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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年，由童丽娜、马卫星编著的《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正式出版，该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南、北不同地域内选取同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两种民间音乐——南音、东北大鼓为研究样本，并置审视，得出“人”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应从娃娃抓起的结论。该书运用史料、田野等多重论据，从文化主体“人”的视角关注了“非遗”发展。此书的出版，为我国“非遗”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非遗；南音；东北大鼓；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9-0043-03
[作者简介]周 烨（1980- ），女，江苏南京人，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19）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第一时间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公约》，至今“非遗”已在我国落地超十年。十多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效果，‘非遗’也从最初的无人知晓变成如今这般炙手可热。”[1]在这个过程中，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非遗”工作的得失，他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2012年，回首“非遗”保护，冯先生直言五点原因后表示仍然担忧，这其中两点都与传承人有关。由此可见，“人”在非遗文化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社会历史中的人既是非遗各项实践的主体，也是非遗产生影响的客体。对“非遗”价值内涵中的核心要素——“人”的研究关乎非遗保护的未来。
然而对比近些年在“非遗”保护实践层面所做的努力，已出版的关于非遗研究的理论专著数量还非常有限，其中涉及对“人”的研究的（除传承人传记、作品集）更是几乎为零。可喜的是，正当愈来愈多的学术专家开始将研究目光聚焦“非遗”时，由童丽娜、马卫星编著的《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于2011年率先出版，该书在南、北不同地域内选取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两种民间音乐——南音、东北大鼓为研究样本，并置审视其一喜一危的发展现状后将其中症结归结于“人”，得出“人”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应从娃娃抓起的结论。该书的问世，“不仅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同类专著的研究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2]通览全文，以下三方面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同中透异的新颖选题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005年末，为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5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外公布，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和东北边陲的南音、东北大鼓同时入选。
身处南、北不同地域的两种民间音乐虽有幸同年入遗，但发展现状却迥异。南音堪称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音乐界权威人士曾得出“中国音乐之中，南音最古”的结论。作为这样一个古老的乐种，“面对社会经济大潮和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却不是奄奄一息地支撑着自己的艺术生命，反而活得很鲜活……前有传人，后有承者，更有新作不断涌现，传承已然如春种秋收般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轨道。”[3]反观东北大鼓，这种相传兴起于清朝中期的曲艺，目前的状况却是“省内专业曲艺团没有东北大鼓演员，……因人才的匮乏难以满足实际演出的需要，许多书目无人去唱，……发展举步维艰”。[4]如此强烈的现况对比让人唏嘘，而这其中的因由，亟待我们去发掘和思索。况且，在已进入“非遗”保护名录但现状如东北大鼓这般不容乐观的音乐项目还有很多。该书著者能慧眼拣选出这两种同中透异的民间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在颇具典型性之余，可谓匠心独具、用心良苦。
二、蹊径独辟的研究方法
（一）并置归同总揽全文
从2006年到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17项，其中属民间音乐的约有170项之多。然而，相较数量众多的入遗项目，近年来对于“非遗”理论层面的著述研究明显滞后和单一。已出版的“非遗”专著呈现以下四大特点：1. 文化普及读本数量占优：如《泉州南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每天一堂非遗文化课：民间艺术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吴韵汉风文丛：江苏百种非遗》（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2.对单一种“非遗”的唱奏技巧、代表性传承人纪实研究居多：如《泉州南音演唱教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泉州南音二弦教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海岛非遗的文化记忆：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小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3.田野调查案例丰富：如《 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基于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4.“非遗”研究对象冷热不均：表现为对民歌研究颇丰，对部分曲艺曲种、民族器乐乐种关注较少。其中，尤为遗憾的是，目前已问世的关于东北大鼓的理论著述几近于零。著作之外，笔者又以“东北大鼓”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库中搜索从2004年至2014年在中文核心刊及CSSCI正刊中已发表论文，数量仅有5篇。由此可见，现阶段对东北大鼓的研究堪称匮乏。综上，能将两种“非遗”文化并置加以记述研究的《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实属拓荒之作。
不仅如此，依循音乐具有“乐随人走”[5]的特性及文化主体是“人”的双重理据，该书在对南音、东北大鼓加以审视同时，将两者发展中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同于“人”，这也恰与非遗保护的重要前提——“持续的支持、尊重和明确传承人的日常情感、核心价值观和传统习惯”[6]不谋而合。以“人”为线索统揽全文，各章的论述与思考均围绕两种艺术中的“人”展开，实可谓构思独特、布局精巧 。 （ 二）比较研究贯穿写作
比较研究的最初运用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19世纪以后，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在写作中结合运用了如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但最直接突出的当属比较研究。
全书分六个章节以图、文、表并行的方式对两种“非遗”发展中的相关人、传承人、后继人等进行了论述，前五章写作中均以比较研究法贯穿。前四章将两种“非遗”的沿革历史、表演形制、艺术特色、流派人物、传承方式加以对比陈述，在比较视野下，东北大鼓沉寂的根源和南音持续繁盛的本因立显。著者在第五章指出：南音之所以能够持续繁荣源于当地政府、华侨、专业师资及传承人等有点及面、从老到少推动、普及、发展本土文化，使得南音已然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自然需求”。[7]南音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也适宜推广，其价值不仅表现在复兴东北大鼓，更对后续“调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和策略及其他‘非遗’保护工作具有重大启发意义。”[8]
三、翔实丰富的实证材料
《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章节架构清晰，论据资料翔实。第一部分（第一、二章）着重文史资料研究，而后的第二部分（第三、四章）和第三部分（第五、六章）则结合郎君祭仪式田野纪实、晋江市南音社团普查、黑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北大鼓专场演出、晋江市海内外南音大会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研究系列活动——东北大鼓演唱会暨学术座谈会等大量田野纪实、摸底普查、座谈面访、表演观摩之实证材料，为反思东北大鼓保护传承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提供了充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全书第六章最终提出在东北大鼓和同类“非遗”保护工作中培养年轻后备人才的刻不容缓与具体举措。强调应合理利用大众媒体，“加强以本土传统文化为主的优秀少儿精神文化产品的推介；坚持各类公益性优秀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传播。”[9]
结 语
诚然，再缜密的写作也难免出现疏漏。在此，笔者略议两点与著者商榷。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五节在梳理简介南音相关人时，仅使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建议借鉴后述东北大鼓人时文图并用形式将所涉人物进行分类整合，巧用图表将人物流派、代表曲目、演唱特点等进行纵横向的归纳，使读者在阅读时一目了然；第二，本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提到和南音、东北大鼓相关的已有学术著作及科研论文时，可考虑非简单的排列书单，而是将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南音、东北大鼓的研究现状代之以综述形式，亦或使读者对其理论研究推进更加明晰。
所幸，瑕不掩瑜，作为国内较先出版的“非遗”比较研究专著，“本书意在透过南音和东北大鼓两种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生存态势，证明它们的命运与文化的主体——人息息相关，同时，揭示在保护非遗文化方面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一些经验。”[10]因此，该著述之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毋须置疑。
温家宝曾用民族“文象”和“文脉”来指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所开展的非遗保护工作，正是在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根脉；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至此，笔者呼吁也急盼能有更多如《南音·东北大鼓·人》般关注“非遗”的全新力作尽早面世，为“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添砖加瓦。
[参 考 文 献]
[1]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3-06-24/content_9398640.html.
[2][3][4][8][10]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代序1-2.
[5]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87.
[6]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506/c87423-24979177.html.
[7]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71.
[9]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106.
[11]王耀华.中国南音的保护与传承[J].福建艺术，2008（01）：5-11.
[12]冯志莲.东北大鼓衰微寻由——东北大鼓系列研究之三[J].乐府新声，2008（04）：124-129.
[13]冯志莲.东北大鼓保护刍议——东北大鼓研究系列之四[J].乐府新声，2009（01）：59-65.
[14]陈敏红.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传承人的保护研究[J].艺苑，2010（04）：90-92.
[15]王 珊.泉州南音传承现状研究[J].东南学术，2011（06）：307-312.
[16]齐向军.东北大鼓研究综述[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03）：11-15.
[17]杜青青.鼓曲激扬荡九州 薪火传情育后人——专访“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东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夏晓华[J].艺术研究，2013（03）：27-29.
（责任编辑：崔晓光）
[关键词]非遗；南音；东北大鼓；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9-0043-03
[作者简介]周 烨（1980- ），女，江苏南京人，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19）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第一时间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公约》，至今“非遗”已在我国落地超十年。十多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效果，‘非遗’也从最初的无人知晓变成如今这般炙手可热。”[1]在这个过程中，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非遗”工作的得失，他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2012年，回首“非遗”保护，冯先生直言五点原因后表示仍然担忧，这其中两点都与传承人有关。由此可见，“人”在非遗文化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社会历史中的人既是非遗各项实践的主体，也是非遗产生影响的客体。对“非遗”价值内涵中的核心要素——“人”的研究关乎非遗保护的未来。
然而对比近些年在“非遗”保护实践层面所做的努力，已出版的关于非遗研究的理论专著数量还非常有限，其中涉及对“人”的研究的（除传承人传记、作品集）更是几乎为零。可喜的是，正当愈来愈多的学术专家开始将研究目光聚焦“非遗”时，由童丽娜、马卫星编著的《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于2011年率先出版，该书在南、北不同地域内选取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两种民间音乐——南音、东北大鼓为研究样本，并置审视其一喜一危的发展现状后将其中症结归结于“人”，得出“人”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应从娃娃抓起的结论。该书的问世，“不仅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同类专著的研究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2]通览全文，以下三方面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同中透异的新颖选题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005年末，为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5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外公布，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和东北边陲的南音、东北大鼓同时入选。
身处南、北不同地域的两种民间音乐虽有幸同年入遗，但发展现状却迥异。南音堪称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音乐界权威人士曾得出“中国音乐之中，南音最古”的结论。作为这样一个古老的乐种，“面对社会经济大潮和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却不是奄奄一息地支撑着自己的艺术生命，反而活得很鲜活……前有传人，后有承者，更有新作不断涌现，传承已然如春种秋收般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轨道。”[3]反观东北大鼓，这种相传兴起于清朝中期的曲艺，目前的状况却是“省内专业曲艺团没有东北大鼓演员，……因人才的匮乏难以满足实际演出的需要，许多书目无人去唱，……发展举步维艰”。[4]如此强烈的现况对比让人唏嘘，而这其中的因由，亟待我们去发掘和思索。况且，在已进入“非遗”保护名录但现状如东北大鼓这般不容乐观的音乐项目还有很多。该书著者能慧眼拣选出这两种同中透异的民间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在颇具典型性之余，可谓匠心独具、用心良苦。
二、蹊径独辟的研究方法
（一）并置归同总揽全文
从2006年到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17项，其中属民间音乐的约有170项之多。然而，相较数量众多的入遗项目，近年来对于“非遗”理论层面的著述研究明显滞后和单一。已出版的“非遗”专著呈现以下四大特点：1. 文化普及读本数量占优：如《泉州南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每天一堂非遗文化课：民间艺术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吴韵汉风文丛：江苏百种非遗》（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2.对单一种“非遗”的唱奏技巧、代表性传承人纪实研究居多：如《泉州南音演唱教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泉州南音二弦教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海岛非遗的文化记忆：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小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3.田野调查案例丰富：如《 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基于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4.“非遗”研究对象冷热不均：表现为对民歌研究颇丰，对部分曲艺曲种、民族器乐乐种关注较少。其中，尤为遗憾的是，目前已问世的关于东北大鼓的理论著述几近于零。著作之外，笔者又以“东北大鼓”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库中搜索从2004年至2014年在中文核心刊及CSSCI正刊中已发表论文，数量仅有5篇。由此可见，现阶段对东北大鼓的研究堪称匮乏。综上，能将两种“非遗”文化并置加以记述研究的《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实属拓荒之作。
不仅如此，依循音乐具有“乐随人走”[5]的特性及文化主体是“人”的双重理据，该书在对南音、东北大鼓加以审视同时，将两者发展中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同于“人”，这也恰与非遗保护的重要前提——“持续的支持、尊重和明确传承人的日常情感、核心价值观和传统习惯”[6]不谋而合。以“人”为线索统揽全文，各章的论述与思考均围绕两种艺术中的“人”展开，实可谓构思独特、布局精巧 。 （ 二）比较研究贯穿写作
比较研究的最初运用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19世纪以后，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在写作中结合运用了如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但最直接突出的当属比较研究。
全书分六个章节以图、文、表并行的方式对两种“非遗”发展中的相关人、传承人、后继人等进行了论述，前五章写作中均以比较研究法贯穿。前四章将两种“非遗”的沿革历史、表演形制、艺术特色、流派人物、传承方式加以对比陈述，在比较视野下，东北大鼓沉寂的根源和南音持续繁盛的本因立显。著者在第五章指出：南音之所以能够持续繁荣源于当地政府、华侨、专业师资及传承人等有点及面、从老到少推动、普及、发展本土文化，使得南音已然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自然需求”。[7]南音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也适宜推广，其价值不仅表现在复兴东北大鼓，更对后续“调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和策略及其他‘非遗’保护工作具有重大启发意义。”[8]
三、翔实丰富的实证材料
《南音·东北大鼓·人》一书章节架构清晰，论据资料翔实。第一部分（第一、二章）着重文史资料研究，而后的第二部分（第三、四章）和第三部分（第五、六章）则结合郎君祭仪式田野纪实、晋江市南音社团普查、黑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北大鼓专场演出、晋江市海内外南音大会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研究系列活动——东北大鼓演唱会暨学术座谈会等大量田野纪实、摸底普查、座谈面访、表演观摩之实证材料，为反思东北大鼓保护传承中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提供了充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全书第六章最终提出在东北大鼓和同类“非遗”保护工作中培养年轻后备人才的刻不容缓与具体举措。强调应合理利用大众媒体，“加强以本土传统文化为主的优秀少儿精神文化产品的推介；坚持各类公益性优秀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传播。”[9]
结 语
诚然，再缜密的写作也难免出现疏漏。在此，笔者略议两点与著者商榷。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五节在梳理简介南音相关人时，仅使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建议借鉴后述东北大鼓人时文图并用形式将所涉人物进行分类整合，巧用图表将人物流派、代表曲目、演唱特点等进行纵横向的归纳，使读者在阅读时一目了然；第二，本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提到和南音、东北大鼓相关的已有学术著作及科研论文时，可考虑非简单的排列书单，而是将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南音、东北大鼓的研究现状代之以综述形式，亦或使读者对其理论研究推进更加明晰。
所幸，瑕不掩瑜，作为国内较先出版的“非遗”比较研究专著，“本书意在透过南音和东北大鼓两种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生存态势，证明它们的命运与文化的主体——人息息相关，同时，揭示在保护非遗文化方面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一些经验。”[10]因此，该著述之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毋须置疑。
温家宝曾用民族“文象”和“文脉”来指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所开展的非遗保护工作，正是在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根脉；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至此，笔者呼吁也急盼能有更多如《南音·东北大鼓·人》般关注“非遗”的全新力作尽早面世，为“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添砖加瓦。
[参 考 文 献]
[1]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3-06-24/content_9398640.html.
[2][3][4][8][10]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代序1-2.
[5]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87.
[6]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506/c87423-24979177.html.
[7]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71.
[9]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 [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106.
[11]王耀华.中国南音的保护与传承[J].福建艺术，2008（01）：5-11.
[12]冯志莲.东北大鼓衰微寻由——东北大鼓系列研究之三[J].乐府新声，2008（04）：124-129.
[13]冯志莲.东北大鼓保护刍议——东北大鼓研究系列之四[J].乐府新声，2009（01）：59-65.
[14]陈敏红.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传承人的保护研究[J].艺苑，2010（04）：90-92.
[15]王 珊.泉州南音传承现状研究[J].东南学术，2011（06）：307-312.
[16]齐向军.东北大鼓研究综述[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03）：11-15.
[17]杜青青.鼓曲激扬荡九州 薪火传情育后人——专访“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东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夏晓华[J].艺术研究，2013（03）：27-29.
（责任编辑：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