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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西部论坛》主编黄志亮教授就中国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与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问题，对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大卫·科兹教授进行了访谈。现将此次访谈中大卫·科兹教授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金融风险；新自由主义；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F091.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4-0001-03
黃志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请问科兹教授，您对中国发展有何观察？您对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哪些展望？
大卫·科兹：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斐然成就，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总体表现最好。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市场与计划并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国家仍然不遗余力地进行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积极调控市场。而且，在允许私有企业运营的同时，坚持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地位，特别是主要的银行仍然由国家掌控。在基础设施领域，如交通、能源、通信及现代经济的其他基础行业，公共投资出现高速增长，而与此同时，私人投资也在不断增长。
正是由于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中国得以成功规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危害，并有效应对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阻止了西方的高风险金融证券进入中国。这些新的金融证券于21世纪初出现，在不久后的2008年就发生了价值崩溃。在2008年秋爆发的那场全球经济大衰退中，中国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反应更快，推行大规模刺激计划，以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引致的出口下滑的影响。
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逐渐下降，到2016年下降至6.7%。决策者们认为，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可以降低空气和水污染，提高产品质量等。尽管近年来经济减速，中国仍然是最快的经济增长体并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爬坡上坎，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显著提高。这样的发展态势，意味着中国迈向全球科技前沿指日可待。
黄志亮：中国目前正在扩大金融开放，请问科兹教授，应该如何在金融开放的同时防范金融危机？
大卫·科兹：在目前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前推进还存在一些潜在障碍。其中的一个障碍涉及金融系统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大型国有银行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国有银行主要为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主要为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而非从事投机性金融活动。
这与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大约自1980年起，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在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愈发盛行，创立了混合金融证券，并进行交易，而这些证券通常以低质债务为基础。对银行来说，这些做法比为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的利润更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银行业利润保持着持续增长。然而，银行的这类行为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降低了生产性投资水平。生产性投资水平比198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而1980年之前银行被禁止从事此类投机活动。二是金融体系中的高风险混合证券的累积，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大型银行最后只有依靠政府紧急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
向中国境外的私营机构开放中国金融体系会带来一些风险。外国银行或财团进入中国金融体系进行投资只有一个目的，即从投资中获取最大利润。如果外国投资者能获得对中国银行政策的影响力，他们会利用这个影响力推动利己政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从短期来看，金融机构倾向于投机活动，因为其收益要远大于其资本在生产活动投资的收益，从而攫取更大利润。这样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而且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带来风险。
中国监管部门会设法阻止这些银行的此类行为。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在这些银行持有大量股份，并且唯利是图，他们当然希望银行监管能够放松。作为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他们也力图在政策制定方面获取发言权。允许外资银行和财团进入中国金融体系，这可能会带来很大收益，也可能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中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招致风险。因此，对这两方面的权衡尤为重要。
黄志亮：您近年来一直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如何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袭？
大卫·科兹：要有效地抵制新自由主义，就必须了解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目标。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兴起；1980年左右，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占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是一个集理念、理论、政策、制度为一体的结合体，以挑战二战后占主导地位几十年的“管制资本主义（regulated capitalism）”。
管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政府密切监管企业和市场活动，工会在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惠及工人阶层的社会福利计划得以推行，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起着一定作用。管制资本主义基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妥协，大企业集团在二战后勉强接受了管制资本主义。当时，大企业集团担心会再次发生“大萧条”，希望通过政府管制防止这类危机的重演。另外，大企业集团也希望，对劳工的妥协能降低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吸引力。
管制资本主义催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迅速、最广泛的经济增长，相对较低的失业率和进步性改革（progressive reform）的大气候让工会、社会主义党派及共产主义党派势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迅速，自1950年到1975年，前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全世界各地似乎都有了社会主义在发展。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策略出现，旨在阻止世界各地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在资本主义国家恢复资本对劳工的全部权力。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紊乱，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大企业集团借机迅速废止了管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理念，新自由主义思想、政策和制度取而代之。管制资本主义被抨击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a road to socialism）”，“自由市场”被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制度，政府监管只会对之造成伤害；国有企业被视为效率低下的社会主义机制；工会被看成是剥夺工人个人自由的机构。新的口号出现了：“自由化”“去管制”“私有化”“保稳定”。其中，“保稳定”指的是取消惠及工人阶层的政府社会福利项目，以削减政府开支。此后，对金融业和其他行业的监管迅速放开，社会福利项目大幅削减，国有企业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时代从此开启。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和西方大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1980年后，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升反降，而富人阶层的总收入迅速上升。自那时起，从GDP增速或劳动生产率增速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明显恶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赤贫重现，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而这些情形在管制资本主义时代基本消失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使得金融危机再现，终究迎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以上历史对于当今中国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有着重要的启示。市场与计划并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这让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混合经济模式给中国带来40年的快速发展，但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却表现不佳，这就使得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崛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许多聲音一直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的多数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留学英美的中国学生得以接触到它们。全球主要经济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此同时，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关系，也会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观点。那些市场活动中的成功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优异品质，而忽视了政府监管、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以及工人对企业的贡献。他们倾向于把政府监管看做是对他们自由追求利润的阻碍。
在这段时期，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为中国建言献策。他们的建议直接源发于新自由主义。他们呼吁缩减甚至去除国有企业，以便让私营企业扩张。如果实行私有化有难度，他们就要求国有企业能像私营企业一样，仅仅关注利润。他们提出削减公共投资，认为这样会鼓励私人投资。他们要求国家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他们呼吁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银行体系。
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开的药方去做，中国的崛起将会戛然而止。银行私有化后，经济增长将放缓，金融将会不稳定。这将危害中国的产业政策，而这些政策早已写进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旨在促进中国迈向全球科技前沿。减少对企业的监管与改善自然环境的目标相背，后者只有通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严格管制才能实现。由于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中无法获得广泛的经济收益，因此，减少公共投资不会换来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削弱国家迈向世界技术前沿的能力。有证据显示，在中国，相较国内私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创造了更为重要的诸多新技术。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阻止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手段而引入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不仅会阻止中国的崛起，而且将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如果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政府停止对经济的积极管制，如果金融体系的资本仅以追逐利润为目的，那么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消失殆尽。
（编辑：易 淼）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金融风险；新自由主义；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F091.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4-0001-03
黃志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请问科兹教授，您对中国发展有何观察？您对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哪些展望？
大卫·科兹：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斐然成就，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总体表现最好。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市场与计划并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国家仍然不遗余力地进行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积极调控市场。而且，在允许私有企业运营的同时，坚持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地位，特别是主要的银行仍然由国家掌控。在基础设施领域，如交通、能源、通信及现代经济的其他基础行业，公共投资出现高速增长，而与此同时，私人投资也在不断增长。
正是由于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中国得以成功规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危害，并有效应对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阻止了西方的高风险金融证券进入中国。这些新的金融证券于21世纪初出现，在不久后的2008年就发生了价值崩溃。在2008年秋爆发的那场全球经济大衰退中，中国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反应更快，推行大规模刺激计划，以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引致的出口下滑的影响。
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逐渐下降，到2016年下降至6.7%。决策者们认为，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可以降低空气和水污染，提高产品质量等。尽管近年来经济减速，中国仍然是最快的经济增长体并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爬坡上坎，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显著提高。这样的发展态势，意味着中国迈向全球科技前沿指日可待。
黄志亮：中国目前正在扩大金融开放，请问科兹教授，应该如何在金融开放的同时防范金融危机？
大卫·科兹：在目前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前推进还存在一些潜在障碍。其中的一个障碍涉及金融系统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大型国有银行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国有银行主要为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主要为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而非从事投机性金融活动。
这与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大约自1980年起，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在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愈发盛行，创立了混合金融证券，并进行交易，而这些证券通常以低质债务为基础。对银行来说，这些做法比为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的利润更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银行业利润保持着持续增长。然而，银行的这类行为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降低了生产性投资水平。生产性投资水平比198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而1980年之前银行被禁止从事此类投机活动。二是金融体系中的高风险混合证券的累积，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大型银行最后只有依靠政府紧急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
向中国境外的私营机构开放中国金融体系会带来一些风险。外国银行或财团进入中国金融体系进行投资只有一个目的，即从投资中获取最大利润。如果外国投资者能获得对中国银行政策的影响力，他们会利用这个影响力推动利己政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从短期来看，金融机构倾向于投机活动，因为其收益要远大于其资本在生产活动投资的收益，从而攫取更大利润。这样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而且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带来风险。
中国监管部门会设法阻止这些银行的此类行为。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在这些银行持有大量股份，并且唯利是图，他们当然希望银行监管能够放松。作为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他们也力图在政策制定方面获取发言权。允许外资银行和财团进入中国金融体系，这可能会带来很大收益，也可能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中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招致风险。因此，对这两方面的权衡尤为重要。
黄志亮：您近年来一直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如何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袭？
大卫·科兹：要有效地抵制新自由主义，就必须了解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目标。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兴起；1980年左右，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占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是一个集理念、理论、政策、制度为一体的结合体，以挑战二战后占主导地位几十年的“管制资本主义（regulated capitalism）”。
管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政府密切监管企业和市场活动，工会在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惠及工人阶层的社会福利计划得以推行，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起着一定作用。管制资本主义基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妥协，大企业集团在二战后勉强接受了管制资本主义。当时，大企业集团担心会再次发生“大萧条”，希望通过政府管制防止这类危机的重演。另外，大企业集团也希望，对劳工的妥协能降低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吸引力。
管制资本主义催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迅速、最广泛的经济增长，相对较低的失业率和进步性改革（progressive reform）的大气候让工会、社会主义党派及共产主义党派势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迅速，自1950年到1975年，前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全世界各地似乎都有了社会主义在发展。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策略出现，旨在阻止世界各地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在资本主义国家恢复资本对劳工的全部权力。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紊乱，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大企业集团借机迅速废止了管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理念，新自由主义思想、政策和制度取而代之。管制资本主义被抨击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a road to socialism）”，“自由市场”被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制度，政府监管只会对之造成伤害；国有企业被视为效率低下的社会主义机制；工会被看成是剥夺工人个人自由的机构。新的口号出现了：“自由化”“去管制”“私有化”“保稳定”。其中，“保稳定”指的是取消惠及工人阶层的政府社会福利项目，以削减政府开支。此后，对金融业和其他行业的监管迅速放开，社会福利项目大幅削减，国有企业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时代从此开启。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和西方大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1980年后，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升反降，而富人阶层的总收入迅速上升。自那时起，从GDP增速或劳动生产率增速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明显恶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赤贫重现，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而这些情形在管制资本主义时代基本消失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使得金融危机再现，终究迎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以上历史对于当今中国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有着重要的启示。市场与计划并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这让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混合经济模式给中国带来40年的快速发展，但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却表现不佳，这就使得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崛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许多聲音一直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的多数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留学英美的中国学生得以接触到它们。全球主要经济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此同时，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关系，也会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观点。那些市场活动中的成功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优异品质，而忽视了政府监管、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以及工人对企业的贡献。他们倾向于把政府监管看做是对他们自由追求利润的阻碍。
在这段时期，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为中国建言献策。他们的建议直接源发于新自由主义。他们呼吁缩减甚至去除国有企业，以便让私营企业扩张。如果实行私有化有难度，他们就要求国有企业能像私营企业一样，仅仅关注利润。他们提出削减公共投资，认为这样会鼓励私人投资。他们要求国家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他们呼吁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银行体系。
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开的药方去做，中国的崛起将会戛然而止。银行私有化后，经济增长将放缓，金融将会不稳定。这将危害中国的产业政策，而这些政策早已写进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旨在促进中国迈向全球科技前沿。减少对企业的监管与改善自然环境的目标相背，后者只有通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严格管制才能实现。由于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中无法获得广泛的经济收益，因此，减少公共投资不会换来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削弱国家迈向世界技术前沿的能力。有证据显示，在中国，相较国内私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创造了更为重要的诸多新技术。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阻止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手段而引入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不仅会阻止中国的崛起，而且将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如果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政府停止对经济的积极管制，如果金融体系的资本仅以追逐利润为目的，那么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消失殆尽。
（编辑：易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