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我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98年，2004年春夏之交，又应邀访问一个月。其间，乘火车南下，单身一人从台北到花莲、台东、台南、屏东、苗栗等地旅行一周。每到一地，就会有一位当地朋友按预先的约定，到火车站接我，带我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再继续乘火车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应约在车站等候我。于是新一天的旅程又开始了。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热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于是享受到了一个漂泊者的感受，每天用笔记本电脑把当天的新鲜见闻记下。2006年底又去了第三次，也是每天写下旅行日记。两份日记总共约有十万字之长。
　　台湾朋友说，大陆学者到台湾来过3次以上的并不多，而我每次都能在一个月内，一个人充分自由地在各处旅行，有这样机会的大陆人，就更少了。看来我是相当幸运的了。然而，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机会相比较，大陆人到台湾旅行的机会仍然少得不成比例。有一位台湾学者告诉我，10年来，他至少到大陆200多次，使我更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大家。于是将2004年、2006年两份旅行日记内容予以整理并作摘录，交给《南方人物周刊》，希望构成一个《近看台湾》系列。这对理解一个真实台湾的方方面面也许有所帮助。“南行记”是这系列的第一部分，记录了2004年的南台湾之行。
　　
　　我所见到的前志愿军(第一天花莲晴)
　　早上从台北车站乘火车出发。11点多，火车抵花莲，Z先生开车来接我。他是花莲东华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花莲在台湾东海岸边，是个小城市，大约只20万人口。城市整体风格虽更多地受北部台湾文化的影响，但能明显感觉到世外桃源般恬静的小城镇之美。
　　下午，参观了当地横贯公路的栈道工程。整个工程都是由当年大陆老兵靠人工在坚硬无比的大理石山岩上开辟的，花了整整20年。才使这一军用公路得以完工。横贯公路被用于连接台湾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交通，其气势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风景之奇丽，令人叹为观止。许多洋人与我们一起来此参观，可见这一横贯公路在旅游上的吸引力。不知怎的，这一浩大工程使我想起了大陆的红旗渠。只要是中国人，这个民族的坚忍耐苦勤奋在任何地方都会表现出来。
　　傍晚，我们驱车路过退役老兵聚居的大陈二村。说实在话，这才是我这样的大陆来客最感兴趣的地方。大陈二村是台湾各地都可见到的普通眷村。在一张废弃于路边的旧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头，估计就是大陆来的老兵。我主动上前去问好，老兵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看上去他身体还很健朗，但思路已经不太清晰，说话不断重复，但大体上还是能听出他的意思。老头姓汪，是当年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山东济南附近某县人。据他说，1950年，他们那个军的军长(作者按：估计是师长)听错电话。要他们后撤，却听成要他们前进，于是孤军深入到了一座山上扎营，被联合国军重重包围，连吃的东西也没了。美国军队用台湾人喊话，告诉他们如何投降，例如把枪举起来，向右边走出去，等等=这支志愿军部队就集体被俘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遣返大陆，他说他不愿意回大陆。我颇为惊奇。他说，他参军前就不喜欢当地的新政府(估计他可能是地主富农之类出身，土改时家里受到过很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被俘以后，当印度中立方人士询问其志愿时他拒绝遣返。后来，他来台湾参加了国民党军，在澎湖服役，直到1969年才退伍。退伍后他一直没能讨上老婆，直到大陆开放探亲，才从大陆娶来老婆。现在他已经70多岁，孩子却只有16岁。
　　不一会，一个小伙子从小巷子里骑车出来，从他身边经过，他指着说那就是他的儿子。我向小伙子打招呼，他也点头示意，骑自行车走了。这位退伍老兵至今还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他说是那里已经没有亲人，青年一辈的又都不认识他，回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又过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路过时搭话，这就是他前些年从大陆娶过来的太太。她说从大陆嫁过来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位老兵每月有津贴13000台币，合人民币3000多元。住的地方很简陋，是当地很普遍的简易房。这在台湾就是贫民窟了，但还比较干净。眷村有些人家门口还挂一面褪了色的旧青天白日旗，他们是铁杆的深蓝支持者。临走时，我与老兵合了个影，祝他晚年过得顺心如意。
　　在这一带眷村特别多，原因是1956年起台湾当局修军用公路，从南部台湾一直修到花莲，工程队才解散，当局建造了荣民之家，来安置成不了家的单身退伍老军人。成了家的老兵则搬出来，在附近盖了房子，于是就成了这样的眷村。一般而言，由退伍军人自己建造的这些眷村，房子质量比台湾当局出资建造的“荣民之家”要差得多。
　　台湾人的悲情与两岸张力(第一天花莲晴)
　　陪我在花莲旅游的这位东华大学研究生Z先生，说现在的台湾人中间派占多数，但中间派中的渐独派比渐统派人数越来越占多数(编者按：当时还未爆发陈水扁家族贫腐丑闻)。这是民进党当政者不断宣传灌输的结果，久而久之台湾民众的“国家意识”就这样发酵起来。Z先生还说，台湾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大陆说得久了，他们已经麻木了，觉得有美国保护，不会有什么，他说，这正如当年的伊拉克，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会打伊拉克，就只有伊拉克人不相信。他认为这和大陆方面“狼来了”喊得太多了有关。他觉得奇怪的是，当年台湾的新党就是提醒台湾民众要警惕大陆打过来，结果票数反而少下去。
　　台湾问题发展到这步也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我们大陆人过去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们本来要解放你们，现在不准备用武力解放你们了，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你们应该满意了。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思维。国民党则认为，他们是带着一个国的框架到台湾去的，久而久之，台湾人有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不同意把他们认同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份来安排。他们要求对等谈判，而我们并不愿意，因为台湾太小了，没资格享受对等地位，就像蜜蜂没资格向大象要求对等。
　　于是，两岸统一的谈判就一直拖了下来，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7年这关键的10多年里，掌权的主张统一的外省籍国民党元老们一个一个谢世，本省籍政治精英进入政治中心已经是大势所趋。九七前，情况已发生重要变化，民进党崛起，与大陆没有关系的新生代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而他们缺乏老一辈对大陆的那种亲情感受。此前没有谈成，以后就越来越难办。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8年，那时在台湾的统派朋友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变化。但那时没有人能提醒我们要考虑反省对台战略，以适应这一新变化。直到邓小平逝世后，我们仍然坚持原定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而此时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正在把国民党元老李焕、俞国华、郝柏村一个一个赶出政治舞台，统派即外省人政治影响力的式微成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台湾“总统”直选是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化普选制，这无疑极大地有利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取得比外省人更优势的政治 地位。
　　这种情况下，他们产生了台湾人的所谓“悲情”。台独政治家则十分聪明地利用这一点来强化他们的台独诉求，他们的话语在台湾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相反，外省人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陈水扁这样的台独派掌权后进一步利用手中权力资源，来推进“去中国化”的政治与社会政策，加强本省人的“本土意识”，亦即台湾认同。两种因素相互激荡，最后就形成现在这个结果。
　　用他们的话来说，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两岸关系走的是以下逻辑：台独派挑战大陆——大陆为实现两岸统一而进行“打压”——激起台湾悲情意识——台独派趁机推动以族群划界——形成强调台湾独立的民粹动员——台独派选战中轻易获得多数——民进党上台——进一步刺激大陆——大陆再次“打压”。
　　其中，台湾本省籍人口占85％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实现了以族群划界，那么，台独派利用民主政治上台就是稳操胜券了。而要实现以“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划界”，最好的办法是让大陆打压台湾，于是不断刺激大陆便成为台独分子克敌制胜的利器。他们说，“在选战前，就怕大陆不打压我们。所幸的是，每一次大陆总是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用他们的话说，大陆的强硬政策是台独派的“甘霖”。这话说得很刺激，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却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主?用一位台湾学者的话来说，就是10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所作出的选择，胜过9个博士所作的选择。
　　晚上浏览了东华大学。校园有两个弱点，一是离花莲市区太远，有20多公里；二是大而无当，以至于校园内冷冷清清，没有人气，更谈不上文化气氛。这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这一天的一点认识是，台湾人文之美，在于它有像花莲这样与世无争的小城市，这里让人有战前日本的那种感觉。在车站外等候接我的人时，那些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初看起来，他们的服装及气质颇像1930年代日本相片里的乘务员。这里很安静，人也缺乏快节奏与竞争意识，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另一种价值的体现?也许由于花莲在地理上离太平洋反比大陆更近，这里的人们对大陆已经太陌生了，像是山外山，天外天。与世无争，加上与大陆文化脱节，很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特别有意味的是，那位z先生与我相处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谈到了许多有关大陆台湾的问题，他完全能理解，也颇知道应对，能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看法也给人启示，绝非没有感悟的人士，但总使人觉得他对大陆没有真正的兴趣与热情。这与台北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里的教师也是如此，这种兴趣上的隔阂与冷漠，可能比不理解更为致命。
　　入夜，在东华大学招待所住下，一个很不错的房间，600台币一天，合人民币150元，相当便宜了。这个招待所没有服务生，整个楼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窗外就是一片树林，有一种荒凉之感。好在我把电脑带在身边，现在可以尽情地抒写自己的旅行感受。明天早上，我将离开花莲这个小而美的城镇。这里的宁静之美，是大陆人很少能体味的，也许我永远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但却可以让它保存在我的回忆之中。
　　人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