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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十一月,台湾有个文教基金会邀请叶嘉莹先生回台,帮她做九十大寿。叶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按传统算法,二○一三年确实是九十岁。做寿的场面非常浩大,很多叶先生在台湾的老学生都来了,真是盛会。前一天还是前两天,基金会安排叶先生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办一个演讲,演讲厅很大,但还是座无虚席。演讲时间我在淡江大学本来是要上课的,但我一想叶先生九十岁,我也六十六了(虚岁),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听叶先生演讲,所以我就向淡江大学申请调课,专程去听她演讲。叶先生演讲两小时,始终站着,从头到尾声音都没有减弱,让我们这些老学生非常佩服,又非常高兴,知道叶先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在叶先生回台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已买到叶先生的口述自传《红蕖留梦》,他要求我把这本书拿去给叶先生签名,我很高兴在生日宴会时找到机会让叶先生签了名。这本书现在还留在我手边,还没有还给我的朋友。
我有空就翻阅《红蕖留梦》。叶先生过往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所以就采取跳读的方式,专找我不熟悉的先读。叶先生的一生有很坎坷的部分,但也很幸运,常常有师长、学生、朋友以及海外汉学家帮她的忙,让她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这本自传是在她晚年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口述的,讲话的语气没有她中年时候那种孤愤的激情,现在的读者如果不知道叶先生以前的事迹,可能会觉得叶先生一生都是很幸福的。其实远远不是如此。叶先生是在一九七八年回国教书以后,才逐渐达到她生命的高峰的。她灿烂的晚年是她有意的选择所促成的。现在叶先生誉满全国,她所作的任何演讲都有录音,都有人帮她整理成书,都能畅销,而这些是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累积,再加上她为追求自己生命的安顿,在艰难的条件下,下定决心选择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所导致的结果。看到叶先生这样的生命追求,真是让我无限向往,让我对她产生深厚的感情。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两年前叶先生的长女和女婿结婚才三年,就出了车祸同时过世,叶先生非常痛苦。叶先生说:“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我不愿意让外人看见我哭哭啼啼的,听别人说一些同情的话,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我写下了哭女诗十首。”她的长女是和她同甘苦共患难的,她的先生被关在政治牢中的时候,她必须独立抚养女儿。她在中学上课时,没有人照顾女儿,她必须把婴儿车推到教室后面,然后她才上台讲课。这个女儿从小就知道她生活的苦难以及她的寂寞,应该说,女儿的去世,把她平生最不为人知的隐痛都带走,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像女儿那样了解她的人,悼女诗的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叶先生坦言,她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她的先生嫉妒她的才华,“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丢掉”,对于这样的男人她可以养他一辈子,“我吃苦耐劳的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她的先生被关了将近四年,她带着长女相依为命地度过那几年。现在她的长女突然过世,让她悲从中来。家已破碎,这就是她一辈子辛劳的成果吗?女儿的猝然离世,引发她对婚姻失败的悲苦,让叶先生有“生何以堪”的感慨,这可以说是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危机。
就在这个精神危机的时刻,刚好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逐渐改善,她就想到要回国教书。一九七八年春天,她给国家教委写了申请书。“当时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投寄。我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下飘浮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其中第一首说: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了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一九七八年,叶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所以说“渐看”,是说慢慢地看着归鸟回巢,看着它们都有归宿,再想到自己,“我”要怎么办?这样才能转入下一句“谁与安排去住心”,“我”在海外漂泊数十年,谁能够让“我”的“去住心”有最后的归宿,不是应该回祖国教书吗?因为这样的思索、这样的选择,叶先生终于能够得到最光辉灿烂的晚年。
在写了前面所提到的《向晚二首》之后不久,叶先生又写了《再吟二绝》,其中第二首说: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第一句的“空能怀故国”,是说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第二句的“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这是叶先生自己的解释,实际上我对这二句,还有另外一层的解释。你在海外,如果过度表达中国情怀,人家甚至会不高兴,你的感情甚至会遭到嘲讽,有时还会遭到辱骂。第三、四句当然不需解释,大家都能理解。我读这首诗时,已经年满六十五岁,按规定是可以退休了,虽然我可以再延长五年,但我不想延了。我不想再在台湾教书了,我决定接受重庆大学的聘书,到大陆客座半年。叶先生说,“骥老犹存万里心”,她写诗时五十四岁,而我读诗时已六十五岁。我深受感动,觉得六十五岁再到大陆教书,未为晚也。后来,我在重庆的客座又延了一年,要不是我母亲年纪已大,我还想继续教下去。
上面这两首诗,我一读再读,决心背下来。如果我还是二十岁,这一点都不难。但是现在年龄老大,刚背下来,过两天就忘了,在两个月内我隔几天就复诵一次,现在我大概可以随口背出来了。读叶先生的《红蕖留梦》,这两首诗最让我感动。
最后,我讲一件至今难以忘记的事。一九九九年庆祝新中国五十周年,并举行阅兵,我们“中国统一联盟”有十多人受邀参加庆典,住在北京饭店。“十一”前一晚,接待人员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要出发,绕小巷子步行至少四十分钟,才能走到指定要我们坐的位置。接待人员希望我们早一点睡觉,以免第二天体力无法应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走出饭店,其中有年过七十的陈明忠和林书扬,还有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一些台湾老政治犯,还有六十二岁的陈映真,以及五十一岁的我(我算是较年轻的)。我们都精神奕奕的,非常兴奋,准备迎接马上到来的庆典。走着走着,从一条小巷子绕到另一条小巷子时,从第三条小巷子也走出一群人,我跟陈映真马上看到叶先生。陈映真虽然大我十一岁,但也是叶先生的学生,他在淡江大学读书时,上过叶先生的“大一”国文。他交给叶先生的第一篇作文,后来发表后就成为他的第一篇小说。我们两人急着跟叶先生打招呼,叶先生很高兴,一面走一面聊天,一直走向天安门,走到阅兵台才分手。这是我们三人在京的一次奇遇,我一直没有忘记。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三年版)
在叶先生回台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已买到叶先生的口述自传《红蕖留梦》,他要求我把这本书拿去给叶先生签名,我很高兴在生日宴会时找到机会让叶先生签了名。这本书现在还留在我手边,还没有还给我的朋友。
我有空就翻阅《红蕖留梦》。叶先生过往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所以就采取跳读的方式,专找我不熟悉的先读。叶先生的一生有很坎坷的部分,但也很幸运,常常有师长、学生、朋友以及海外汉学家帮她的忙,让她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这本自传是在她晚年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口述的,讲话的语气没有她中年时候那种孤愤的激情,现在的读者如果不知道叶先生以前的事迹,可能会觉得叶先生一生都是很幸福的。其实远远不是如此。叶先生是在一九七八年回国教书以后,才逐渐达到她生命的高峰的。她灿烂的晚年是她有意的选择所促成的。现在叶先生誉满全国,她所作的任何演讲都有录音,都有人帮她整理成书,都能畅销,而这些是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累积,再加上她为追求自己生命的安顿,在艰难的条件下,下定决心选择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所导致的结果。看到叶先生这样的生命追求,真是让我无限向往,让我对她产生深厚的感情。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两年前叶先生的长女和女婿结婚才三年,就出了车祸同时过世,叶先生非常痛苦。叶先生说:“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我不愿意让外人看见我哭哭啼啼的,听别人说一些同情的话,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我写下了哭女诗十首。”她的长女是和她同甘苦共患难的,她的先生被关在政治牢中的时候,她必须独立抚养女儿。她在中学上课时,没有人照顾女儿,她必须把婴儿车推到教室后面,然后她才上台讲课。这个女儿从小就知道她生活的苦难以及她的寂寞,应该说,女儿的去世,把她平生最不为人知的隐痛都带走,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像女儿那样了解她的人,悼女诗的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叶先生坦言,她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她的先生嫉妒她的才华,“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丢掉”,对于这样的男人她可以养他一辈子,“我吃苦耐劳的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她的先生被关了将近四年,她带着长女相依为命地度过那几年。现在她的长女突然过世,让她悲从中来。家已破碎,这就是她一辈子辛劳的成果吗?女儿的猝然离世,引发她对婚姻失败的悲苦,让叶先生有“生何以堪”的感慨,这可以说是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危机。
就在这个精神危机的时刻,刚好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逐渐改善,她就想到要回国教书。一九七八年春天,她给国家教委写了申请书。“当时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投寄。我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下飘浮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其中第一首说: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了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一九七八年,叶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所以说“渐看”,是说慢慢地看着归鸟回巢,看着它们都有归宿,再想到自己,“我”要怎么办?这样才能转入下一句“谁与安排去住心”,“我”在海外漂泊数十年,谁能够让“我”的“去住心”有最后的归宿,不是应该回祖国教书吗?因为这样的思索、这样的选择,叶先生终于能够得到最光辉灿烂的晚年。
在写了前面所提到的《向晚二首》之后不久,叶先生又写了《再吟二绝》,其中第二首说: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第一句的“空能怀故国”,是说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第二句的“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这是叶先生自己的解释,实际上我对这二句,还有另外一层的解释。你在海外,如果过度表达中国情怀,人家甚至会不高兴,你的感情甚至会遭到嘲讽,有时还会遭到辱骂。第三、四句当然不需解释,大家都能理解。我读这首诗时,已经年满六十五岁,按规定是可以退休了,虽然我可以再延长五年,但我不想延了。我不想再在台湾教书了,我决定接受重庆大学的聘书,到大陆客座半年。叶先生说,“骥老犹存万里心”,她写诗时五十四岁,而我读诗时已六十五岁。我深受感动,觉得六十五岁再到大陆教书,未为晚也。后来,我在重庆的客座又延了一年,要不是我母亲年纪已大,我还想继续教下去。
上面这两首诗,我一读再读,决心背下来。如果我还是二十岁,这一点都不难。但是现在年龄老大,刚背下来,过两天就忘了,在两个月内我隔几天就复诵一次,现在我大概可以随口背出来了。读叶先生的《红蕖留梦》,这两首诗最让我感动。
最后,我讲一件至今难以忘记的事。一九九九年庆祝新中国五十周年,并举行阅兵,我们“中国统一联盟”有十多人受邀参加庆典,住在北京饭店。“十一”前一晚,接待人员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要出发,绕小巷子步行至少四十分钟,才能走到指定要我们坐的位置。接待人员希望我们早一点睡觉,以免第二天体力无法应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走出饭店,其中有年过七十的陈明忠和林书扬,还有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一些台湾老政治犯,还有六十二岁的陈映真,以及五十一岁的我(我算是较年轻的)。我们都精神奕奕的,非常兴奋,准备迎接马上到来的庆典。走着走着,从一条小巷子绕到另一条小巷子时,从第三条小巷子也走出一群人,我跟陈映真马上看到叶先生。陈映真虽然大我十一岁,但也是叶先生的学生,他在淡江大学读书时,上过叶先生的“大一”国文。他交给叶先生的第一篇作文,后来发表后就成为他的第一篇小说。我们两人急着跟叶先生打招呼,叶先生很高兴,一面走一面聊天,一直走向天安门,走到阅兵台才分手。这是我们三人在京的一次奇遇,我一直没有忘记。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