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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佛山市各时期地名特征为根据进行历史分期，总结出各时期主体文化，并对佛山最具地方特色的水文化和宗教文化作详细阐释，通篇结合实例来说明理据，进行文化追溯，发掘文化对地名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地名文化；佛山市；命名方式；影响因素；
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对地理实体命名共有六种方式：白描式，派生式，企望式，纪念式，借用式和寓意式。地名作为一种丰富历史地理信息的文化载体，必然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可反映出当时的时代及文化特征。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 ”，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的工商业重镇，历史悠久，兼任广府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发源地。故本文选择佛山作为研究对象，从地理，历史，宗教等多方面来发掘佛山地名背后的文化特征，以历史分期特征总结其影响因素。
一、佛山地名历史发展分期
佛山地名的演变和发展总共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每个历史时期有相异的主导文化，自然也采用了不同的命名方式：
（一）秦汉至隋朝——古越文化期
广东在远古时期为百越聚集地，珠三角一块以南越人为主，他们多为小聚落群居模式，地名命名多用白描式，通俗自然，曾以洞（垌，峒）、罗、六（禄、录）、黎、陇、弄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义，后引申为村落，“步”、“塑”、“蛴”、“古”、“边”等也是典型的古越语地名。古越地名主要有三方面特色，一是采用倒装结构，如顺德大良，“大”在古越语中是“地”的意思，“良”指古越人中的良壮族，又称“黄族”，大良意为“黄族聚居之地”；二是多用“上、下、头、尾”来表示方位，与中原文化常用“阴”、“阳”命名地名不同；三是古越人盛行迷信，形成具有地域原始崇拜特色的文化，在地名上表现为以动物图腾来命名，如金龙坊，福龙里。在“田鸟助耕”的传说中，鹤是最受崇拜的鸟类之一，所以以鹤为地名的现象颇为常见，如鹤园和松鹤里。
（二）唐朝至明中叶——汉文化主导期
自唐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陆续南迁，佛山一带是重要迁徙目的地之一，李、梁、陈、麦等姓氏家族是其中的主力军并日渐庞大，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的融合自然产生了“姓氏+古越语”的地名，如袁屋边、刘边。[3]这些重视宗族制度的家族将自家的风俗礼仪带入新居住地，在地名上一是体现为同姓聚居，并以自己宗族姓氏命名聚落，如陈村，马村；二是为尊崇祖宗传统而修建同姓宗祠，古时用以祭祀祖宗，如陈家祠，黄家祠，现今这两种地名仍有留存。
地名文化同时还受皇权思想影响，尤其是到宋代以后，统治者为了宣扬王朝盛名，祈愿国泰民安，在地名中加入带有“仁、安、胜、庆、兴、华、福”的字词，如仁寿里、平安巷、福禄大街等路名。
（三）明朝后期至民国时期——工商业文化期
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珠三角一带对外贸易频繁，工商业迅速发展，佛山的陶瓷业、丝织业、金属业等都闻名全国，冶铁业成为佛山的支柱产业，铁行众多，出现了铁泽、铜坑街、陶筑围等地名。到了清朝时期，佛山的手工业如民间手工艺、衣帽鞋制品、食品酿造等逐渐壮大，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专业化工坊和商品市场，这片繁华的商业中心便以所销售的商品来命名街道，如花衫巷、卖箩大街、打锡街、豆豉巷，此类大多数经过整改后名字已被取缔，目前只有筷子路保留下来。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沿海一带得到扶持与发展，新兴的金饰当押业、报刊业、酒楼业、百货业、钟表业等淘汰了传统手工业，此类行业的商号主要以店主姓名或以诚信、亨隆等期盼生意好的含义的词来命名，如李天华、黄信利、吴永记、和泰、生源、万兴隆等，并且开始使用纪念式、派生式的方式代替商品名称来命名地名，如现今的福贤路，就是原福贤里、金线街、楼安里、黄伞巷的合称，即选取最重要的一条商业街来命名主干道。
（四）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革命文化期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地名反映出当时中国高涨的革命热情，红星路、永红村、跃进路、人民桥都具有明显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时代特征，同时寄寓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美好祈愿。现今存留的燎原路，原址为麒麟巷、对龙巷、太原坊、水巷正街、弼头正街，1959 年合并建路命名，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在佛山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后，佛山进行了道路的修复和新建，新开辟了亲仁路、卫国路、松风路、建新路等具有明显寓意式路名的马路。
（五）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期
改革开放后佛山针对地名不规范的情况进行了较大的整改，使地名（主要是路名）向统一化多元化发展，命名方式多为借用式、寓意式和派生式，如长江路、南海大道、世纪广场等。其间，为了响应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政府在2006年将拥有70 多年历史的“大福路”改名为“岭南大道”，成为佛山主干道之一。
二、具有佛山特色的地名文化
（一）水文化
佛山地处亚热带季风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湿润，适合水稻、甘蔗、桑的种植和塘鱼的养殖，因此保存了较多以基、塘等命名的地名。其地势总体低平，东部多形成三角洲和冲积平原，西部为海拔不高的山岗，下游多沙洲，在地名中分别以“岗、坑、塑、洲、涌、洛”命名。随着环境变化，一些河流淤浅至消失，出现沙田沙地等，佛山因此有许多带有沙字的通名，如南海的南沙，顺德的沙头，为了防止洪涝，人们筑田围垦，就出现了大围，五福围等带有“围”字的通名。而古时不少聚落或村庄因为临近水体，更是直接以水体来取名，现已发展为城镇，例如顺德的南涌村和麻洪村，南海的杨梅镇（因杨梅河贯穿全镇而得名）。
不难看出，“水”是佛山地名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佛山市地名志》中就可以发现各具特色的水文化通名：
通名 含义 举例
涌（冲） 小河流 禅城：黎涌、大塘涌；南海：隔冲、逢涌
涡 镬底状积水 南海大涡
沥 降雨后留在地面的积水 南海大沥镇 浦 河流入海处，地势低洼 顺德南浦
滘（教） 分支的河道 南海：叠滘、小文教；顺德：北滘
朗 冲积平原或低洼多水之地 高明：金谷朗
除了直接以水体来作通名，还有不少与水文化相关联的文化也在地名中显现。如由于佛山河道多，船舶业发展蓬勃，自然就少不了码头渡头等通商口岸以及桥类建筑，前者在地名中称为“步、埔、埠”，像南海的盐步、西桥，顺德的白沙桥、一埠。
（二）宗教文化
其实“佛山”本名也颇有一番历史可溯，民间向来有“未有佛山，先有塔坡”一说，东晋年间，有古印度僧人航海而来，于南海季华乡本州岛登岸，在塔坡岗上结下茅庵，宣讲佛经，人们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经堂”。东晋隆安二年，西城罽宾国（现克什米尔）三藏法师达毗耶舍，携三尊小佛，渡海东来，仍在塔坡岗的经堂聚徒说法，后当地居民为他捐资兴建一寺，取名“塔坡寺”，作为奉佛讲经之所。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载：“当乡初聚时，乡人尝夜见其地有光烛天，乃掘得古佛三尊，并有碣曰：塔坡寺佛。遂以供之经堂，建塔崇奉，因名其乡曰佛山。”后塔坡寺被烧毁，塔坡岗开辟为普君墟，成为了佛山的诞生地。这就是佛山初名由来，虽然没有随处可见的佛像和奇山，却与“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唐代始，佛教、道教在佛山广泛传播，宗教文化的主体即为神庙、关帝庙的设立，如高明的洪圣庙、真武庙，所以佛山不少地名是从庙名的。最著名的要数位于祖庙路上的地标性建筑——祖庙，它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当时称为北帝庙，因珠三角地区水患多，北帝作为传说中治水的保护神被供奉起来，故北帝崇拜就成了珠三角民俗的典型。佛山人把祖庙视为福庙，每逢传统节假日或婚庆的好日子，老百姓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祖庙，以求好运。
三、佛山地名影响因素
从历史分期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影响佛山地名创立和变化的因素主要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种，其中自然在历史前期占大多数比重，尤其是水文化，近现代期以人文因素影响为主。人文又可分为经济发展、人口变迁和国家政策。
经济发展一直是地名转变的推动因素，唐宋之前佛山经济发展一般，故大多数地名与自然有关联，唐宋后佛山农业开始繁荣，从农业发展的白描式地名，到工商业发展后，不少地区以农转商而衍生出许多与商品或工业项目有关的派生式地名，地名趋向多元化，尤其是街巷马路的名称，源流丰富，经济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的同时，自然为地名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人口变迁主要体现在汉越文化融合当中，中原文化的加入给佛山的古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形成了具有岭南特色的宗族文化。国家政策是一种强制性因素，古时就有统治者因词语禁忌而更改地名，现今政府会因统一管理的需要而规划片区，取缔老地名，虽然方便但对地名文化是一种损害。
综上所述，佛山地名在不同时代受社会背景影响，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演变中，由单一向多元再向统一发展，形成了独具岭南文化气息的佛山地名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因此，我们需要对老地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保护，在地名规划中加入佛山的地域特色，调和新老地名，保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庞森权. 浅谈对地理实体实施命名的方法[J]. 中国地名，2012，02：33.
[2]林琳，许艳艳. 佛山城区地名演变及影响因素[J]. 中国地名，2011，01：60-64.
[3]田莹.佛山地名文化特征及其空间分异[D].中山大学，2010.
[4]佛山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省佛山市地名志[M]. 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
[5]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M].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6]周日安. 佛山的三个梵文音译地名[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37-40.
关键词：地名文化；佛山市；命名方式；影响因素；
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对地理实体命名共有六种方式：白描式，派生式，企望式，纪念式，借用式和寓意式。地名作为一种丰富历史地理信息的文化载体，必然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可反映出当时的时代及文化特征。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 ”，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的工商业重镇，历史悠久，兼任广府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发源地。故本文选择佛山作为研究对象，从地理，历史，宗教等多方面来发掘佛山地名背后的文化特征，以历史分期特征总结其影响因素。
一、佛山地名历史发展分期
佛山地名的演变和发展总共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每个历史时期有相异的主导文化，自然也采用了不同的命名方式：
（一）秦汉至隋朝——古越文化期
广东在远古时期为百越聚集地，珠三角一块以南越人为主，他们多为小聚落群居模式，地名命名多用白描式，通俗自然，曾以洞（垌，峒）、罗、六（禄、录）、黎、陇、弄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义，后引申为村落，“步”、“塑”、“蛴”、“古”、“边”等也是典型的古越语地名。古越地名主要有三方面特色，一是采用倒装结构，如顺德大良，“大”在古越语中是“地”的意思，“良”指古越人中的良壮族，又称“黄族”，大良意为“黄族聚居之地”；二是多用“上、下、头、尾”来表示方位，与中原文化常用“阴”、“阳”命名地名不同；三是古越人盛行迷信，形成具有地域原始崇拜特色的文化，在地名上表现为以动物图腾来命名，如金龙坊，福龙里。在“田鸟助耕”的传说中，鹤是最受崇拜的鸟类之一，所以以鹤为地名的现象颇为常见，如鹤园和松鹤里。
（二）唐朝至明中叶——汉文化主导期
自唐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陆续南迁，佛山一带是重要迁徙目的地之一，李、梁、陈、麦等姓氏家族是其中的主力军并日渐庞大，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的融合自然产生了“姓氏+古越语”的地名，如袁屋边、刘边。[3]这些重视宗族制度的家族将自家的风俗礼仪带入新居住地，在地名上一是体现为同姓聚居，并以自己宗族姓氏命名聚落，如陈村，马村；二是为尊崇祖宗传统而修建同姓宗祠，古时用以祭祀祖宗，如陈家祠，黄家祠，现今这两种地名仍有留存。
地名文化同时还受皇权思想影响，尤其是到宋代以后，统治者为了宣扬王朝盛名，祈愿国泰民安，在地名中加入带有“仁、安、胜、庆、兴、华、福”的字词，如仁寿里、平安巷、福禄大街等路名。
（三）明朝后期至民国时期——工商业文化期
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珠三角一带对外贸易频繁，工商业迅速发展，佛山的陶瓷业、丝织业、金属业等都闻名全国，冶铁业成为佛山的支柱产业，铁行众多，出现了铁泽、铜坑街、陶筑围等地名。到了清朝时期，佛山的手工业如民间手工艺、衣帽鞋制品、食品酿造等逐渐壮大，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专业化工坊和商品市场，这片繁华的商业中心便以所销售的商品来命名街道，如花衫巷、卖箩大街、打锡街、豆豉巷，此类大多数经过整改后名字已被取缔，目前只有筷子路保留下来。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沿海一带得到扶持与发展，新兴的金饰当押业、报刊业、酒楼业、百货业、钟表业等淘汰了传统手工业，此类行业的商号主要以店主姓名或以诚信、亨隆等期盼生意好的含义的词来命名，如李天华、黄信利、吴永记、和泰、生源、万兴隆等，并且开始使用纪念式、派生式的方式代替商品名称来命名地名，如现今的福贤路，就是原福贤里、金线街、楼安里、黄伞巷的合称，即选取最重要的一条商业街来命名主干道。
（四）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革命文化期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地名反映出当时中国高涨的革命热情，红星路、永红村、跃进路、人民桥都具有明显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时代特征，同时寄寓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美好祈愿。现今存留的燎原路，原址为麒麟巷、对龙巷、太原坊、水巷正街、弼头正街，1959 年合并建路命名，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在佛山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后，佛山进行了道路的修复和新建，新开辟了亲仁路、卫国路、松风路、建新路等具有明显寓意式路名的马路。
（五）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期
改革开放后佛山针对地名不规范的情况进行了较大的整改，使地名（主要是路名）向统一化多元化发展，命名方式多为借用式、寓意式和派生式，如长江路、南海大道、世纪广场等。其间，为了响应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政府在2006年将拥有70 多年历史的“大福路”改名为“岭南大道”，成为佛山主干道之一。
二、具有佛山特色的地名文化
（一）水文化
佛山地处亚热带季风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湿润，适合水稻、甘蔗、桑的种植和塘鱼的养殖，因此保存了较多以基、塘等命名的地名。其地势总体低平，东部多形成三角洲和冲积平原，西部为海拔不高的山岗，下游多沙洲，在地名中分别以“岗、坑、塑、洲、涌、洛”命名。随着环境变化，一些河流淤浅至消失，出现沙田沙地等，佛山因此有许多带有沙字的通名，如南海的南沙，顺德的沙头，为了防止洪涝，人们筑田围垦，就出现了大围，五福围等带有“围”字的通名。而古时不少聚落或村庄因为临近水体，更是直接以水体来取名，现已发展为城镇，例如顺德的南涌村和麻洪村，南海的杨梅镇（因杨梅河贯穿全镇而得名）。
不难看出，“水”是佛山地名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佛山市地名志》中就可以发现各具特色的水文化通名：
通名 含义 举例
涌（冲） 小河流 禅城：黎涌、大塘涌；南海：隔冲、逢涌
涡 镬底状积水 南海大涡
沥 降雨后留在地面的积水 南海大沥镇 浦 河流入海处，地势低洼 顺德南浦
滘（教） 分支的河道 南海：叠滘、小文教；顺德：北滘
朗 冲积平原或低洼多水之地 高明：金谷朗
除了直接以水体来作通名，还有不少与水文化相关联的文化也在地名中显现。如由于佛山河道多，船舶业发展蓬勃，自然就少不了码头渡头等通商口岸以及桥类建筑，前者在地名中称为“步、埔、埠”，像南海的盐步、西桥，顺德的白沙桥、一埠。
（二）宗教文化
其实“佛山”本名也颇有一番历史可溯，民间向来有“未有佛山，先有塔坡”一说，东晋年间，有古印度僧人航海而来，于南海季华乡本州岛登岸，在塔坡岗上结下茅庵，宣讲佛经，人们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经堂”。东晋隆安二年，西城罽宾国（现克什米尔）三藏法师达毗耶舍，携三尊小佛，渡海东来，仍在塔坡岗的经堂聚徒说法，后当地居民为他捐资兴建一寺，取名“塔坡寺”，作为奉佛讲经之所。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载：“当乡初聚时，乡人尝夜见其地有光烛天，乃掘得古佛三尊，并有碣曰：塔坡寺佛。遂以供之经堂，建塔崇奉，因名其乡曰佛山。”后塔坡寺被烧毁，塔坡岗开辟为普君墟，成为了佛山的诞生地。这就是佛山初名由来，虽然没有随处可见的佛像和奇山，却与“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唐代始，佛教、道教在佛山广泛传播，宗教文化的主体即为神庙、关帝庙的设立，如高明的洪圣庙、真武庙，所以佛山不少地名是从庙名的。最著名的要数位于祖庙路上的地标性建筑——祖庙，它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当时称为北帝庙，因珠三角地区水患多，北帝作为传说中治水的保护神被供奉起来，故北帝崇拜就成了珠三角民俗的典型。佛山人把祖庙视为福庙，每逢传统节假日或婚庆的好日子，老百姓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祖庙，以求好运。
三、佛山地名影响因素
从历史分期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影响佛山地名创立和变化的因素主要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种，其中自然在历史前期占大多数比重，尤其是水文化，近现代期以人文因素影响为主。人文又可分为经济发展、人口变迁和国家政策。
经济发展一直是地名转变的推动因素，唐宋之前佛山经济发展一般，故大多数地名与自然有关联，唐宋后佛山农业开始繁荣，从农业发展的白描式地名，到工商业发展后，不少地区以农转商而衍生出许多与商品或工业项目有关的派生式地名，地名趋向多元化，尤其是街巷马路的名称，源流丰富，经济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的同时，自然为地名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人口变迁主要体现在汉越文化融合当中，中原文化的加入给佛山的古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形成了具有岭南特色的宗族文化。国家政策是一种强制性因素，古时就有统治者因词语禁忌而更改地名，现今政府会因统一管理的需要而规划片区，取缔老地名，虽然方便但对地名文化是一种损害。
综上所述，佛山地名在不同时代受社会背景影响，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演变中，由单一向多元再向统一发展，形成了独具岭南文化气息的佛山地名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因此，我们需要对老地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保护，在地名规划中加入佛山的地域特色，调和新老地名，保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庞森权. 浅谈对地理实体实施命名的方法[J]. 中国地名，2012，02：33.
[2]林琳，许艳艳. 佛山城区地名演变及影响因素[J]. 中国地名，2011，01：60-64.
[3]田莹.佛山地名文化特征及其空间分异[D].中山大学，2010.
[4]佛山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省佛山市地名志[M]. 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
[5]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M].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6]周日安. 佛山的三个梵文音译地名[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