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理解杂文动机，以为是刻簿之文章，非“正能量”，即使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至今还有人不理解甚至抵触。其实杂文是大善之文，最能代表大善的文章也是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就是奔着善来的，如果读懂了鲁迅的杂文，那就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善的大门。
　　悲天悯人才能达到大善。给人灌蜜或什么“心灵鸡汤”，那是小善，或者根本不是善，是麻醉。习惯于歌功颂德与歌舞升平，掩盖矛盾，离善更远。鲁迅在自己的一篇序中谈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青年到他住所买他的书，当那几块银圆放进他手里的时候，银圆带着那个青年的体温，鲁迅被震动了，以后下笔特别谨慎，生怕自己的文章毒害了这样的青年。“医家有割股之心”，杂文也有医家那样的情怀。医是大善，讳疾忌医其实不在病人，而在社会。
　　人类有个共同的“主旋律”是善，只有大善，才有博爱。人类要的是博爱，这样才有人类的和平自由与平等。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的向心力是“正能量”，这个正能量也是善，其它任何阐释都是狭义的。“主旋律”并非歌功颂德，“正能量”也不排斥批评，最宝贵的“正能量”是敢于担当，司马迁有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社会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鲁迅就是谔谔之士，是大善之人。杂文的精神和实质就是讲真话，那么还有不讲真话的人和不讲真话的文艺吗？有，而且不讲真话的人和不讲真话的文艺还会常常成为一时“主流”，而讲真话的人和讲真话的文艺反而流不通。杂文就是一种讲真话的文艺，这不是什么人给它的定义，给它的框框，它的生性就是这样的，就像豹子不能成为猫咪。杂文不说真话就窒息了，不存在了。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是不会讲真话的，它只能是主子的喉舌，除了替主子歌功頌德，就是替主子欺骗世人，让世界充满“瞒和骗”。如果在瞒和骗的包围中，有人能站出来说真话，这就是大善，他让人觉醒，让人觉悟，让人不再受骗。这个文艺担当是杂文。
　　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鲁迅，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鲁迅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反省，使中国数千年专制“瞒和骗”的老底一下子被揭穿，把真实奉给“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中国人。这个工作，只有大善才能去做，汲汲于功名利禄、忙着侍奉主子的人，一头扎下去，心无旁骛，对社会，对民瘼，漠不关心，冷漠无情，毫无善心。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
　　世间存在或充斥假话、骗话、胡话，需要以大善之心来提醒世人，杂文就是这个大善角色。过去我们曾用那么多的纸张和笔墨去歌功颂德，结果却是去赞颂了错误（以“文革”为典型），这些歌颂文字皆为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