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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一项颠覆性技术革新，已全面融入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二者的结合是必要也是必然的选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路径，其作用主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五个方面体现。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思维模式、法律制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家治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路径
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所谓的“国家治理”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国家治理模式可被视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物质文化生活，更多地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诉求，这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到基本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3]，是顺应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是党和政府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和法治两大主题，提出完善各项制度体系，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个层次的治理能力。可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落于实处，必须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实施路径。本文所探讨的国家治理的技术路径是指国家治理借以实现的技术工具、手段及其发挥作用的模式，现阶段具体表现之一为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中介和工具，对政府、市场和公众的行为作出规范并提供服务。因此技术路径和传统路径有相同的目的，而技术路径是道德路径、制度路径和法律路径的物化和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稳定性、准确性、开放性、可靠性等优越性，能更好地保证社会法律、制度的强约束和道德的软约束的实施。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积极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支持。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了详细的战略规划，并强调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法规、政策支持等软约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力争到2030年将我国建成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我国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涌现出大批独角兽企业，其研发成果广泛用于安防、智慧城市建设、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各个方面，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国家治理中制度和政治层面的影响已初现端倪，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在技术层面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经济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能力表现为渗入社会能力、汲取社会资源能力、配置运用资源能力以及协调社会关系能力等多方面，在经济层面的国家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完善、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以及调控产业结构升级。
（一）巩固和完善所有制制度
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应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决定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经济利益的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多层次性，因此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4]，扩大国有资本的投资领域，纳入社会资本是完善所有制制度的根本要求。但由于国有企业担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等多方面的特殊性，对于纳入的社会资本要谨慎选择、实时监督，确保社会资本的高质量运作和国有资产安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的使用可以获取、挖掘准确、全面的社会资本信息，形成社会资本信息库，根据现有的和历史的信息预测各类社会资本的运营风险，在此基础上智能化选择高质量、匹配度高的社会资本和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减少了人为选择的主观性，在大量数据、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有利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的同时，给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提供了公开、透明、公平的竞争机会。发挥各种资本的优势，相互促进[4]。
（二）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二者的关系，明晰二者的边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监管，使得市场经济得到有效监管和平稳运行，防止市场自身的自发性、滞后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和经济秩序混乱。
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拓宽了政府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改变了原有的自下而上、逐级上报的单一的信息获取方式，防止市场主体提供信息时存在欺瞒、谎报等行为，实时、准确获取市场价格波动、企业运营情况、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金融市场利率、货物进出口额等多种市场信息，共享税务、工商、质检、安检等多个机构的数据，通过数据平台的双向互动直接掌握消费者、生产者等多种市场主体的个性化、真实需求和意见反馈，在上述海量数据和信息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感知、机器学习等技术实时监测市场、警示市场主体之间的恶性竞争、预测市场发展方向，从而制定更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边界更加清晰，在充分获取信息的基础上政府监管将更加科学、高效，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政治和法律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更加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其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能够发挥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机器的先进性，替代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等要素的使用，使得整个生产过程精确化、智能化、高效化，促进传统产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变“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与此同时能够加强各生产部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联互通，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有利于构建现代化供应链。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共享经济”“低碳经济”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经济新业态[5]，增加产品附加值，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治理的现代化
（一）推进“有为政府”建设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有能力的政府是现阶段实现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第一，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入到行政领域后，在政府管理结构上表现为传统的科层垂直结构和官僚支配机制会转向神经网络结构与算法支配机制[6]。改变了原有的信息传递和决策制定的垂直结构，各部门之间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得到有效传达，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壁垒，科层之间的等级结构被弱化，实现了“一站式服务”，政府官员懒政、怠政行为乃至腐败行为得到抑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第二，促使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在工作模式上，改变原有的固化的行政制度，模拟各类行政管理人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通过机器学习和智能算法形成智能行政終端，使得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管和服务等一系列行政过程更加灵活、精准和数字化，减少了行政人员规模、统一冗杂的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科层制管理结构扁平化[7]。
第三，提高政府官员素质。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了大量简单重复的行政工作，低水平行政人员需求减少，为政府官员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大数据思维模式提供了激励机制。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行政过程中发挥决策、执行和监管功能，人工智能算法有自身的缺陷，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这对政府官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创新性治理工具，能够跟踪政府历史决策及决策效果，为各地区、各层次的政府官员提供个性化培训和发展建议，提高政府官员行政能力。
（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8]。民生和民权的改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具有广度和深度、广泛化、多层次、制度化民主。具体来说，就是我国法律和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等各个过程中都要实现广大人民的广泛参与，在治国理政时同广大人民和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真正发挥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充分信息为基础，即最大程度上采集和反映民意。保证公民在政治系统中的输入状态[9]，信息来源的广泛度、真实度、规模影响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专业性。
在传统的民主化进程中，采用间接民主的方式，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差别较大、公民需求多样化、民意传达和反馈渠道有限、公民素质和能力限制等原因，民意表达的广泛性不强。同时由于存在社会结构和阶层化，某些阶层更能掌握表达意愿的权利并操纵传达过程。因此在量上和质上都影响有效获取和甄别多元化的、个性的民意表达[10]。
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政务交互平台实现了自然语言识别和图像识别等，打破了信息传递形式的约束，公民能够通过文字、图片、声音等多种数据类型传递多方面的利益需求，拓宽了信息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形成民意大数据平台，实时、准确、全面跟踪掌握社会信息，减少人为干预导致的民意信息采集片面、扭曲等问题，为广大基层人民的诉求表达提供了条件，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民主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系统等大数据平台，在实现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识别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对大量民意信息进行识别、提炼，最终抽象概括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诉求，并给出初步的政策建议，真正解决老百姓的根本需求，将民意落到政策实处，大大提高了政策制定的效率和针对性，实现有限的政府资源效用最大化和公民参与决策的广泛化。
（三）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统一
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政府、市场和公民三者的治理协调[11]，在保证中央政府统筹协调、集中调度的前提下加强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一核多元的良性互动合作管理体系。
首先，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传统科层制强调二者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而随着现代政治体系的不断发展，中国目前的科层制既注重央地层级的次序权威性，也注重央地之间的互动性和地方各级的自主性，注重中央权威和地方自主性的均衡结合一直是中国促进中央和地方协同的重要举措[10]。
我国的央地关系受制于不同阶段的经济基础，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演变，经历了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放权”和“集权”的循环往复和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均未能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为目标，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12]。
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地方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优化成为央地关系制度化和法治化调整的直接切入点[13]。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在地方政府监督体系、绩效考核体系建设方面均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上级监督、平级评估和群众负向反馈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利用数据分析和机器识别技术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全面、清晰、智能的监督，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建立GDP、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等硬指标和生态治理成果、人民满意度、制度体系建设等软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绩效考核体系，依赖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调查和收集，并由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技术进行赋值和计算，实现了多项指标的量化分析，形成科学的绩效考核结果，能够为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科学行政提供制度激励。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新型绩效考核体系将更加重视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治理等，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绩效指标，缩小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目标偏差，有效缓和央地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高。 其次，有助于协调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利益分化，进而形成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性参与主体，相比于国家政府部门具有自身独特的优越性，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信息、对社会现象做出迅速反应等，是联系国家和公众的纽带。因此国家要建立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机制，通过数据挖掘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全面信息，并根据不同的政府需求制定合作模式，发挥社会组织的特殊优势，并在此过程中追踪和监控社会组织行为，实现二者的高效合作。
（四）提高政府舆情管理能力
我国现阶段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互动性明显加强，为民间舆论场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持。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政治宽容度，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和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综合上述背景，政府的舆情管理已经成为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如何提高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是关乎社会稳定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课题[14]，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弥补人员、制度方面的缺陷，提升政府的舆情管理能力。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感知技术能够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持续性信息跟踪和收集，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信息库，进行日常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提高政府的信息管理和整合能力。在特定的舆情爆发期，大数据平台能够为舆情分析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同时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识别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舆情趋势分析，为政府舆情引导和规制争取充足的时间。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平台的支持下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舆情监测能力、舆情研判能力以及舆情引导和规制能力，形成公开的信息体系和实时舆情信息监测、分析体系，提高政府舆情管理能力，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国家治理的主体领域是上层建筑。其中意识形态设计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保障。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为此，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一）形成正确的文化导向
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单纯的“经济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人一定是社会中的人，人在追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总是带有社会性和主观性的，这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建立的过程，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导向尤为重要。
现阶段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文化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得以扩展，数据和信息泛滥导致其有效性和可信度降低，文化产品的类别和层次复杂多样，容易造成全社会价值选择迷茫。而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广、隐蔽性高，难以有效识别和控制，文化领域亟待加强监管和引导。建立大数据平台，广泛收集和密切关注各方面的文化信息，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和计算机识别技术能够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对文字、视频信息进行高效识别、概括提炼，筛查不符合正确主流价值观的庸俗媚俗低俗内容，加强文化监管。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历史经验和数据能够自主模仿和推理，根据要点撰写文本、编辑视频，并跟踪文化内容传播的路径以及带来的社会反馈，高效率地引导社会舆论、维护国家形象并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促進文化产业创新
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文化创新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增强，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向更加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的思维模式容易固化，难以产生文化创新，当下表现在我国文化产品市场存在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低端产品泛滥的现象，文化产业亟待进一步创新。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要素投入到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改变传统文化产业单一的产品内容，进行颠覆性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创造，同时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传承价值，但由于技艺要求高、学习周期长、产品内容和生产方式固化等原因，很多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困境。通过大数据平台收集文化活动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产品生产的技术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计算机识别技术等拓展人类能力极限，由机器自主学习、推理形成创新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书籍撰写、语音模仿、视频和图像制作、智能表演等多种形式，催生新型文化产品组合和产业业态[15]。同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将得到扩展和创新，更加适应消费者需求，有助于传统文化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丰富和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要积极鼓励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5G网络等新基建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平台，特别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机构，将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转化为数字资源，通过移动终端、智能应用等实现线上和线下双重渠道传播[16]，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成果由全民共享，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文化消费群体进行数据跟踪和识别分析，形成个性化文化需求，从而能够精准服务和推广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供给和消费的交互反馈，提高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创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以及文化传播渠道的拓展，都将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需求，促进文化成果全民共享、提高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有助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重要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正向反馈。 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实现人民幸福为己任。这一目标突出体现在教育、医疗、城市建设、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同时表现为投入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等，社会资本因其逐利性和脆弱性故而没有投资公共服务品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
公共服务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划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水电气等基础性服务的供给、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政策法律的制定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多种公共服务类型，满足人民生存、安全、精神等多层面的需求。而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政策规划不当、官员素质不高等因素容易导致公共服务供求失衡、公共服务质量低下、重复建设等低效率供给，无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识别、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遗传算法等能够切实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一）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社会公共服务包含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生问题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具体表现在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且缺乏监管，导致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各类违规操作，出现了“高价学区房”“医院挂号一号难求”等社会问题。
智能机器能够使用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沟通，使得全社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民众都能平等、高效地反馈多方面、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识别和搜集更准确，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模拟人类的思维和活动方式，针对数据挖掘得到的已有信息做出评估和预测，根据情况变化实时做出决策、制定计划，具备稳定性高、针对性强、准确度高等优越性，如在教育中表现为智能导师、智能作业评测、学习分析等，在医疗中表现为疾病预测、智能诊断、个性化健康计划等。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有的稀缺社会资源的供给，并能够实现全社会共享和个性化服务，打破了人类有限理性和时空分布带来的局限，公众可以通过智能平台无差别享受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
（二）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是交通拥挤、城市卫生环境差、住房紧张、公共安全隐患等城市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而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收效较小，很容易形成政府社会治理的短期行为，存在监管难度大、建设周期长、可持续性差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机器识别和感知技术对整个城市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监控，降低人力监控的成本，提高监控精准度。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同时依靠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识别功能和边缘计算，包括人脸识别、图像识别、字符识别等，进行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针对非正常人流和车辆聚集、城市卫生、社会公共安全隐患和风险事故等城市监管问题进行及时预警、做出应急反应并实时传递给监管部门和人员，大大提高了城市监管的效率，使得城市运行智能化、高效化。国家治理的各个主体对公民公共需求能够做到及时回应，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五、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对享有生态权益和实现生态公平的愿望日益强烈，努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治理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传统工农业生产的废弃物排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的减少以及毁林开荒等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生态环境容量缩小等，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由各级政府和多部门组成的自然资源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但由于企业环保设备采购和维护成本较高、配套生产技术落后、产业转型尚未完成等原因，各类污染型企业在短期内实现绿色生产面临许多困难;公众环保和法律意识薄弱、局部贫困地区收入低且来源有限，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较低。由此导致现阶段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推进遇到阻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难以彻底根除。虽然政府加大防治力度，但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累积性、长期性等特点，存在监管体系漏洞和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效果难以保持，高污染企业屡禁不止、人工植被复垦等问题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付之东流。建立全民参与的智能化、全方位生态监管体系是有效应对手段之一。在参与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生态治理部门、民众、行业组织等。在政府由上而下监管、调查的同时，调动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生态利益相关者的力量，采集多层次、多形式的生态数据信息，形成统筹协调的生态治理方案;在监管工具和监管手段上，通过大数据平台的云计算技术划定重点监管对象，运用智能感知、机器识别、预警技术进行全方位统筹监控，监测人与自然生态中包括企业、公众、自然保护区等各类治理对象的行为轨迹和生态治理成效，做到统筹监控和重点治理相统一，保证各项治理举措实施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结 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关系的变革决定了需要新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并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创新性技术路径，在巩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协调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经济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政府监管职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治上促进建设有能力的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协调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社会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推动建设智慧城市;文化上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导向、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在生态文明建設上推动建设高水平的监管体系。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目前的发展仍远未成熟，信息泄露、产权归属、算法歧视、信息孤岛、数据鸿沟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因此必须注意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第一，要加强政府官员、市场主体和公众的大数据思维[17]，加深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开设培训机构和课程，邀请相关学者和专家进行教育和宣传，带动全社会形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氛围。
第二，制定和完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国家治理各参与主体在数据采集、处理、利用、管理过程中行为;制定数据隐私管理制度，明确隐私数据保护的具体内容、责任主体、级别要求等;建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制定数据质量评测标准，防止虚假数据泛滥。
第三，要培养跨领域、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就是计算机技术、数学、大数据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将其应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人员的管理才能、组织才能、决策才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国家要制定人才引进战略，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并在相关部门开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培训课程，培养新型高素质的国家治理人才。
此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要求高水平的网络基础设施，因此要加快5G网络的建设发展，掌握国际先发优势;建设发展超级计算机，为分布式计算和云计算提供硬件基础;建设和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包括各类数据平台和数据信息库，打破各类数据之间的异构性，真正实现全社会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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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治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路径
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所谓的“国家治理”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国家治理模式可被视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物质文化生活，更多地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诉求，这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到基本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3]，是顺应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是党和政府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和法治两大主题，提出完善各项制度体系，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个层次的治理能力。可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落于实处，必须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实施路径。本文所探讨的国家治理的技术路径是指国家治理借以实现的技术工具、手段及其发挥作用的模式，现阶段具体表现之一为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中介和工具，对政府、市场和公众的行为作出规范并提供服务。因此技术路径和传统路径有相同的目的，而技术路径是道德路径、制度路径和法律路径的物化和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稳定性、准确性、开放性、可靠性等优越性，能更好地保证社会法律、制度的强约束和道德的软约束的实施。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积极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支持。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了详细的战略规划，并强调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法规、政策支持等软约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力争到2030年将我国建成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我国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涌现出大批独角兽企业，其研发成果广泛用于安防、智慧城市建设、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各个方面，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国家治理中制度和政治层面的影响已初现端倪，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在技术层面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经济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能力表现为渗入社会能力、汲取社会资源能力、配置运用资源能力以及协调社会关系能力等多方面，在经济层面的国家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完善、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以及调控产业结构升级。
（一）巩固和完善所有制制度
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应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决定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经济利益的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多层次性，因此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4]，扩大国有资本的投资领域，纳入社会资本是完善所有制制度的根本要求。但由于国有企业担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等多方面的特殊性，对于纳入的社会资本要谨慎选择、实时监督，确保社会资本的高质量运作和国有资产安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的使用可以获取、挖掘准确、全面的社会资本信息，形成社会资本信息库，根据现有的和历史的信息预测各类社会资本的运营风险，在此基础上智能化选择高质量、匹配度高的社会资本和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减少了人为选择的主观性，在大量数据、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有利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的同时，给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提供了公开、透明、公平的竞争机会。发挥各种资本的优势，相互促进[4]。
（二）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二者的关系，明晰二者的边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监管，使得市场经济得到有效监管和平稳运行，防止市场自身的自发性、滞后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和经济秩序混乱。
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拓宽了政府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改变了原有的自下而上、逐级上报的单一的信息获取方式，防止市场主体提供信息时存在欺瞒、谎报等行为，实时、准确获取市场价格波动、企业运营情况、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金融市场利率、货物进出口额等多种市场信息，共享税务、工商、质检、安检等多个机构的数据，通过数据平台的双向互动直接掌握消费者、生产者等多种市场主体的个性化、真实需求和意见反馈，在上述海量数据和信息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感知、机器学习等技术实时监测市场、警示市场主体之间的恶性竞争、预测市场发展方向，从而制定更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边界更加清晰，在充分获取信息的基础上政府监管将更加科学、高效，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政治和法律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更加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其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能够发挥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机器的先进性，替代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等要素的使用，使得整个生产过程精确化、智能化、高效化，促进传统产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变“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与此同时能够加强各生产部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联互通，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有利于构建现代化供应链。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共享经济”“低碳经济”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经济新业态[5]，增加产品附加值，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政治治理的现代化
（一）推进“有为政府”建设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有能力的政府是现阶段实现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第一，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入到行政领域后，在政府管理结构上表现为传统的科层垂直结构和官僚支配机制会转向神经网络结构与算法支配机制[6]。改变了原有的信息传递和决策制定的垂直结构，各部门之间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得到有效传达，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壁垒，科层之间的等级结构被弱化，实现了“一站式服务”，政府官员懒政、怠政行为乃至腐败行为得到抑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第二，促使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在工作模式上，改变原有的固化的行政制度，模拟各类行政管理人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通过机器学习和智能算法形成智能行政終端，使得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管和服务等一系列行政过程更加灵活、精准和数字化，减少了行政人员规模、统一冗杂的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科层制管理结构扁平化[7]。
第三，提高政府官员素质。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了大量简单重复的行政工作，低水平行政人员需求减少，为政府官员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大数据思维模式提供了激励机制。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行政过程中发挥决策、执行和监管功能，人工智能算法有自身的缺陷，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这对政府官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创新性治理工具，能够跟踪政府历史决策及决策效果，为各地区、各层次的政府官员提供个性化培训和发展建议，提高政府官员行政能力。
（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8]。民生和民权的改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具有广度和深度、广泛化、多层次、制度化民主。具体来说，就是我国法律和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等各个过程中都要实现广大人民的广泛参与，在治国理政时同广大人民和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真正发挥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充分信息为基础，即最大程度上采集和反映民意。保证公民在政治系统中的输入状态[9]，信息来源的广泛度、真实度、规模影响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专业性。
在传统的民主化进程中，采用间接民主的方式，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差别较大、公民需求多样化、民意传达和反馈渠道有限、公民素质和能力限制等原因，民意表达的广泛性不强。同时由于存在社会结构和阶层化，某些阶层更能掌握表达意愿的权利并操纵传达过程。因此在量上和质上都影响有效获取和甄别多元化的、个性的民意表达[10]。
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政务交互平台实现了自然语言识别和图像识别等，打破了信息传递形式的约束，公民能够通过文字、图片、声音等多种数据类型传递多方面的利益需求，拓宽了信息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形成民意大数据平台，实时、准确、全面跟踪掌握社会信息，减少人为干预导致的民意信息采集片面、扭曲等问题，为广大基层人民的诉求表达提供了条件，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民主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系统等大数据平台，在实现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识别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对大量民意信息进行识别、提炼，最终抽象概括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诉求，并给出初步的政策建议，真正解决老百姓的根本需求，将民意落到政策实处，大大提高了政策制定的效率和针对性，实现有限的政府资源效用最大化和公民参与决策的广泛化。
（三）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统一
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政府、市场和公民三者的治理协调[11]，在保证中央政府统筹协调、集中调度的前提下加强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一核多元的良性互动合作管理体系。
首先，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传统科层制强调二者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而随着现代政治体系的不断发展，中国目前的科层制既注重央地层级的次序权威性，也注重央地之间的互动性和地方各级的自主性，注重中央权威和地方自主性的均衡结合一直是中国促进中央和地方协同的重要举措[10]。
我国的央地关系受制于不同阶段的经济基础，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演变，经历了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放权”和“集权”的循环往复和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均未能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为目标，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12]。
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地方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优化成为央地关系制度化和法治化调整的直接切入点[13]。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在地方政府监督体系、绩效考核体系建设方面均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上级监督、平级评估和群众负向反馈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利用数据分析和机器识别技术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全面、清晰、智能的监督，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建立GDP、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等硬指标和生态治理成果、人民满意度、制度体系建设等软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绩效考核体系，依赖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调查和收集，并由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技术进行赋值和计算，实现了多项指标的量化分析，形成科学的绩效考核结果，能够为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科学行政提供制度激励。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新型绩效考核体系将更加重视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治理等，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绩效指标，缩小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目标偏差，有效缓和央地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高。 其次，有助于协调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利益分化，进而形成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性参与主体，相比于国家政府部门具有自身独特的优越性，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信息、对社会现象做出迅速反应等，是联系国家和公众的纽带。因此国家要建立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机制，通过数据挖掘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全面信息，并根据不同的政府需求制定合作模式，发挥社会组织的特殊优势，并在此过程中追踪和监控社会组织行为，实现二者的高效合作。
（四）提高政府舆情管理能力
我国现阶段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互动性明显加强，为民间舆论场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持。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政治宽容度，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和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综合上述背景，政府的舆情管理已经成为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如何提高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是关乎社会稳定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课题[14]，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弥补人员、制度方面的缺陷，提升政府的舆情管理能力。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感知技术能够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持续性信息跟踪和收集，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信息库，进行日常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提高政府的信息管理和整合能力。在特定的舆情爆发期，大数据平台能够为舆情分析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同时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识别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舆情趋势分析，为政府舆情引导和规制争取充足的时间。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平台的支持下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舆情监测能力、舆情研判能力以及舆情引导和规制能力，形成公开的信息体系和实时舆情信息监测、分析体系，提高政府舆情管理能力，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国家治理的主体领域是上层建筑。其中意识形态设计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保障。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为此，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一）形成正确的文化导向
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单纯的“经济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人一定是社会中的人，人在追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总是带有社会性和主观性的，这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建立的过程，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导向尤为重要。
现阶段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文化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得以扩展，数据和信息泛滥导致其有效性和可信度降低，文化产品的类别和层次复杂多样，容易造成全社会价值选择迷茫。而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广、隐蔽性高，难以有效识别和控制，文化领域亟待加强监管和引导。建立大数据平台，广泛收集和密切关注各方面的文化信息，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和计算机识别技术能够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对文字、视频信息进行高效识别、概括提炼，筛查不符合正确主流价值观的庸俗媚俗低俗内容，加强文化监管。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历史经验和数据能够自主模仿和推理，根据要点撰写文本、编辑视频，并跟踪文化内容传播的路径以及带来的社会反馈，高效率地引导社会舆论、维护国家形象并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促進文化产业创新
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文化创新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增强，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向更加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的思维模式容易固化，难以产生文化创新，当下表现在我国文化产品市场存在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低端产品泛滥的现象，文化产业亟待进一步创新。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要素投入到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改变传统文化产业单一的产品内容，进行颠覆性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创造，同时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传承价值，但由于技艺要求高、学习周期长、产品内容和生产方式固化等原因，很多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困境。通过大数据平台收集文化活动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产品生产的技术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计算机识别技术等拓展人类能力极限，由机器自主学习、推理形成创新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书籍撰写、语音模仿、视频和图像制作、智能表演等多种形式，催生新型文化产品组合和产业业态[15]。同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将得到扩展和创新，更加适应消费者需求，有助于传统文化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丰富和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要积极鼓励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5G网络等新基建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平台，特别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机构，将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转化为数字资源，通过移动终端、智能应用等实现线上和线下双重渠道传播[16]，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成果由全民共享，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文化消费群体进行数据跟踪和识别分析，形成个性化文化需求，从而能够精准服务和推广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供给和消费的交互反馈，提高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创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以及文化传播渠道的拓展，都将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需求，促进文化成果全民共享、提高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有助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重要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正向反馈。 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实现人民幸福为己任。这一目标突出体现在教育、医疗、城市建设、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同时表现为投入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等，社会资本因其逐利性和脆弱性故而没有投资公共服务品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
公共服务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划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水电气等基础性服务的供给、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政策法律的制定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多种公共服务类型，满足人民生存、安全、精神等多层面的需求。而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政策规划不当、官员素质不高等因素容易导致公共服务供求失衡、公共服务质量低下、重复建设等低效率供给，无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识别、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遗传算法等能够切实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一）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社会公共服务包含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生问题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具体表现在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且缺乏监管，导致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各类违规操作，出现了“高价学区房”“医院挂号一号难求”等社会问题。
智能机器能够使用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沟通，使得全社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民众都能平等、高效地反馈多方面、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识别和搜集更准确，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模拟人类的思维和活动方式，针对数据挖掘得到的已有信息做出评估和预测，根据情况变化实时做出决策、制定计划，具备稳定性高、针对性强、准确度高等优越性，如在教育中表现为智能导师、智能作业评测、学习分析等，在医疗中表现为疾病预测、智能诊断、个性化健康计划等。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有的稀缺社会资源的供给，并能够实现全社会共享和个性化服务，打破了人类有限理性和时空分布带来的局限，公众可以通过智能平台无差别享受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
（二）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是交通拥挤、城市卫生环境差、住房紧张、公共安全隐患等城市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而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收效较小，很容易形成政府社会治理的短期行为，存在监管难度大、建设周期长、可持续性差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机器识别和感知技术对整个城市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监控，降低人力监控的成本，提高监控精准度。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同时依靠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识别功能和边缘计算，包括人脸识别、图像识别、字符识别等，进行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针对非正常人流和车辆聚集、城市卫生、社会公共安全隐患和风险事故等城市监管问题进行及时预警、做出应急反应并实时传递给监管部门和人员，大大提高了城市监管的效率，使得城市运行智能化、高效化。国家治理的各个主体对公民公共需求能够做到及时回应，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五、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国家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对享有生态权益和实现生态公平的愿望日益强烈，努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治理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传统工农业生产的废弃物排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的减少以及毁林开荒等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生态环境容量缩小等，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由各级政府和多部门组成的自然资源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但由于企业环保设备采购和维护成本较高、配套生产技术落后、产业转型尚未完成等原因，各类污染型企业在短期内实现绿色生产面临许多困难;公众环保和法律意识薄弱、局部贫困地区收入低且来源有限，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较低。由此导致现阶段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推进遇到阻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难以彻底根除。虽然政府加大防治力度，但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累积性、长期性等特点，存在监管体系漏洞和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效果难以保持，高污染企业屡禁不止、人工植被复垦等问题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付之东流。建立全民参与的智能化、全方位生态监管体系是有效应对手段之一。在参与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生态治理部门、民众、行业组织等。在政府由上而下监管、调查的同时，调动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生态利益相关者的力量，采集多层次、多形式的生态数据信息，形成统筹协调的生态治理方案;在监管工具和监管手段上，通过大数据平台的云计算技术划定重点监管对象，运用智能感知、机器识别、预警技术进行全方位统筹监控，监测人与自然生态中包括企业、公众、自然保护区等各类治理对象的行为轨迹和生态治理成效，做到统筹监控和重点治理相统一，保证各项治理举措实施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结 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关系的变革决定了需要新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并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创新性技术路径，在巩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协调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经济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政府监管职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治上促进建设有能力的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协调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社会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推动建设智慧城市;文化上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导向、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在生态文明建設上推动建设高水平的监管体系。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目前的发展仍远未成熟，信息泄露、产权归属、算法歧视、信息孤岛、数据鸿沟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因此必须注意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第一，要加强政府官员、市场主体和公众的大数据思维[17]，加深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开设培训机构和课程，邀请相关学者和专家进行教育和宣传，带动全社会形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氛围。
第二，制定和完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国家治理各参与主体在数据采集、处理、利用、管理过程中行为;制定数据隐私管理制度，明确隐私数据保护的具体内容、责任主体、级别要求等;建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制定数据质量评测标准，防止虚假数据泛滥。
第三，要培养跨领域、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就是计算机技术、数学、大数据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将其应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人员的管理才能、组织才能、决策才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国家要制定人才引进战略，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并在相关部门开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培训课程，培养新型高素质的国家治理人才。
此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要求高水平的网络基础设施，因此要加快5G网络的建设发展，掌握国际先发优势;建设发展超级计算机，为分布式计算和云计算提供硬件基础;建设和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包括各类数据平台和数据信息库，打破各类数据之间的异构性，真正实现全社会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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