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12秋起草歙县档案馆“徽州文书珍品馆”的布展大纲时，发现了馆藏的《王茂荫奏稿》手抄本四册，为王茂荫奏折选集，时间从咸丰元年九月至咸丰八年七月（1851—1858），共收录了55份奏折。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为理财，有15份奏折，集中体现了王茂荫的经济理论。主要有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二十一日，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的《陈大钱利弊折》，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二，王茂荫上的《再论铸大钱折》等。二为军事，有35份奏折。主要为防剿太平军、捻军的方略，集中体现了王茂荫的军事理论。如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奏的《请选将练兵以振军威而消奸宄折》，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奏的《捻匪四起请速剿除以防勾结而弥患萌折》等。王茂荫指出在作战中要注重攻心战，以瓦解敌方的士气；特别是对徽州的战略防御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策略，如在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为请遏土匪之萌折》中指出：“徽州处万山之中，四面交界之处，多有崇山峻岭天险可守。守徽州与他郡不同，他郡务在守城垣，徽州务在守边界。”三为用人，有5份奏折，集中体现了王茂荫的人才观。如咸丰三年十月初二上奏的《请破格用人以期得力折》中，他建议使用人才，要不拘资格，且要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其人皆有将才之人也，以有才之人而交无才之人用，上既不知所以用，而下又不乐为用，则有用亦归于无用矣。”
　　该奏稿集为宣纸手写，线装，开本23.3×13.1厘米，半框17.3×10.3厘米，共四册。第一册封面题有“奏稿”二字，内页为竖的红格线隔开，每页9行，中缝下部印有“同春号”字样。均为蝇头小楷，字迹娟秀、工整、一笔一画皆一丝不苟，虽版刻而不及。对于该抄本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版刻本，但是经仔细查看，字透纸背，且少数文字有增删、修改的痕迹，当为手抄本无疑。但是过去能写一手漂亮蝇头小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否是王茂荫本人的手稿还未可知，我们找到了国家第一史馆保存的王茂荫奏稿原件的复印件，对两者的书写风格及字体进行了认真的比对，初步确定其为王茂荫亲自整理书写的奏稿手抄本。笔者联系了当时征集该手稿的工作人员，据他介绍，该手稿为歙县档案馆1990年从居住在歙县桂林公社牌头村王茂荫的后裔手中征集。结合档案的来源及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王茂荫奏章原稿比对，初步鉴定为王茂荫本人亲自誊写。2014年6月，我们再次聘请徽州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董建先生对手稿作进一步的鉴定，董建先生从字体结构、用笔习惯、书法风格等方面作了考证，确定其为王茂荫手稿无疑。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子怀，歙县杞梓里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户部、工部、兵部、吏部侍郎，并两度出任御史。前后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咸丰三年，授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上疏反对铸造当千、当五百、当百的大钱，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造大钱必然导致物价上涨、私钱扰市、货币贬值。四年，针对新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大清宝钞、户部官票）贬值现象，上折《再议钞法》，提出兑现主张，以通商情、利转运。咸丰皇帝严责：“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是！”旋将其调任兵部左侍郎。此事被帝俄使节写进《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一注83中记述了王茂荫的货币改革主张，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居官清廉，在京为官30 载，不携眷属，一直独居京城的歙县会馆，以高风亮节、直言敢谏著称。
　　关于王茂荫奏稿手抄本的整理与传承情况，笔者汇集了相关资料，现作一介绍。当年，屡受咸丰皇帝指责的王茂荫心灰意冷，奏恳请给假，以医治调养。后又称“月来医治，终未获效”，要求“开缺”（免职，另选他人），并在奏折中说自己“性尤偏急，当事故之纷集，每过虑之独深，往往昼夜彷徨，不能自己”。咸丰皇帝批准了王茂荫的请求。
　　卸任官职之后，王茂荫由歙县会馆移居广渠门的玉清观内，次年又接受了潞河书院的邀请，担任主讲。在此期间，王茂荫一面调养生息，一面得有余暇整理自咸丰元年以来的奏稿，他按照奏折的底稿加以编辑，利用店号的空白印本，认真誊写，汇为四册，秘而藏之，传之子孙。他在《家训和遗言》中说：“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
　　同治元年（1862），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想起了“直言敢谏，志虑忠纯”的王茂荫，四月，起用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管监察与弹劾；七月，补工部右侍郎；二年，调吏部右侍郎。同治三年（1864）因继母丧而丁忧（朝廷官员的父母如若故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回歙。次年，因杞梓里老宅被太平军烧毁而移居义成村，六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家中，时年68岁，墓葬岑山渡御史山。值得注意的是，本奏稿只录到咸丰八年七月初六，最后一篇奏稿为感谢咸丰皇帝准其开缺的谢恩折。此后的奏稿并未收录在内，据笔者推测，此后王茂荫忙于公务，再加上家中的诸多变故，王茂荫直到病逝之前，再也没有余暇整理此后的奏稿。
　　王茂荫南归时，随身携带了亲自整理的四册《奏稿》。王茂荫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铭诏，次子铭慎，三子铭镇，俗称老三房。从资料显示，四册奏稿是从老三铭镇这一支传下来的。铭镇娶妻汪氏，生子经守。经守号善夫，娶方氏，生二子桂鋆、桂培。1936年，时任《徽声日报》副刊编辑的王璜（安徽无为人）专程到王茂荫在义成的故居“天官第”访问时，王桂鋆（号采南）向其出示了此四册《奏稿》和曾国藩为王茂荫所作的《行状》等，王璜在《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中写道：“那手折上的字写得很是娟秀，行状是极厚的一本，可以说在行状中是少有的。手折是用红格纸写的，共有四大册。”桂鋆生三子，长子自厚，自厚娶妻江素云，生子芳烈。1981年2月21日，安徽日报记者鲍义来先生与黄山市的陈平民先生二人访问了已迁居歙县桂林公社牌头大队的王芳烈（妻子张凤仙，未育有子女），王芳烈再次向二人出示了此四册《奏稿》。据陈平民先生在《〈王侍郎奏议〉刊刻史考略》一文中叙述：“这四册奏议底本系线装本，封面题‘奏稿’二字，内页均为红格纸毛笔楷书，红格纸上印有‘同春’字号。抄写奏疏的毛笔楷书字体大小个个一样，十分娟秀，虽为人工抄写，但为木刻印刷所不及。”
　　1990年，时已70余岁的王芳烈卧病在床，贫困交加、孤身一人的他急需钱治病，因此他托人找到了歙县档案馆，表达了要将四册《奏稿》移交给歙县档案馆的愿望。歙县档案馆派员将此四册《奏稿》接收进馆，并给予了他一定的资金奖励。此四册《奏稿》也算是物有所归，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