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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人民币的升值不但能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价值链中的地位，而且将能为金融体制、企业所有制改革增压，进而推动中国资源跨代优化配置的实现
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根本目的有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和跨代的资源优化配置。决定跨国优化配置资源的诸条件并不能决定一国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和B国如按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和贸易，可以使A和B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假设A国在小麦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纺织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般来说，A国应该出口小麦进口纺织品；B国则相反。
但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要受比较优势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如果A国对B国货币汇率的定值过低，同B国相比，A国就不但在小麦、而且在纺织品上也享有价格优势；而B国则在任何产品上都不享有价格优势。在这种情况下，A国不但将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小麦，而且将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B国则无法出口任何产品）。
在理想的市场机制下，由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里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A国汇率将会升值，直至由于B国得以对A国出口足够多的纺织品，使两国间的国际收支实现平衡。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由于对汇率的干预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不仅取决于贸易项目，而且取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项目，A国可能会长期出口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应该出口的产品。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由一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跨代优化配置决定的。一个面临年龄老化、国内投资收益偏低的社会，为了熨平代际消费，必须通过取得外国资产的方式进行储蓄。获取外国资产的过程就是资本输出过程。而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过程。
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双顺差”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表中同时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习惯上称为资本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同外国在物品和服务以及资金上的交换状况记录，包括四大组成部分：（1）经常项目；（2）金融（资本）项目；（3）官方储备资产；（4）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
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提出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的六阶段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格局会经历六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年轻债务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储蓄水平低，必须从外国获取商品和资本，该国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债务利息和FDI红利）同时是逆差。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因而该国是债务国。
（二）成熟债务国：由于出口行业的发展，贸易项目由逆差转变成顺差，但贸易顺差还不足以抵消投资收益逆差。该国依然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三）债务偿还国：该国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项目依然是逆差，但贸易顺差抵消了投资收益（债务利息和FDI红利）汇出，因此呈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即该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
（四）年轻债权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进一步增加。此时，该国的投资收益已经由逆差转变为顺差。
（五）成熟债权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竞争力下降等原因，该国将出现贸易逆差。但是，由于海外资产的积累，投资收益项目的顺差大量增加，该国依然能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
（六）债权减损国：由于储蓄不足，投资收益顺差不足以抵消贸易逆差，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资本项目出现顺差（海外资本回流）。该国的海外资本净值逐渐减少。如果这种趋势无法扭转，该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弱。
日本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可以看作是日本为迎接老龄社会到来所作的准备。2005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达到 11.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其贸易顺差为10.4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历史上投资收益顺差首次超过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学界把这一转变看作是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同中国的双顺差相对照，日本学者把他们的贸易项目顺差和投资收入项目顺差称之为支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双引擎”。他们认为，法国、荷兰、新加坡等国家处于年轻债权国阶段，而日本正处于由年轻债权国向成熟债权国过渡的阶段。
杰弗里·克洛舍的国际收支格局六阶段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格局很难归入其中。如果把外汇储备的增加等同于资本输出，中国勉强可以归类于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第三阶段的债务偿还国。但是，由于存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不同于典型的债务偿还国。更具体地说，中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增加外汇储备，而不是私人部门购买海外股权、债权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净资本输出国，长期以来（个别时期除外）中国的投资收益都是负数。其原因是作为外汇储备主要形式的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只有3—5%。而目前累计量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的FDI的回报率比美国国库券收益率要高得多。
由于存在各种规避的办法与动机，国家外汇管理局难以获取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外国投资收益的准确数据。此外，中国也没有关于FDI存量的统计。假设外资存量是5000亿美元 （一些人认为只有2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是10% （世界银行的调查数字是22%），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就应该为50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是1万亿美元，假设回报率是5%，则中国所取得的投资收益也应该为500亿美元（其他投资收益略而不计）。如果情况是这样，作为世界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净投资收益为零。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变化，中国就永远无法从债务偿还国过渡到年轻债权国。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未来投资收益项目逆差的增长，中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意味着资源跨代配置的失败。
中国目前是否应该保持贸易顺差，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般而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应该保持贸易逆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如果中国已经超越了一个贫穷国家的发展阶段，而成为一个面临老龄化、国内投资收益过低的国家，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还说得过去。但是在大量吸引FDI的同时，把贸易顺差主要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做法无论如何是有严重问题的。其问题不仅在于收益率过低，而且在于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不要忘记：我们用血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回的只是一些债权凭证。这些凭证是否能够在未来“兑现”为所需要的财富不但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力，甚至也不完全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但是，在内需不足、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不大量引进FDI、不把外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我们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充分揭示了一个基本矛盾：改革相对于开放的严重滞后。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如果一快一慢会发生翻车。开放可以促进改革，但并不能代替改革。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加速改革，“双顺差”之类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消除。我希望，人民币的升值不但能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价值链中的地位，而且将能为金融体制、企业所有制改革增压，进而推动中国资源跨代优化配置的实现。
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根本目的有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和跨代的资源优化配置。决定跨国优化配置资源的诸条件并不能决定一国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和B国如按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和贸易，可以使A和B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假设A国在小麦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纺织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般来说，A国应该出口小麦进口纺织品；B国则相反。
但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要受比较优势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如果A国对B国货币汇率的定值过低，同B国相比，A国就不但在小麦、而且在纺织品上也享有价格优势；而B国则在任何产品上都不享有价格优势。在这种情况下，A国不但将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小麦，而且将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B国则无法出口任何产品）。
在理想的市场机制下，由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里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A国汇率将会升值，直至由于B国得以对A国出口足够多的纺织品，使两国间的国际收支实现平衡。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由于对汇率的干预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不仅取决于贸易项目，而且取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项目，A国可能会长期出口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应该出口的产品。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由一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跨代优化配置决定的。一个面临年龄老化、国内投资收益偏低的社会，为了熨平代际消费，必须通过取得外国资产的方式进行储蓄。获取外国资产的过程就是资本输出过程。而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过程。
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双顺差”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表中同时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习惯上称为资本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同外国在物品和服务以及资金上的交换状况记录，包括四大组成部分：（1）经常项目；（2）金融（资本）项目；（3）官方储备资产；（4）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
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提出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的六阶段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格局会经历六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年轻债务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储蓄水平低，必须从外国获取商品和资本，该国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债务利息和FDI红利）同时是逆差。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因而该国是债务国。
（二）成熟债务国：由于出口行业的发展，贸易项目由逆差转变成顺差，但贸易顺差还不足以抵消投资收益逆差。该国依然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三）债务偿还国：该国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项目依然是逆差，但贸易顺差抵消了投资收益（债务利息和FDI红利）汇出，因此呈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即该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
（四）年轻债权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进一步增加。此时，该国的投资收益已经由逆差转变为顺差。
（五）成熟债权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竞争力下降等原因，该国将出现贸易逆差。但是，由于海外资产的积累，投资收益项目的顺差大量增加，该国依然能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
（六）债权减损国：由于储蓄不足，投资收益顺差不足以抵消贸易逆差，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资本项目出现顺差（海外资本回流）。该国的海外资本净值逐渐减少。如果这种趋势无法扭转，该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弱。
日本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可以看作是日本为迎接老龄社会到来所作的准备。2005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达到 11.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其贸易顺差为10.4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历史上投资收益顺差首次超过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学界把这一转变看作是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同中国的双顺差相对照，日本学者把他们的贸易项目顺差和投资收入项目顺差称之为支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双引擎”。他们认为，法国、荷兰、新加坡等国家处于年轻债权国阶段，而日本正处于由年轻债权国向成熟债权国过渡的阶段。
杰弗里·克洛舍的国际收支格局六阶段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格局很难归入其中。如果把外汇储备的增加等同于资本输出，中国勉强可以归类于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第三阶段的债务偿还国。但是，由于存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不同于典型的债务偿还国。更具体地说，中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增加外汇储备，而不是私人部门购买海外股权、债权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净资本输出国，长期以来（个别时期除外）中国的投资收益都是负数。其原因是作为外汇储备主要形式的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只有3—5%。而目前累计量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的FDI的回报率比美国国库券收益率要高得多。
由于存在各种规避的办法与动机，国家外汇管理局难以获取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外国投资收益的准确数据。此外，中国也没有关于FDI存量的统计。假设外资存量是5000亿美元 （一些人认为只有2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是10% （世界银行的调查数字是22%），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就应该为50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是1万亿美元，假设回报率是5%，则中国所取得的投资收益也应该为500亿美元（其他投资收益略而不计）。如果情况是这样，作为世界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净投资收益为零。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变化，中国就永远无法从债务偿还国过渡到年轻债权国。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未来投资收益项目逆差的增长，中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意味着资源跨代配置的失败。
中国目前是否应该保持贸易顺差，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般而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应该保持贸易逆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如果中国已经超越了一个贫穷国家的发展阶段，而成为一个面临老龄化、国内投资收益过低的国家，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还说得过去。但是在大量吸引FDI的同时，把贸易顺差主要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做法无论如何是有严重问题的。其问题不仅在于收益率过低，而且在于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不要忘记：我们用血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回的只是一些债权凭证。这些凭证是否能够在未来“兑现”为所需要的财富不但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力，甚至也不完全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但是，在内需不足、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不大量引进FDI、不把外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我们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充分揭示了一个基本矛盾：改革相对于开放的严重滞后。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如果一快一慢会发生翻车。开放可以促进改革，但并不能代替改革。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加速改革，“双顺差”之类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消除。我希望，人民币的升值不但能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价值链中的地位，而且将能为金融体制、企业所有制改革增压，进而推动中国资源跨代优化配置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