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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我们依然能感受到80多年前文坛论争的硝烟。鲁迅手持“匕首”和“投枪”与论敌进行激烈较量的历史画面又重现眼前。鲁迅在论争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都不宽恕”的“硬骨头”精神，他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论争上的做法，需要今天的人们反思与重新评价。
横刀立马的孤独者
鲁迅一生写过的许多杂文，被称为“匕首”和“投枪”。而鲁迅的论敌也不少，有复古派的章士钊、胡先骕、梅光迪等人，有现代派的陈西滢、徐志摩等人，有左联的郭沫若、钱杏邨、田汉等人，还有高长虹、顾颉刚等无派系人士，几乎整个文化界人士都与鲁迅有过大大小小的论争。其论战时间之久、论争范围之广、论敌之多，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著名学者陈涑渝将鲁迅与文化界人士的论争史料，汇编成《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详细梳理了鲁迅与论敌之间的各种纷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论争画面，对于后人研究鲁迅的“论争现象”大有帮助。
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他人的论争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既有和派系之间的纷争，也有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短兵相接，这些论争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以及鲁迅在左联时期的论争。我们不难理解鲁迅与复古派之间的恩怨。从本质上来，无论是复古派中的甲寅派还是学衡派，都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化守成主义，对新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这确实让鲁迅坐立不安。1925年，甲寅派主张尊孔读经，鲁迅立马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学界三魂》和《“碰壁”之余》等文章，批评尊孔读经是“开倒车”。
如果说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只是蜻蜓点水般的笔战，那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便是大规模的论战，而鲁迅在左联时期的几次论争则是更大范围的纷争。引发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缘起于“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鲁迅写下了《我的“籍”和“系”》、《并非闲话》和《不是信》等文章，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持警惕，并在《并非闲话（二）》中说道：“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这是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非常难得的清醒。
鲁迅在左联时期，还与左联外人士乃至其内部人士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在这一时期的论争中，鲁迅既对攻击左联的梁实秋、傅彦长、陶愚川等人进行了有力反击，也对左翼文坛内部人士所犯的机械化、简单化、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进行了批评，梳理了文学的阶级性、何谓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不但如此，鲁迅还围绕《咬文嚼字》、《青年必读书》和是否应该劝青年人读《庄子》、《文选》与袁小虚、施蛰存等人展开论争，这是属于中西文化之辩。至于鲁迅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论争就带有一点个人恩怨的味道了，也许是彼此个性使然。
纵观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争，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的勇气和智慧，他俨然像一个横站在旷野中的战士，用自己的身躯和灵魂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冷箭”，又以自己的智慧帮助论争者认清自身的偏见和旧思想的流毒，这就是鲁迅特立独行的一面。
鲁迅为什么不能宽恕别人
1936年9月5日，鲁迅在杂文《死》中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显然，这是鲁迅去世前的真情告白，但留给后人的疑问是：鲁迅为什么会有这种睚眦必报“一个都不宽恕”的心理呢？
陈明远在《文化名人的个性》一书中，运用现代心理学的个性心理分析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进行了个性剖析。在他看来，“20世纪是我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人’解放个性、发展独立人格、弘扬新思想与新道德的新时期”，涌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个性鲜明的文化人。
陈明远认为鲁迅是一个“苛求型”的文化人，有某种道德优越感，一生为追求完美而不辞辛劳。在陈明远看来，鲁迅的“苛求型”个性具有以下特点：“（一）求真——反虚伪、辨真相、求真理；（二）追求完美——干真事、认真、苛刻；（三）韧——坚韧不拔；（四）精——精练、精彩、精辟；（五）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六）嫉恶如仇——对罪恶的坏事不能宽恕、不能纵容；（七）性情中人；（八）日常生活不拘小节”。鲁迅参与各种论争时，始终保持永不妥协的姿态，将这些鲜明的个性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这些论争也带上了鲁迅的个性烙印，
陈明远认为，童年时期的鲁迅由于家道败落，作为长子的他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而陈涑渝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的序言中指出，鲁迅并非一开始就“不宽恕”怨敌，而“促使鲁迅反对对敌宽容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血的教训”，即“面对压迫要反抗，对敌宽容是纵容”。
综合起来说，鲁迅的“不宽恕”大抵是因为缺乏“爱”的环境。鲁迅在童年时代的阴暗体验，剥夺了他的幸福和快乐，促使他产生了怨恨的心理，包括对人、对社会的怨恨。不幸的是，鲁迅又生活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里，亲眼目睹了社会上许多不宽容的事件，这更加深了鲁迅的怨恨心理体验。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的处境非常不自由，正如学者林贤治指出的：“当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唯有靠斗争来赢来这一切”所以鲁迅在论争时的“拳来拳对，刀来刀挡”，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一场论争都需要宽容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仅仅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这种评价未免尖刻，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确曾经不惜个人安危与他人进行笔墨之争。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这种“一个都不宽恕”的人生态度呢？与鲁迅有关的这些论争，又给予后人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特殊语境。陈涑渝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中分析说：“在鲁迅著作中，‘一个都不宽恕’的对象仅限于‘怨敌’，即指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并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所谓‘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历次论争中的“不宽恕”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对“恶”的不妥协，凡是对人不公正、扼杀生命、违反人权、抹杀自由等坏事，都不能原谅。
其次，应当理性看待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论争的起因非常复杂，既有思想观念因素，也有个人性格因素。但不管怎么样，鲁迅在论争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和思辨能力，值得后人学习。尤其是鲁迅在论争中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性，更是后人难得的精神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论争则有点倾向于私人恩怨。特别是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论争，最初是由鲁迅小说《理水》中的“禹”引发的，到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工作上出现了“顾某若来，周某即去”的尴尬局面。两人的论争已经偏离了原来轨道，而不再是思辨性的论争。
论争虽能活跃学术气氛，但更需要宽容。古往今来，论争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它能展示人类的智慧和才华，能活跃学术氛围，打破单一的文化模式，使文化走向多元化。由于鲁迅等人的相互论争，使中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了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
论争离不开宽容，缺乏宽容的论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论争。论争仅限于话题的思辨性争论，而不可彼此进行人身攻击。所以，陈涑渝认为：“如果心胸褊狭，睚眦必报，不给对方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祥和。”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将论争演化为个人恩怨之争，或将个人之争作为学术论争。
时代需要论争，论争绝不是辱骂和诽谤。真正的论争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尊重他人为基础，在思辨中爆发出思想的火花。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多元开放的时代，文化观念不断更新，出现各种论争是无法避免的。在此背景下，我们从现代文化史上的历次论争中汲取教训，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法。
横刀立马的孤独者
鲁迅一生写过的许多杂文，被称为“匕首”和“投枪”。而鲁迅的论敌也不少，有复古派的章士钊、胡先骕、梅光迪等人，有现代派的陈西滢、徐志摩等人，有左联的郭沫若、钱杏邨、田汉等人，还有高长虹、顾颉刚等无派系人士，几乎整个文化界人士都与鲁迅有过大大小小的论争。其论战时间之久、论争范围之广、论敌之多，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著名学者陈涑渝将鲁迅与文化界人士的论争史料，汇编成《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详细梳理了鲁迅与论敌之间的各种纷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论争画面，对于后人研究鲁迅的“论争现象”大有帮助。
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他人的论争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既有和派系之间的纷争，也有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短兵相接，这些论争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以及鲁迅在左联时期的论争。我们不难理解鲁迅与复古派之间的恩怨。从本质上来，无论是复古派中的甲寅派还是学衡派，都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化守成主义，对新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这确实让鲁迅坐立不安。1925年，甲寅派主张尊孔读经，鲁迅立马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学界三魂》和《“碰壁”之余》等文章，批评尊孔读经是“开倒车”。
如果说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只是蜻蜓点水般的笔战，那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便是大规模的论战，而鲁迅在左联时期的几次论争则是更大范围的纷争。引发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缘起于“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鲁迅写下了《我的“籍”和“系”》、《并非闲话》和《不是信》等文章，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持警惕，并在《并非闲话（二）》中说道：“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这是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非常难得的清醒。
鲁迅在左联时期，还与左联外人士乃至其内部人士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在这一时期的论争中，鲁迅既对攻击左联的梁实秋、傅彦长、陶愚川等人进行了有力反击，也对左翼文坛内部人士所犯的机械化、简单化、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进行了批评，梳理了文学的阶级性、何谓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不但如此，鲁迅还围绕《咬文嚼字》、《青年必读书》和是否应该劝青年人读《庄子》、《文选》与袁小虚、施蛰存等人展开论争，这是属于中西文化之辩。至于鲁迅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论争就带有一点个人恩怨的味道了，也许是彼此个性使然。
纵观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争，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的勇气和智慧，他俨然像一个横站在旷野中的战士，用自己的身躯和灵魂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冷箭”，又以自己的智慧帮助论争者认清自身的偏见和旧思想的流毒，这就是鲁迅特立独行的一面。
鲁迅为什么不能宽恕别人
1936年9月5日，鲁迅在杂文《死》中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显然，这是鲁迅去世前的真情告白，但留给后人的疑问是：鲁迅为什么会有这种睚眦必报“一个都不宽恕”的心理呢？
陈明远在《文化名人的个性》一书中，运用现代心理学的个性心理分析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进行了个性剖析。在他看来，“20世纪是我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人’解放个性、发展独立人格、弘扬新思想与新道德的新时期”，涌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个性鲜明的文化人。
陈明远认为鲁迅是一个“苛求型”的文化人，有某种道德优越感，一生为追求完美而不辞辛劳。在陈明远看来，鲁迅的“苛求型”个性具有以下特点：“（一）求真——反虚伪、辨真相、求真理；（二）追求完美——干真事、认真、苛刻；（三）韧——坚韧不拔；（四）精——精练、精彩、精辟；（五）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六）嫉恶如仇——对罪恶的坏事不能宽恕、不能纵容；（七）性情中人；（八）日常生活不拘小节”。鲁迅参与各种论争时，始终保持永不妥协的姿态，将这些鲜明的个性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这些论争也带上了鲁迅的个性烙印，
陈明远认为，童年时期的鲁迅由于家道败落，作为长子的他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而陈涑渝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的序言中指出，鲁迅并非一开始就“不宽恕”怨敌，而“促使鲁迅反对对敌宽容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血的教训”，即“面对压迫要反抗，对敌宽容是纵容”。
综合起来说，鲁迅的“不宽恕”大抵是因为缺乏“爱”的环境。鲁迅在童年时代的阴暗体验，剥夺了他的幸福和快乐，促使他产生了怨恨的心理，包括对人、对社会的怨恨。不幸的是，鲁迅又生活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里，亲眼目睹了社会上许多不宽容的事件，这更加深了鲁迅的怨恨心理体验。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的处境非常不自由，正如学者林贤治指出的：“当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唯有靠斗争来赢来这一切”所以鲁迅在论争时的“拳来拳对，刀来刀挡”，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一场论争都需要宽容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仅仅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这种评价未免尖刻，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确曾经不惜个人安危与他人进行笔墨之争。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这种“一个都不宽恕”的人生态度呢？与鲁迅有关的这些论争，又给予后人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特殊语境。陈涑渝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中分析说：“在鲁迅著作中，‘一个都不宽恕’的对象仅限于‘怨敌’，即指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并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所谓‘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历次论争中的“不宽恕”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对“恶”的不妥协，凡是对人不公正、扼杀生命、违反人权、抹杀自由等坏事，都不能原谅。
其次，应当理性看待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论争的起因非常复杂，既有思想观念因素，也有个人性格因素。但不管怎么样，鲁迅在论争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和思辨能力，值得后人学习。尤其是鲁迅在论争中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性，更是后人难得的精神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论争则有点倾向于私人恩怨。特别是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论争，最初是由鲁迅小说《理水》中的“禹”引发的，到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工作上出现了“顾某若来，周某即去”的尴尬局面。两人的论争已经偏离了原来轨道，而不再是思辨性的论争。
论争虽能活跃学术气氛，但更需要宽容。古往今来，论争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它能展示人类的智慧和才华，能活跃学术氛围，打破单一的文化模式，使文化走向多元化。由于鲁迅等人的相互论争，使中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了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
论争离不开宽容，缺乏宽容的论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论争。论争仅限于话题的思辨性争论，而不可彼此进行人身攻击。所以，陈涑渝认为：“如果心胸褊狭，睚眦必报，不给对方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祥和。”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将论争演化为个人恩怨之争，或将个人之争作为学术论争。
时代需要论争，论争绝不是辱骂和诽谤。真正的论争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尊重他人为基础，在思辨中爆发出思想的火花。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多元开放的时代，文化观念不断更新，出现各种论争是无法避免的。在此背景下，我们从现代文化史上的历次论争中汲取教训，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