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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归来》是2014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劇情文艺电影，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尾点，讲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遭遇。文章以文化创伤理论为理论基础，具体分析电影《归来》中知识分子陆焉识与妻子冯婉瑜的在大时代际遇下的情感变迁故事，从小人物的创伤去理解大时代的悲痛，以此思考灾难给个人和整个民族带来的创伤，呼吁人们正视历史，牢记创伤，展望未来。
关键词：文化创伤理论;《归来》;创伤;记忆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自强不息抗争的历史，但这其中也必定充斥着磨难与痛苦。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给无数人留下无法弥补的创伤。影片《归来》以“文革”为背景，着眼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回归个人成长本身，细致表现小人物微弱的梦想以及那些致命的隐痛。
一、文化创伤
电影《归来》主要向观众展示了陆焉识、冯婉瑜、丹丹等人受创后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与家人音讯全无、隔绝多年的劳改犯陆焉识在一次农场转迁途中逃跑回家，这给怀抱芭舞梦想的女儿丹丹带来了巨大压力，她阻止母亲冯婉瑜与父亲相见。夫妻二人近在咫尺却又相隔天涯。“文革”结束后，陆焉识平反回家，却发现深爱的妻子因为患病已经不认识自己，他想尽各种办法唤醒妻子的记忆，却终归徒劳，只能和妻子一起默默地等候着“爱人”的归来。这部电影对于陆焉识的监狱生活基本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在念信的情节中获得了不多的侧面展现，有一封信提到“我们去了一趟戈壁，去拉沙子，碰到了一阵龙卷风，风柱直冲云天，煞是壮观”。这里影片将残酷的劳改做了一次审美化的处理，摧残身心的繁重体力劳动成了一种“风景”。另一封信又提道：“冬闲就要过去了，我们的体力都恢复了许多，皮肤也不那么黑了。婉瑜，春天如期到来了，拉水的母马要生小马驹了……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了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电影以颇为含蓄的手法揭示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伤性历史，发人深省。对于受创个体而言，走出创伤的途径在于正视创伤经历，直面现实生活;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走出创伤的途径在于哀悼过去，正视历史，重建信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文化创伤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发端于杰弗里·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文，亚历山大在文中首次提出“文化创伤”的概念，随后王志弘于2003年对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文进行了翻译，文化创伤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杰弗里·亚历山大在《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中提到“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就发生了。”[1]电影《归来》利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历经磨难、饱受创伤的人们的生存图像和受“文革”影响的一代代人甚至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状况。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电影《归来》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文化大革命”进行时和结束后的上海，影片中出现的几位人物在“文革”时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创伤遗留。主人公陆焉识原是一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虽然没有被迫害致死，但被发配到大西北二十余年也吃尽了苦头，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和风光。好不容易“文革”结束，陆焉识回家，而此时的家也已经不再是家。女儿丹丹已经放弃了他所希冀的舞蹈而在工厂上班，妻子冯婉瑜也因为历经痛苦而失忆认不出他。归来后的陆焉识一开始被冯婉瑜认成了方师傅，偶然的情况下他得知在他被发配这期间基层革委会领导方师傅曾对冯婉瑜进行过严重的骚扰，且从丹丹嘴里得知他曾拿饭勺打过冯婉瑜，盛怒之下陆焉识找到了方师傅的住处。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不拿菜刀之类更具优势的武器，却也是拿了一把饭勺。他这种看似滑稽的报复方式，是历经政治迫害之后知识分子普遍懦弱心态的写照，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给他的身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时代结束了，但时代留下的伤疤久久不能去除。
而冯婉瑜的人生也因丈夫的被抓彻底被改写。丈夫陆焉识被下狱且有掉脑袋的危险，她为了救丈夫免于一死不惜忍受方师傅的骚扰，好不容易自己一个人拉扯大年幼的女儿，而后陆焉识中途转场逃跑回来，女儿丹丹的举报又使丈夫再次被抓。这一系列的遭遇和变故使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她患上了“心因性失忆症”。“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2]。这失忆症在影片中不仅仅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道德批判，暗示着即使灾难结束，但经历过创伤的人依然可能脆弱，整个社会依然会留下创伤的影子。
再说丹丹，父亲落难时丹丹还不到三岁，她从小缺失父爱，由母亲一人带大，并且在那个不合理的大环境中受教育长大，可以说她的心理势必是不健康、不完整的。她热爱跳芭蕾舞，然而由于父亲陆焉识的潜逃，她丧失了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角吴清华的机会，后来也放弃跳舞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并且由于年少时的冲动和处于那个时代的“合理的”自私，她百般阻挠父亲和母亲相见，并且举报父亲，使父亲再次被抓，母亲因此也长期怪罪她;这一举动还间接造成了母亲的失忆和父母余生不得相认的事实。她一生都在自责和愧疚中过活。影片中还讲到陆焉识和冯婉瑜的好友、巩素珍的丈夫大卫自杀，就连欺负过冯婉瑜的方师傅也被抓去。他们的经历，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真实写照。
这一个个人物，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者;他们的人生，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所受到的创伤，就是那个时代的创伤。“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3]陆焉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被投入大牢，并因其进一步的不识时务而被判为无期，投入大西北荒漠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令人心痛的时期，正是这个时代造成了陆焉识等人的创伤。然而“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成为文化危机。”[4]小说的出版，电影的上映使陆焉识等人的“个人记忆”转换成了“集体记忆”。“创伤过程进入大众媒体时，它获得了机会，同时屈从于一套独特的限制。经过中介的大众传播让创伤得以戏剧性的表达，让某些相互竞争的诠释，可以获得相对于其他诠释的庞大说服力量。”[5]严歌苓和张艺谋都是生长于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们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以高度自觉的态度用文学艺术形式再现了那个时代。那段特殊时期的创伤被严歌苓执笔写成小说《陆犯焉识》，张艺谋又改编拍成电影《归来》把它搬上大荧幕，使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批判反思。
关键词：文化创伤理论;《归来》;创伤;记忆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自强不息抗争的历史，但这其中也必定充斥着磨难与痛苦。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给无数人留下无法弥补的创伤。影片《归来》以“文革”为背景，着眼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回归个人成长本身，细致表现小人物微弱的梦想以及那些致命的隐痛。
一、文化创伤
电影《归来》主要向观众展示了陆焉识、冯婉瑜、丹丹等人受创后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与家人音讯全无、隔绝多年的劳改犯陆焉识在一次农场转迁途中逃跑回家，这给怀抱芭舞梦想的女儿丹丹带来了巨大压力，她阻止母亲冯婉瑜与父亲相见。夫妻二人近在咫尺却又相隔天涯。“文革”结束后，陆焉识平反回家，却发现深爱的妻子因为患病已经不认识自己，他想尽各种办法唤醒妻子的记忆，却终归徒劳，只能和妻子一起默默地等候着“爱人”的归来。这部电影对于陆焉识的监狱生活基本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在念信的情节中获得了不多的侧面展现，有一封信提到“我们去了一趟戈壁，去拉沙子，碰到了一阵龙卷风，风柱直冲云天，煞是壮观”。这里影片将残酷的劳改做了一次审美化的处理，摧残身心的繁重体力劳动成了一种“风景”。另一封信又提道：“冬闲就要过去了，我们的体力都恢复了许多，皮肤也不那么黑了。婉瑜，春天如期到来了，拉水的母马要生小马驹了……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了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电影以颇为含蓄的手法揭示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伤性历史，发人深省。对于受创个体而言，走出创伤的途径在于正视创伤经历，直面现实生活;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走出创伤的途径在于哀悼过去，正视历史，重建信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文化创伤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发端于杰弗里·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文，亚历山大在文中首次提出“文化创伤”的概念，随后王志弘于2003年对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文进行了翻译，文化创伤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杰弗里·亚历山大在《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中提到“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就发生了。”[1]电影《归来》利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历经磨难、饱受创伤的人们的生存图像和受“文革”影响的一代代人甚至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状况。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电影《归来》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文化大革命”进行时和结束后的上海，影片中出现的几位人物在“文革”时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创伤遗留。主人公陆焉识原是一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虽然没有被迫害致死，但被发配到大西北二十余年也吃尽了苦头，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和风光。好不容易“文革”结束，陆焉识回家，而此时的家也已经不再是家。女儿丹丹已经放弃了他所希冀的舞蹈而在工厂上班，妻子冯婉瑜也因为历经痛苦而失忆认不出他。归来后的陆焉识一开始被冯婉瑜认成了方师傅，偶然的情况下他得知在他被发配这期间基层革委会领导方师傅曾对冯婉瑜进行过严重的骚扰，且从丹丹嘴里得知他曾拿饭勺打过冯婉瑜，盛怒之下陆焉识找到了方师傅的住处。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不拿菜刀之类更具优势的武器，却也是拿了一把饭勺。他这种看似滑稽的报复方式，是历经政治迫害之后知识分子普遍懦弱心态的写照，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给他的身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时代结束了，但时代留下的伤疤久久不能去除。
而冯婉瑜的人生也因丈夫的被抓彻底被改写。丈夫陆焉识被下狱且有掉脑袋的危险，她为了救丈夫免于一死不惜忍受方师傅的骚扰，好不容易自己一个人拉扯大年幼的女儿，而后陆焉识中途转场逃跑回来，女儿丹丹的举报又使丈夫再次被抓。这一系列的遭遇和变故使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她患上了“心因性失忆症”。“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2]。这失忆症在影片中不仅仅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道德批判，暗示着即使灾难结束，但经历过创伤的人依然可能脆弱，整个社会依然会留下创伤的影子。
再说丹丹，父亲落难时丹丹还不到三岁，她从小缺失父爱，由母亲一人带大，并且在那个不合理的大环境中受教育长大，可以说她的心理势必是不健康、不完整的。她热爱跳芭蕾舞，然而由于父亲陆焉识的潜逃，她丧失了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角吴清华的机会，后来也放弃跳舞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并且由于年少时的冲动和处于那个时代的“合理的”自私，她百般阻挠父亲和母亲相见，并且举报父亲，使父亲再次被抓，母亲因此也长期怪罪她;这一举动还间接造成了母亲的失忆和父母余生不得相认的事实。她一生都在自责和愧疚中过活。影片中还讲到陆焉识和冯婉瑜的好友、巩素珍的丈夫大卫自杀，就连欺负过冯婉瑜的方师傅也被抓去。他们的经历，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真实写照。
这一个个人物，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者;他们的人生，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所受到的创伤，就是那个时代的创伤。“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3]陆焉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被投入大牢，并因其进一步的不识时务而被判为无期，投入大西北荒漠劳动改造，直至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令人心痛的时期，正是这个时代造成了陆焉识等人的创伤。然而“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成为文化危机。”[4]小说的出版，电影的上映使陆焉识等人的“个人记忆”转换成了“集体记忆”。“创伤过程进入大众媒体时，它获得了机会，同时屈从于一套独特的限制。经过中介的大众传播让创伤得以戏剧性的表达，让某些相互竞争的诠释，可以获得相对于其他诠释的庞大说服力量。”[5]严歌苓和张艺谋都是生长于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们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以高度自觉的态度用文学艺术形式再现了那个时代。那段特殊时期的创伤被严歌苓执笔写成小说《陆犯焉识》，张艺谋又改编拍成电影《归来》把它搬上大荧幕，使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批判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