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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风流才子亦是大丈夫
司马相如之名，缘起由于仰慕战国时期以完璧归赵、将相和衷而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然而，他所生活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战国时群雄割据的现象已经逝去，蔺相如折冲尊俎的业绩也难以重演。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诚然，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一般的“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
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
因此，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其不随波逐流的傲岸个性也由此可见。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才是独具只眼的高明之论。
“汉赋奠基人”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一般称之为《子虚赋》或《子虚·上林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这几篇作品，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几个“第一”。
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
《天子游猎赋》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形式上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鲁迅指出：“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正是这种成就，使司马相如成为当之无愧的汉赋奠基人。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其散文语言畅达有力，有辞赋之气。其中《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对后代的某些政论性散文很有影响。
《封禅文》是司马相如临终时留下的“遗札”。它颂扬了“大汉之德”，主张举行封禅典礼。相如的出发点，仍然在于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但文中对西汉王朝溢美过甚，颇有周颂的遗风。后代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现实时，往往仿效它的写法。所以，《封禅文》在历史上是起了一些消极作用的。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章西汉两司马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生年（前145）比司马相如晚三十四年，当他于公元前108年担任太史令时，上距司马相如去世仅仅九年。对于这位前辈作家，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以后的历代文学家，或者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提并论，遂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或者将相如与枚乘并称“枚马”，与扬雄并称“扬马”，屡屡加以推崇。
司马相如的创新精神与宏富辞章，沾溉着一代又一代的巴蜀儿女。今天的成都，还保留着取自相如之语的“驷马桥”地名，还有纪念相如夫妇的“琴台故径”、“文君酒家”；经过整治的锦江之畔，又新塑起相如的花岗石造像。当人们在此徜徉之时，怎能不心生自豪之感，缅怀之情……
司马相如之于现在相如故里
司马相如的先世曾居古相如县（西汉时属安汉县），相如少时居住在这里。后居成都，而《自叙》所记至此始，即刘知几所谓的“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所以自言“蜀郡成都人”，而“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了。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现存升仙湖），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
司马相如之名，缘起由于仰慕战国时期以完璧归赵、将相和衷而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然而，他所生活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战国时群雄割据的现象已经逝去，蔺相如折冲尊俎的业绩也难以重演。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诚然，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一般的“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
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
因此，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其不随波逐流的傲岸个性也由此可见。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才是独具只眼的高明之论。
“汉赋奠基人”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一般称之为《子虚赋》或《子虚·上林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这几篇作品，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几个“第一”。
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
《天子游猎赋》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形式上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鲁迅指出：“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正是这种成就，使司马相如成为当之无愧的汉赋奠基人。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其散文语言畅达有力，有辞赋之气。其中《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对后代的某些政论性散文很有影响。
《封禅文》是司马相如临终时留下的“遗札”。它颂扬了“大汉之德”，主张举行封禅典礼。相如的出发点，仍然在于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但文中对西汉王朝溢美过甚，颇有周颂的遗风。后代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现实时，往往仿效它的写法。所以，《封禅文》在历史上是起了一些消极作用的。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章西汉两司马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生年（前145）比司马相如晚三十四年，当他于公元前108年担任太史令时，上距司马相如去世仅仅九年。对于这位前辈作家，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以后的历代文学家，或者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提并论，遂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或者将相如与枚乘并称“枚马”，与扬雄并称“扬马”，屡屡加以推崇。
司马相如的创新精神与宏富辞章，沾溉着一代又一代的巴蜀儿女。今天的成都，还保留着取自相如之语的“驷马桥”地名，还有纪念相如夫妇的“琴台故径”、“文君酒家”；经过整治的锦江之畔，又新塑起相如的花岗石造像。当人们在此徜徉之时，怎能不心生自豪之感，缅怀之情……
司马相如之于现在相如故里
司马相如的先世曾居古相如县（西汉时属安汉县），相如少时居住在这里。后居成都，而《自叙》所记至此始，即刘知几所谓的“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所以自言“蜀郡成都人”，而“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了。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现存升仙湖），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