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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