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个国庆日之前，一起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案件告破，如果六零迫击炮架在任何一个嫌疑对象的家中，天安门都在有效射程之内，后果不堪设想!
　　
　　1951年8月17日，北京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人头攒动。人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跟在两辆囚车后面；而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刚撤离至此的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领事柯乐伯则呆坐在办公桌边，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像被重拳击懵了；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武官、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也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
　　这一切全因为囚车上的两个人——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因“充当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等罪名，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死刑!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处决外国人!
　　
　　“祝你们今后生意兴隆”
　　
　　时间倒回到1950年4月初的一天，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显得比往常热闹，这里正召开午餐会。对柯乐伯来说，这算是“最后的午餐”，他已接到美国国务院的命令：领事馆撤离中国大陆，除他和一部分人员先撤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回美国!他的心情复杂极了，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心头充斥着沮丧、失落和忧郁的情绪，却不得不强装笑脸，和客人们寒暄、应酬。午餐会气氛冷清，来宾之间的交谈少而谨慎，个个怀揣心事。
　　宾客之中，有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曾在二战期间为意大利法西斯情报机关搜集情报，并为日寇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提供情报的李安东，两年前，他化名汤尼接受包瑞德部署的情报任务；另一个山口隆一，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处成员、化名刘逸，北平解放后，他以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日本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驻北京代理人等身份为掩护，搜集情报。两人分坐两张桌子，却揣摩着同一件事——美国领事馆和武官处撤走后，他们将继续留在北京，为美国情报部门服务。
　　午餐会接近尾声时，包瑞德端起酒杯，分别走到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桌前，说了同一句话：“祝你今后‘生意’兴隆，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不久后的一天，北京崇文门内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路边的一条便道上，一个身穿白衬衣、蓝裤子的小个子缓步行走着，不时用余光扫向身边的车流。这时，一辆黑色小车从北向南驰来，无声无息地停在他面前，车门打开，小个子迅速钻进汽车，随它一起消失在来往的车流之中。
　　这一连串隐秘的动作没引起路人的注意，但没逃脱侦察员的眼睛：这个小个子，就是山口隆一；车上坐着的，则是李安东。
　　山口隆一把一个装有情报和其他重要材料的纸包交给李安东，从他手中接过70美元活动经费。两人用外语交谈了一会儿，脸上不约而同浮现出阴森、充满杀机的笑意。
　　汽车驶到天坛公园北门附近，山口隆一从车上下来，混迹于人群，汽车则向南急驰而去。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察员将侦察到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了处长狄飞，狄飞很快做出批示，要求侦察员高度注意这两个人的活动。
　　
　　一张可疑的草图
　　
　　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成。
　　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射击草图稿，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天安门射击草图和文字，让狄飞大为吃惊：这真是试验消防灭火压水机的草图吗?天安门可不是普通地方!他很快将此事报告给北京市公安局，并拿着截获的草图和信件找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研处处长李广祥。调研处的同志都围了过来。调研科科长曹纯之看到草图，倒吸一口冷气：“7月份，我们一个外线侦察组发现山口隆一在天安门前画着什么，原来是在画这张草图!”
　　李广祥紧皱眉头，问身边的一个侦察员：“你学过兵器，看了这张图有什么想法?”侦察员清了清嗓子；“我看这张图是把天安门作为炮击目标。我们在军事大学学过炮，最小是六零迫击炮，射角是45-85度，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是3500米。在我们锁定的侦察对象中，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在甘雨胡同，离天安门最远，但直线距离也没有超过2000米。如果六零迫击炮架在任何一个侦察对象的家中，天安门都在有效射程之内，后果不堪设想啊!”李广祥听完，凝重地点了点头。
　　狄飞也说：“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逮捕这些间谍。”
　　
　　暗号：半截名片
　　
　　批捕令还没拿到，新线索又出现了。
　　一天下午，有侦察员发现，一个年近30、打扮入时的妖艳女子来到北京义和洋行经理、意大利人哲立家门口，在大门附近和刚刚归来的哲立用外语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去。几个小时后，她走进西单某胡同的35号院。
　　经查，院子的户主叫冯娜，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助教。该户还在派出所申报了一个临时户口，申报人是冯娜刚从香港归来探亲的大姐冯梦，也就是侦察员跟踪的这个女郎。从香港来的人要见美国间谍哲立，这不能不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他们立刻开始调查此事并得知，冯娜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向北师大音乐系教授，哲立的夫人霍尔瓦特·依夫娜学钢琴，日本投降后，依夫娜与包瑞德姘居，并于1950年4月随其逃到香港。而冯梦的丈夫是英国人，与包瑞德是好朋友。
　　姐妹二人都能与包瑞德扯上关系，看来，必须对她们家进行秘密检查。但屋里的一切却看似再正常不过。就在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侦察员在冯梦的袖珍胭脂包里发现了包瑞德的半截名片。这是什么意思?说明了什么?大家对此疑惑不解。第二天，他们将冯梦叫到了派出所。冯梦一进派出所，就吓得脸色苍白，两腿哆嗦，不知所措。
　　“你这次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曹纯之开门见山地提问。“主要是探亲，看望年迈的母亲；其次是受朋友之托，卖掉存在我家的钢琴。”冯梦回答。
　　“受哪个朋友之托?有什么物件做证明?”
　　“受我丈夫的朋友包瑞德之托，让哲立卖掉存在我家的依夫娜的钢琴。没有证明物件，只要拿着包瑞德的半截名片让哲立看一下就行了。”冯梦不敢隐瞒，如实做了回答。这反而让曹纯之大为不解：“这就怪了，丈夫卖妻子的钢琴，还要用包瑞德的半截名片做证?”
　　“这是我先生的事，我也不明白是 怎么回事!”冯梦着急替自己辩解。
　　“你也是中国人，常言道，血浓于水，所以请把你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侦察员的温和语气，让冯梦的态度也软了下来：“领导同志，包瑞德让我见到哲立时拿出他的半截名片，就说包瑞德向他问好，祝义和洋行生意兴隆，一切顺利。别的话，真的没说!”
　　“包瑞德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你丈夫与包瑞德有联系，这是事实吧，难道这些情况你也不清楚?”
　　“天啊!我真不知道我先生也是那种人!这可怎么办?!”冯梦吃惊的表情和颤抖的声音让侦察员相信，她确实不知内情，但他们也纳闷：为什么包瑞德要拿半截名片和哲立联系，而不是整张名片，或者索性不拿名片呢?那句“祝一切顺利”是不是双关语?
　　
　　紧急收网
　　
　　从截获天安门射击草稿，到包瑞德的半截名片，一系列反常的事情，让侦察员们警惕起来。为了确保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的绝对安全，周恩来总理批准对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实施逮捕。行动时间，就定在9月26日晚9时整。
　　当负责抓捕的侦察员敲开甘雨胡同乙17号大门时，屋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谁?”侦察员答道：“派出所的，查户口。”进入房间后，他迅速将枪口对准了屋内一个秃顶、瘦骨嶙峋、细高个的外国男子的头部：“你叫什么?”“李安东。”男子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哪国人?”“意大利人。”“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你被逮捕了!请签字。”
　　“你们非法逮捕我，我要去国际法庭控告你们!”李安东虽然极力装出镇静的样子，声音却忍不住微微发颤。
　　“李安东先生，签字吧!”侦察员斩钉截铁的态度，让李安东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侦察员在其住所内搜出手枪1支、子弹235发、相关间谍活动来往函电等525件、氢化钾毒药两包、六零迫击炮一门……
　　几乎同时，另一队侦察员在山口隆一家中搜出了天安门射击草图一张，以及各类间谍活动相关资料千余件。
　　9月26日的行动，解除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等间谍的武装，保证了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国庆大典的安全。
　　李安东被送进预审室时，已完全没了以往的神气，他清楚，公安局已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不交待是不行的：“1950年八九月份，我和山口隆一谈到，要等中国政府要人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当时，山口隆一说，这是冒险行为，我说，只有冒险，才有希望，才能干出大事来。”
　　山口隆一开始拒不交待自己犯下的罪行，并极力否认自己从事间谍活动，但在铁的证据面前，他最终无法抵赖：“天安门草图是我画的，主席台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
　　“图上那个人指的是谁?”预审员愤怒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有些恐惧，他瞥了一下预审员的脸色，压低了自己说话的声音：“是毛泽东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员我没画出来……10月1日是中国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山口隆一脸色煞白，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我给东京盟军总部画了这张天安门射击草图，是指给他们天安门上毛主席所在的位置……我也想过，借李安东的迫击炮和枪做冒险射击……”
　　上世纪50年代末，以该案例为素材创作的电影《国庆十点钟》，风靡全国。
　　阴谋消弭，罪犯落网。螳臂焉能挡车行，几个跳梁小丑不能挡住历史车轮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