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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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本土心理资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社交媒体使用量表、本土心理资本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江西某高校的54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使用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本土心理资本,相对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影响更大;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相对于人际型心理资本,事务型心理资本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
  [关键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社交媒体使用;本土心理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5-0120-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5.020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心理指标之一[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盛行,大学生日常生活离不开社交媒体已成为普遍现象,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生活的主要问题,也成为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究了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是结论仍然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用户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2][3][4];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妒忌、抑郁等消极情绪,降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5][6][7]。有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不同的研究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标准以及测量指标;二是存在第三种中介或调节变量影响用户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8]。因此,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揭示。
  目前多数研究仅从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这一单一维度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而基于不同维度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往往是不同的[9]。另外,由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必然会对使用者的社会心理产生影响[10],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11],而以往研究较多基于西方心理资本的视角,缺少符合中国集体文化环境下本土化研究。因此,根据已有成果,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交媒体不同使用维度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重点考察本土心理资本在社交媒体使用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与个体的心理关系,对引导大学生更好地使用社交媒体,提高大学生心理资本,提升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一)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幸福感
  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体使用不是一个单维度概念,人们会基于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目标来使用媒体,从而产生不同的使用效果[12]。由于社交媒体是以移动和Web技术为基础,是人们创造、分享、交流信息和想法的一种高度互动的网络社交平台[13],内容、社区和Web2.0是界定社交媒体的三个关键元素[14]。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同时具有媒体属性和社交属性,媒体属性主要体现在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ent,UGC)上,即社交媒体的内容是由社交媒体用户原创或者拷贝而来,并且能够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分享和传播[15]。社交属性则体现在连接关系上,即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进行在线社会交往[16]。因此,本文将从基于内容的使用和基于社交的使用两个维度对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行分析。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做出的认知性和情感性的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后者是指个体生活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感(抑郁、焦虑、紧张等)两个方面[17]。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社交媒体用户一方面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向其他人展现其内心的情感[18],体现自己的存在感,获得自我肯定,增加用户的积极情绪[19],提升生活满意度[20];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实现内容的创造、获取和分享,一旦其生成的内容受到采纳和传播,用户会产生愉悦的感受[21],从中获得的信息、知识的滋养也可以帮助用户拥有较高成就感,展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22]。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H1a: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H1b: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二)社交媒体使用与本土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 Appreciation,PCA)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23]。柯江林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将心理资本分为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24]。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基于社交的使用可以帮助人们加深与朋友的关系[25],拓展人际交往的范围,实现社会资本尤其是线上社会资本的聚集和深化[26]。同时,还可以通过彼此的互动、点赞、评论获得社会支持[27],从中获得归属感、满足感和自我认同感,有利于提升自信心[28],加深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了解,进而帮助人们提高社交技能和社會适应能力[29]。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H2: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本土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H2a: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事务型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H2b: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型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
  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扩大获取信息的范围和种类,利用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信息价值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或产生新的想法,在与他人进行信息互动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认知力水平和判断力水平[30]。另一方面,人们不仅仅被动地接受信息,也可以主动参与信息构建,成为内容的创作者和信息贡献者,从中获取更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31]。同时,交换和分享内容会引来朋友甚至陌生人对内容的点赞或评价,这样就强化了人们与朋友的关系乃至扩大交际范围[32]。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3: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本土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
  H3a: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事务型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
  H3b: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型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
  (三)本土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心理资本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有着广泛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33],与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显著正相关[34][35]。同时相关研究也证明,事务型心理资本高的个体会不断追求和努力实现有价值的目标,积极处理所面对的问题与挫折[36],容易获得目标实现的满足,而人际型心理资本高的个体由于善于维持人际和谐而得到情感支持,产生的积极情感更强[37],能够获得较多的幸福体验。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4:本土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H4a:事务型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H4b:人际型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四)本土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表明,个体和环境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心理资本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王建坤等的研究证实大学生学习倦怠可以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38];徐文君发现心理资本在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和焦虑、抑郁等负向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39];余祖伟等则证实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内在目标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0]。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综合H1、H2、H3和H4的理论假设,可以推断社交媒体作为影响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的环境因素,将会通过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H5: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交媒体使用(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本土心理资本(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江西省某高校本(专)科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共回收问卷785份。删除明显逻辑错误、填写不规范、连续多个题目选项相同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为69.8%。其中女生占33.6%,男生占66.4%;大一占16.7%,大二占39.6%,大三占20.7%,大四占23%;本科占30.2%,专科占69.8%;经常使用QQ的占100%,微信占96.8%,微博占14.9%,贴吧占25.6%,其他占4.9%。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用量表均来自成熟量表,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用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
  社交媒体使用量表来自Hoffman et al.的研究[41],分为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分别包含6个题项,共12个题目。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14,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量表Cronbach’s ɑ系数为0.827,信度较好。
  本土心理资本采用的是柯江林等的心理资本短版量表[42],并根据高校情境进行了改编,形成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该量表包括事务型心理资本(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奋发进取、坚韧顽强)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包容宽恕、尊敬礼让、谦虚诚稳、感恩奉献),每个维度5个题项,共40个题项,其中反向计分2题。事务型心理资本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008,GFI=0.923,AGFI=0.897,NFI=0.915,IFI=0.955,CFI=0.955,RMSEA=0.054,各维度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630~0.871之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各维度Cronbach’s ɑ系数在0.818~0.836之间,总量表Cronbach’s ɑ系数为0.900,信度较好。人际型心理资本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482,GFI=0.914,AGFI=0.883,NFI=0.881,IFI=0.925,CFI=0.925,RMSEA=0.065,各维度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504~0.807之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各维度Cronbach’s ɑ系数在0.737~0.821之间,总量表Cronbach’s ɑ系数为0.859,信度较好。
  主观幸福感采用Die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和Bradbrun等人编制的情感量表[43][44],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5个题项,情感量表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共10个题项。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818,GFI=0.927,AGFI=0.893,NFI=0.934,IFI=0.957,CFI=0.956,RMSEA=0.072,各维度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453~0.851之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各维度的Cronbach’s ɑ系数在0.749~0.919之間,总量表Cronbach’s ɑ系数为0.891,信度较好。主观幸福感的计算采用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加积极情绪的得分,减去消极情绪的得分[45]。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4.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管理,并使用SPSS24.0和AMOS22.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本研究在问卷题项设计时,通过反向问题的设计删除了存在明显逻辑性问题的问卷。同时,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4.657%,明显小于50%,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四、结果分析
  (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4.0对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如表
  1所示)。从平均分可知,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交活动,并且大学生的人际型心理资本水平略高于事务型心理资本。从相关性来看,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的使用、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的使用、事务型心理资本、人际型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些分析结果为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整体模型适配度和关系假设检验
  1.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为了让模型更简洁,本文先对本土心理资本量表题项进行打包。由于事务型心理资本总量表Cronbach’s ɑ系数为0.900,各维度Cronbach’s ɑ系数在0.818~0.836之间;人际型心理资本总量表Cronbach’s ɑ系数为0.859,各维度的Cronbach’s ɑ系数在0.737~0.821之间,满足打包处理的单维和同质的要求,因此,采用内部一致性法将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4个维度分别打成4个包[46]。
  采用AMOS22.0对整个模型适配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整体而言,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结构模型的假设关系通过路径关系来检验。从模型路径图可以发现(如图2所示),在本研究模型中的假设中,H2a、H2b、H3a、H3b、H4a和H4b因其标准化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而被支持,而H1a和H1b因其标准化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而被拒绝。
  (三)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寻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利用Bootstrap方法检验本土心理资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重复随机抽样法在原始数据(N=548)中抽取2 000个样本,在95%的置信区间下进行估计,偏差校正的结果(如表3所示)。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75,0.258),不包括0,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171,0.026),包括0,说明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不存在直接效应;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30,0.150),不包括0,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81,0.104)包括0,说明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不存在直接效应,这一结果与路径分析中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不显著相吻合。
  为了进一步检验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分别在控制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情况下再次进行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人际型心理资本在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通过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前者的中介效应值为0.082,后者的中介效应值为0.05。因此,假设H5得到部分验证。五、结論与启示
  (一)结论
  笔者从本土心理资本的视角构建了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研究结论如下:
  1.同时考虑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本土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这点与研究假设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与外部因素相比,内部因素是影响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近端因素[47]。因此,当同时考察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作用时,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变得不显著,而是通过影响心理资本作用主观幸福感。
  2.社交媒体使用能够提高大学生心理资本,并且相对与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均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人际关系构建,并从他人那里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得到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但是,与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的是,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效果需要依赖他人的反馈来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感受,并且与线下现实社交有所不同,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交缺少深入的互动和交流。因此,对心理资本影响有限[48],而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聚焦个人事务,可能会有更多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展示,从而对事务型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均有较大影响。
  3.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并且事务型心理资本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同时,事务型心理资本完全中介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影响。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心理资本作为重要的内在积极心理资源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并且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容易受事务型心理资本的作用。这点与其他如企业管理领域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相同[49]。这可能是由于对于企业员工而言,更强调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氛围,和谐的氛围对工作的满意度、幸福感影响重大;而大学生的生活环境简单,学习为首要任务,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这可能与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个性特征有关,本研究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95后甚至00后,大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做事独立,不太考虑他人的感受。因此,人际型心理资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不显著。
  (二)启示
  当代大学生作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使用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高校而言,一方面,由于担心大学生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学业拖延、焦虑、依赖、抑郁等问题,而对大学生手机、网络的使用进行限制;另一方面,高校已经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线上教学等形式开展日常的管理、教学等工作,鼓励大学生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学校、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因此,是否可以使用,以及怎么使用社交媒体是困惑高校管理者的问题。目前高校管理者更多关注的是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强度,而对大学生为什么会使用社交媒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大学生的心理及幸福感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不了解,而这对有效进行学生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本研究表明,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是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最重要的两个目的。一方面,大学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与他人建立社交网络;另一方面,大学生通过社交媒体查找、创造和交换所需内容。研究还证明,无论是基于内容的社交媒体使用,还是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会对大学生的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因此,在管理实践中,学校应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积极作用,对大学生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引导,鼓励大学生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学习、查阅资料,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增强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引导大学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社交属性进行互动、交流、探讨,推动知识的学习、信息的传递,深化对内容的理解认识,在增强事务型心理资本的同时还能提高人际型心理资本。学校还可以通过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借助社交媒体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使大学生能够相互包容、相互学习,为面对挑战和应对难题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撑,增强人际型心理资本,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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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增石)
  The Impact of Using Social Media o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pectives from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ory
  CHEN Ying, LEI Qi, GAO Mingjie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mediation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 sample of 54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 of social media use scale、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Results revealed that:(1)The use of social media can positively affects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students, compared with the social-related social media use, content-related social media us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both task-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guanxi-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2)Both content-related social media use and social-related social media use could influ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full mediation of task-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3)Both task-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guanxi-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positively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compared with guanxi-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task-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ntent; social; social media use; loc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s
  [收稿日期]2021-02-17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交媒体依恋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项目编号:JC161008);江西省教育厅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江西省大学生攀比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YB222)。
  [作者简介]陈莹(1982-),女,河南周口人,硕士,九江学院电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营销。雷祺(1971-),男,湖北黄梅人,博士,九江学院电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消费心理。高明杰(1983-),男,吉林延边人,博士,九江学院电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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