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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７日下午，江津市蔡家镇福德村二组王文祥端着饲料来到自家猪场，突然发现有１７头猪不像往常那样抢食，睡在一角口吐白沫。王文祥心急如焚。
镇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龚南光一行得知情况后，带着药具，径直就往２０多公里外的王文祥家赶。而到王家院坝，却遇到了尴尬。
“你们又来收啥子钱哟？！”王文祥的妻子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我们不是来收钱的。听说你家的猪儿得病了，我们来看看。”龚南光回答说。
王文祥的妻子半信半疑。龚南光顾不上多说话，急忙钻进猪圈察看，发现情况十分严重，１７头猪儿出现发热、喘气等病症，并呈蔓延趋势。
消毒、打针、消热……两个小时后，猪儿病情得以控制，避免了上万元的经济损失。
“喝口水吧！”王文祥的妻子端着茶盅递上去。
“谢谢，不用了，我们还要赶着回去呢！”
“现在的干部硬是变了……”王文祥夫妇看着龚南光一行匆忙远去的背影，自语道。
这是江津市建设服务型镇（街）政府改革试点成效的一个缩影。
从今年起免征农业税，乡镇干部逐渐从“三催”（催税、催粮、催计划生育）干部变成了“三无”（无职、无权、无抓手）干部。正如有的农民群众说的那样：“有吃有穿我不求你，有了困难问题要找你，遵纪守法不怕你，你违法行政我要告你。”而乡镇干部坦言：“一无权二无钱，全靠嘴巴甜，政策要吃透，汤圆难搓圆。”
在新形势下，乡镇政府的工作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何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大服务”？
“必须实现干部角色的转变。”江津市委、市政府形成了共识。今年２月１６日，市委常委会决定，选择代表工业重镇、商贸集镇、平坝农业镇和山区贫困镇等不同类型的德感、白沙、慈云、蔡家等４个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试点，将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３项，实现经济发展职能变“主角”为“导演”，公共管理职能变“配角”为“主角”，社会服务职能变“管理”为“服务”。
本着“精简统一、便民效能”的原则，调整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综合办事机构和事业单位设置，职能相近的合并，职能交叉的剥离，职能单一的调整，撤消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原二级机构，重新设置综合办事机构。原则上每个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置５个综合办事机构，即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服务站、农业综合服务站、安全稳定服务站、便民利民服务站。
“以前，我们镇像其他镇一样，有党政办、民政办、经济办、城建办、安全办等６个办公室和４个中心，机关干部８０人，６０％的工作精力是‘安排生产、催粮催款’。”蔡家镇领导介绍说，“重新设置机构后，职责分工明确了。通过竞争上岗，除１名干部待岗外，其他干部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位置。”
蔡家镇是江津市南部的一个山区镇，辖区面积大，路程远，群众办事极不方便。较远的清溪沟、凤仪的农民到镇上办事要走２０多公里，往返交通费要３０元。“而农民有时到镇上来，要么找不到办公室，要么找不到人。有个要外出打工的农民，从山里来办手续，来回跑了好几趟，章子都盖了好多个……”镇党政办副主任黄文科深有体会地说，“现在，我们实行全程代理制，不是他们来办事，而是干部要随时下去为他们服务。今年以来，我们已为农民排忧解难办实事２００多件。”
２月底，蔡家镇派出６５人，组成１９个服务小组，分别深入村坝院落、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服务。在文昌村，服务组看到老党员龚光祥家房屋破烂不堪，当即现场办公，同意他先拆旧房，边翻新边办手续，免收一切费用。龚光祥当场就流下了眼泪，连声说：“现在的干部变了！”
３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大龙村七组谢安华、刘光芬夫妇要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正值办证工作人员休假。而这对夫妇却执意要在当天办理，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预订了火车票。
值班人员看着他们焦急的神情，当即打电话到办理员杨俊家。杨俊二话没说，就从江津赶到蔡家镇。中午１２点多，谢安华拿到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激动不已，硬是要拉杨俊到馆子去“喝一杯”。杨俊谢绝了邀请，再三说：“这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
“无论大小事，便民利民服务站都为你帮忙到底。你看我，现在不出去也可以打工了。”在德感街道办事处，临峰村５０多岁的张维松讲起了他在家打工的事情。
原来，临峰村盛产生姜，前些年，他见种生姜赚钱，就把自家５亩水田改作干田种姜。但由于缺乏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生姜病害严重，再加上临峰生姜种植实行隔年轮作，几年算下来，卖姜收入还赶不上原来种水稻多。一气之下，他把土地低价包给了别人，带着一家人外出打工，打工收入除了吃住，也没多少钱可剩。
今年春耕时节张维松回家，听说别人在他的土地上收获了３万多块钱，再加上从今年起免征农业税，他决定收回土地自己种。但是，那块地去年别人种过生姜，按照传统的种植方法，今年不能继续种，怎么办？
一天，张维松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来到新成立的便民利民服务站咨询。他把疑问告诉服务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上了农技干部。
经四处打听和查阅资料，农技干部最后与成都佳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因为，使用这家公司生产的大量元素叶面肥料“春肥保”后，农民年年都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生姜。
便民利民服务站迅速把这一信息反馈给了张维松，并请来佳硕公司技术人员。为了消除张维松的顾虑，便民利民服务站说服佳硕公司租用张维松的土地进行种植试验，佳硕公司聘张维松为“生产工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不但能挣钱，还能学到技术，我今后种生姜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张维松高兴地说，“这多亏了便民利民服务站啊！”
编后：
免征农业税后，不少乡（镇）干部对自己该干什么心里没底。乡（镇）干部应如何转变角色？江津市的探索，为我们打开了思路。
长期以来，乡镇机构繁杂、人浮于事，加重了财政负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直接影响到执政效能的提高。
提高乡（镇）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改进乡（镇）工作方式，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对乡（镇）机构进行科学设置，完善运行机制，使乡（镇）机构的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而提高乡（镇）干部执行政策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维护稳定的能力。
镇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龚南光一行得知情况后，带着药具，径直就往２０多公里外的王文祥家赶。而到王家院坝，却遇到了尴尬。
“你们又来收啥子钱哟？！”王文祥的妻子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我们不是来收钱的。听说你家的猪儿得病了，我们来看看。”龚南光回答说。
王文祥的妻子半信半疑。龚南光顾不上多说话，急忙钻进猪圈察看，发现情况十分严重，１７头猪儿出现发热、喘气等病症，并呈蔓延趋势。
消毒、打针、消热……两个小时后，猪儿病情得以控制，避免了上万元的经济损失。
“喝口水吧！”王文祥的妻子端着茶盅递上去。
“谢谢，不用了，我们还要赶着回去呢！”
“现在的干部硬是变了……”王文祥夫妇看着龚南光一行匆忙远去的背影，自语道。
这是江津市建设服务型镇（街）政府改革试点成效的一个缩影。
从今年起免征农业税，乡镇干部逐渐从“三催”（催税、催粮、催计划生育）干部变成了“三无”（无职、无权、无抓手）干部。正如有的农民群众说的那样：“有吃有穿我不求你，有了困难问题要找你，遵纪守法不怕你，你违法行政我要告你。”而乡镇干部坦言：“一无权二无钱，全靠嘴巴甜，政策要吃透，汤圆难搓圆。”
在新形势下，乡镇政府的工作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何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大服务”？
“必须实现干部角色的转变。”江津市委、市政府形成了共识。今年２月１６日，市委常委会决定，选择代表工业重镇、商贸集镇、平坝农业镇和山区贫困镇等不同类型的德感、白沙、慈云、蔡家等４个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试点，将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３项，实现经济发展职能变“主角”为“导演”，公共管理职能变“配角”为“主角”，社会服务职能变“管理”为“服务”。
本着“精简统一、便民效能”的原则，调整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综合办事机构和事业单位设置，职能相近的合并，职能交叉的剥离，职能单一的调整，撤消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原二级机构，重新设置综合办事机构。原则上每个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置５个综合办事机构，即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服务站、农业综合服务站、安全稳定服务站、便民利民服务站。
“以前，我们镇像其他镇一样，有党政办、民政办、经济办、城建办、安全办等６个办公室和４个中心，机关干部８０人，６０％的工作精力是‘安排生产、催粮催款’。”蔡家镇领导介绍说，“重新设置机构后，职责分工明确了。通过竞争上岗，除１名干部待岗外，其他干部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位置。”
蔡家镇是江津市南部的一个山区镇，辖区面积大，路程远，群众办事极不方便。较远的清溪沟、凤仪的农民到镇上办事要走２０多公里，往返交通费要３０元。“而农民有时到镇上来，要么找不到办公室，要么找不到人。有个要外出打工的农民，从山里来办手续，来回跑了好几趟，章子都盖了好多个……”镇党政办副主任黄文科深有体会地说，“现在，我们实行全程代理制，不是他们来办事，而是干部要随时下去为他们服务。今年以来，我们已为农民排忧解难办实事２００多件。”
２月底，蔡家镇派出６５人，组成１９个服务小组，分别深入村坝院落、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服务。在文昌村，服务组看到老党员龚光祥家房屋破烂不堪，当即现场办公，同意他先拆旧房，边翻新边办手续，免收一切费用。龚光祥当场就流下了眼泪，连声说：“现在的干部变了！”
３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大龙村七组谢安华、刘光芬夫妇要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正值办证工作人员休假。而这对夫妇却执意要在当天办理，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预订了火车票。
值班人员看着他们焦急的神情，当即打电话到办理员杨俊家。杨俊二话没说，就从江津赶到蔡家镇。中午１２点多，谢安华拿到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激动不已，硬是要拉杨俊到馆子去“喝一杯”。杨俊谢绝了邀请，再三说：“这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
“无论大小事，便民利民服务站都为你帮忙到底。你看我，现在不出去也可以打工了。”在德感街道办事处，临峰村５０多岁的张维松讲起了他在家打工的事情。
原来，临峰村盛产生姜，前些年，他见种生姜赚钱，就把自家５亩水田改作干田种姜。但由于缺乏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生姜病害严重，再加上临峰生姜种植实行隔年轮作，几年算下来，卖姜收入还赶不上原来种水稻多。一气之下，他把土地低价包给了别人，带着一家人外出打工，打工收入除了吃住，也没多少钱可剩。
今年春耕时节张维松回家，听说别人在他的土地上收获了３万多块钱，再加上从今年起免征农业税，他决定收回土地自己种。但是，那块地去年别人种过生姜，按照传统的种植方法，今年不能继续种，怎么办？
一天，张维松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来到新成立的便民利民服务站咨询。他把疑问告诉服务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上了农技干部。
经四处打听和查阅资料，农技干部最后与成都佳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因为，使用这家公司生产的大量元素叶面肥料“春肥保”后，农民年年都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生姜。
便民利民服务站迅速把这一信息反馈给了张维松，并请来佳硕公司技术人员。为了消除张维松的顾虑，便民利民服务站说服佳硕公司租用张维松的土地进行种植试验，佳硕公司聘张维松为“生产工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不但能挣钱，还能学到技术，我今后种生姜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张维松高兴地说，“这多亏了便民利民服务站啊！”
编后：
免征农业税后，不少乡（镇）干部对自己该干什么心里没底。乡（镇）干部应如何转变角色？江津市的探索，为我们打开了思路。
长期以来，乡镇机构繁杂、人浮于事，加重了财政负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直接影响到执政效能的提高。
提高乡（镇）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改进乡（镇）工作方式，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对乡（镇）机构进行科学设置，完善运行机制，使乡（镇）机构的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而提高乡（镇）干部执行政策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维护稳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