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萧何曹参传》里有一段记载：萧何为民请命，对汉高祖刘邦说：“长安地方陋小，而上林苑中却有许多空地被闲置在那里，荒草没膝。希望皇上恩准百姓能进入上林苑中垦田种粮，并免征田税。”当时，上林苑是皇家猎苑，圈地很多。
　　刘邦听后大怒，说道：“相国一定是收受了商人们很多的财物，才会替他们说话，来向我要这上林苑的。”刘邦不容别人辩说，下令将萧何戴上刑具，送至廷尉处定罪。
　　过了几天，王卫尉问高祖：“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使得陛下如此大怒？”
　　刘邦答道：“我听说李斯做秦皇的丞相时，有好的政绩都归秦皇，有过错的时候就自己承担。如今，相国接受商贾贿赂，为他们来向我要上林苑，以此来取媚于老百姓，所以我下令将他逮捕治罪。”
　　王卫尉说：“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为了某件对百姓有利的事而向皇上提出要求，这原是宰相的职责。陛下怎能因此而怀疑相国收受商人的贿赂？试想，这些年来，陛下先是在前方与项羽打了几年的仗，后陈豨、黥布造反，陛下又率兵在外。这时候，萧相国为您守住关中这个大后方。假如关中一有动摇，则关西大片土地就不归陛下您所有了。相国不在此时为自己谋取私利，反而等到现在天下已定，才去贪商人那几个臭钱，您想，宰相会做那种蠢事吗？至于陛下称赞李斯，那就更不足取了。秦皇就是因为意识不到自己的过失，才失去了天下的。那么李斯能够为皇帝承担过失吗？李斯又有什么值得赞誉的呢？陛下怎么会这样不经调查就随意地怀疑相国呢？”
　　汉高祖听后，当日就派出使者手持节杖去赦免了萧何。
　　王卫尉之所以能成功地劝说刘邦放弃治萧何的罪，在于他强有力的论辩逻辑和义正词严的论辩口才。王卫尉的论辩过程是分三步进行的，论辩有理、有力、有节。
　　第一步，用宰相之职“正名”——有理。王卫尉在论辩的第一步，首先提出萧何是当今的宰相。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为民请命，向皇帝提出上林苑还地于民，这是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因为上林苑既属于宰相管辖范围之内，为民请命又属于宰相之职。萧何以宰相名义向皇帝进言，是名正言顺的，何罪之有？王卫尉的论辩言之有“名”，就掌握了论辩的主动权，论辩的底气就很足了；论辩的底气足，理直而气壮，论辩就站稳了立足点。
　　第二步，用今昔对比“辩诬”——有力。王卫尉为萧何正名定位之后，紧接着又名正言顺地为他辩诬昭雪。王卫尉先引用刘邦诬蔑萧何“收受商人很多礼物”的说法，针锋相对，开门见山地提出质问，用质问加以否定，然后回顾过去，以萧何的一贯行为说明萧何的为人。以前刘邦在打江山的时候，萧何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为“后勤部长”忠于职守，全力保证了刘邦在前方有足够的军需供应，汗马功劳，功不可没！
　　王卫尉在表明萧何的功劳之后，再退一步用今昔对比的论证方法展开论辩，说明他以前可以争天下而不争，现在岂是争商人的蝇头微利之时？以前可以独霸一方而不霸，现在岂是见利忘义之人？对比论辩，有理有力，充分说明萧何是有情有义、忠心耿耿、清正廉洁的宰相。刘邦的不实之说，在对比论辩之中就显得十分荒唐可笑了。
　　第三步，用反面材料“反讽”——有节。经过第二步的“辩诬”论辩，还萧何以清白之身。这一步，王卫尉就将矛头指向刘邦了，他单刀直入地说：“陛下称赞李斯，那就更不足取了。”紧接着直陈理由：秦始皇赞扬李斯，是因为他受了李斯的蒙骗，听不到指过纠错的诤言，以致失去帝位和天下。王卫尉明里是说秦皇的昏聩糊涂与刚愎自用，暗里是在讽喻刘邦以前车之鉴，戒后车之覆，以秦皇灭亡的历史教训为鉴，信任忠良，善纳雅言，这样才能保住江山永固。王卫尉直言不讳地指出刘邦对于李斯的错误观点之后，又婉言告诫刘邦别学秦皇的刚愎自用。论辩有理有节，进退有度，致使对方想冒火又无理冒火。
　　刘邦在王卫尉强劲有力的辩驳之下，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接受这位忠臣的批评，立即放出萧何。
　　（选自《才智：才情斋版》2012年第5期，荐稿人：左汝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