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齐划一的深色西装，高高梳起的大背头，这是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留给媒体的印象。7年老师，10余年的新闻从业经验，王旭明几度语出惊人。他曾经炮轰媒体“往深了说就是无知”，也批评一些人“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这让他在新闻发言人群体中显得十分高调。2008年，他从教育部发言人的舞台卸任，来到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不久前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明正言顺：王旭明谈官员的说话之道》，并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
　　写书是为了弥补空白
　　王旭明的办公室给人第一感觉就是“满”：整整两面墙的书柜，巨大的办公桌上，堆了一圈半米多高的书报杂志，只剩中间一块可以伏案，沙发也有1/3被报刊淹没。“在教育部养成习惯了，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晚上九十点，思考一天的工作，再往脑子里灌点东西。我看国内外的重大新闻，不只是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看评论和观点。”
　　王旭明曾经坦承是个“自恋的人”，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新闻发言人，他也有足够底气。上世纪80年代，他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当中学老师，后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调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起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熟悉教育，也知道记者要什么，在教育部时我什么问题都敢答，毕竟几十年的业务经历在那。”有人曾经评价王旭明“个性鲜明，坦率、专业”，是个“说人话的家伙”。也正是因为“敢说人话”，身为发言人的王旭明没少成为新闻主角，王旭明坦然地说，“用行话说，这叫议题设置，用一些夸张、渲染的词，刺激下媒体，让他们密集报道。比如当时大学生养猪的新闻，媒体都说‘他怎么能去养猪呢’，我觉得有知识去养猪也没什么，说不定就有突破，这说法后来就成了‘大学生养猪论’，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只是在形象表达，加大效果。”
　　卸任这几年，王旭明出了4本书。除了《明正言顺：王旭明谈官员的说话之道》，还有《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再对教育发言》、《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然而，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发誓终身不写书。“我是个非常厌恶和反对写书的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图书中，有相当一批是精神垃圾。我不能做精神垃圾的创造者。”但后来，每当“看着夕阳西下，枯藤老树昏鸦，难免有些寂寥”，“想起自己十年的新闻官经历，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于是就有了第一本书。其实，像我这样想法的人连出4本书，也说明社会在这方面是有多大的空白。”
　　有些官员不会好好说话
　　王旭明的4本书中，3本与说话有关，而《明正言顺》则是第一次针对官员说话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次出书谈官员说话之道，是有什么话一定要说吗？
　　王旭明：我一开始思考的是新闻发言人的表达问题。但后来发现，不只发言人，官员甚至所有人，说话都很重要。普通公民的影响和覆盖面有限，官员是领导一方的人，可能影响到一方人对政府和党的理解。所以，他们会不会说话是职务要求。
　　我一直强调，重大事件发生时，仅有新闻发言人不够，相关领导一定要出席新闻发布会，因为重大事故后，民众最想知道的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态度，二是事实。那时可能还提供不了足够事实，所以态度更重要。民众更能接受的是具象化的人，相关部门的领导出来解释，才能让人信服；而新闻发言人则要做好统筹组织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时代，对官员们说话的要求是不是更高？
　　王旭明：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媒体都被绑架到了一个狂欢的盛宴上，事情一出来，民众马上就有反应，这非常考验官员即时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能力。而现在，我们的官员面对媒体时，有的紧张得说不出话，有的只会说空话套话，还有的态度傲慢，在舆论面前显得非常笨拙，这一来一回损耗的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信誉和公信力。
　　环球人物杂志：不久前陕西省一位安监局长因为在车祸现场微笑而被民众批评，广东省的一位武装部长也在与空乘人员的争执中表现不当。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王旭明：就陕西安监局长来说，首先灾难面前你乐了，就得承认错误，而不该再辩解说什么缓解情绪，这很虚伪。其次，他在个人财产问题上公开说谎。你说5块名表，人家马上把七八块弄出来。最后经查他真有问题，这说明他最初全是谎话。这样的官员不用学说话，得先学做人，因为你技巧越高，越能造假。此外，他的上级国家安监局应该表态，但我们没有听到。
　　与空姐发生肢体冲突的武装部长就不是赔礼道歉的问题了。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说：“我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我，如果我的行为触犯了党规政规，请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这才叫把好话好好说。此外，地方武装部应该发声，宣传部发什么声啊？而航空公司连句安慰员工的话和对打人者的谴责也没有，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要抵制这家航空公司，虽然是激愤之词，但我确实是怒不可遏。
　　环球人物杂志：能具体说说目前中国官员说话中存在的问题吗？
　　王旭明：官员其实就说两类话：好话和坏话。好话就是成绩，包括卫星上天、经济稳定、GDP上涨，等等。我们习惯于公布数字，讲伟大意义，但这些话老百姓根本听不进，国际媒体也听不进。你看铁道部1800万元的天价宣传片，且不说贵不贵，基调拔很高，百姓就接受不了。因此，未来学者奈斯比特曾说，中国还没有学会在世界面前营销自己。
　　不过好事说不好，还不至于引起反感。麻烦的是，不好的话不会好好说。我们现在许多官员，不好的事件也千方百计往好里说，比如地震，到一些官员嘴里就成了宣传抗震救灾、英雄事迹，这些宣传没错，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地震是件坏事的属性。
　　言語重要，心正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作为官员，话该怎么说？
　　王旭明：首先，要勇于即时面对媒体。我们以前总是等事件结束，公布最终数字和消息，结果谣言已经上了跑道，真相还在穿鞋。事后你再解释，错误认识都已深入人心。很多道理，其实就像小葱拌豆腐似的，谁是谁非都很清楚，但当下中国，“是”的不站出来，“非”的胡搅，精神世界一片混沌。 　　其实，官员不要怕事情发生，处理得好、表达得好，政府的威信同样会高一层。比如2010年的上海静安大火。事发当晚，我就看到新闻滚动播出，实时更新数据。当天午夜1点，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到了现场，衣着凌乱，表情非常焦急，一个城市的领导人来表明态度，这对安稳民心太重要了。然后，在上海人代会上，俞正声要求把该事件加进讲话中，让上海人记住这个教训，这就是为百姓代言，老百姓爱听。当然，敢讲话不是泼妇骂街，还得有思想、懂业务。一些官员一问三不知，马上就脸红，这样的心理素养怎么能跟公众讲话？
　　环球人物杂志：在说话中要注意什么呢？
　　王旭明：这个就太多了。首先，对媒体的态度不能居高临下，要平等。其次，不要花里胡哨，多接地气，形象化地说。再次，温情与激情并重，拿捏好深浅，适度表达，等等。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中说，真正会说话的官员得不到提拔重视，不会说话的反而平步青云，这是不是超出了“说话”的范围？
　　王旭明：我曾经在培训班上问过很多官员，如果上级让你造假，你怎么保证真实？许多官员回答说，就是要把谎说得跟真的一样，以“实现领导意图”，这让我毛骨悚然。
　　我觉得我要当了领导，会要求凡是不敢讲话的人不能提拔，只会讲大话套话空话的人绝不能提拔，一定要让敢讲话成为官员的自觉和潜意识。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很多领导岗位上的人，恰好相反，这就太悲哀了。真实确实很难，但我们要对它时刻崇拜。
　　环球人物杂志：您做发言人这些年，能完全做到真实吗？就没有不能说真话的时候？
　　王旭明：我承认我也没有那样的勇气，但我有保持沉默不说谎的权利。比如我卸任前几个月，汶川发生大地震，公众最关心的就是有多少师生伤亡，多少房屋倒塌，这个数据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没有得到授权发布。很多记者围着我，我只能反复说，我没有得到授权发布，真的请你理解。
　　这样的遗憾有很多。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所有事情都该公开，但职务行为却要求我不能公开，每次都是心灵搏斗的过程。我所能做的，就是积极推动和促进事情公开，但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我。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评价说，一些官员行为上的问题，言语根本补救不了。
　　王旭明：说话和品行本来就不是先后关系，而是互为依存。一个品行非常好的人可能没有足够技巧但他会谦卑憨厚，对性格的约束也会影响言语。但品行恶劣的人，他说话一定是骄横，大多数人是遵循这个规律的。所以官员各方面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得心正，真心为老百姓想。
　　守住底线，绝不说谎
　　两小时的访谈里，王旭明的态度始终温和，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情绪起伏。对这种状态，王旭明很适应：“我是个恬淡的人，但也愿意表达。”
　　环球人物杂志：您极少回应争议，为什么？
　　王旭明：我不愿意打嘴仗，到我这岁数，不好听的早不往心里去了。我大学学中文，老庄哲学是我的人生理念，而且我说话从来都守住底线，绝不说谎。我的话可以有争议，可以有水平高低，但不会不真实。当然，我也更愿意听好听的話。
　　环球人物杂志：曾经担心过言多必失吗？
　　王旭明：当然有，也时时怕着。我尽量控制住我的节奏、愤怒的情绪和发表的内容。你看到的这些是我想表达的一部分，但远远不是全部。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什么事是后来反省确实做得不好的？
　　王旭明：肯定有，比如我曾代表教育部宣布“清退”44.6万名代课老师。有记者问我清退的含义，我当时说就是清理和退出。央视一位记者批评我：“政策是严肃的冷的，发布时为什么不能温暖一点？”后来我就真的改了，注意通过变化的表情和语气来发布消息。
　　环球人物杂志：从新闻发言人到出版社社长，您更喜欢哪个状态？
　　王旭明：工作时间都是谋生，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我更愿意在家待着。不过此前的工作，老师、记者、新闻处处长、发言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不谈钱，只追求对民众好。出版社工作就完全不同，要谈经济效益，一下要钻进钱眼里，这不仅是考验，也是心灵的折磨。但没办法，这是工作需要。我也逐渐适应了，现在和别人谈事，常常首先考虑对我的单位有多大利益。这种状态跟我虽然不是很合，但都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