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共祖”是历史结论，是不能轻率质疑的。今人能做的就是寻找证据，来支持分子人类学以及历史得出的结论。显然，“分子人类学”所绘制的人类基因路线图谱是当下最科学的、最精准的、最值得信赖的理论框架体系，考古学则退缩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完善与补充。
　　《浚稽山》的出笼，实际上就是借用文学作品，来肯定“华夷共祖”这一历史事实。有西方背景的分裂势力渲泄、高喊什么藏独、疆独、台独，显然是经不起科学检验和反驳的。
　　《浚稽山》以人类学的视觉，再现北亚两千年前还处于野蛮、蒙昧的文明发展状态及北亚民族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在秦汉时期，中原文明向边缘辐射的几个关健人物是无法忽视的：蒙恬、李陵与苏武以及张骞、班超等。
　　他们是改变北地原驻民族文明进程的重要人物。
　　面对浩瀚如星的史实典籍，如何进行取舍成了困扰我的难题。苏武是经历了历史洗礼的千古不朽的英雄，他不仅是中原民族标榜的英雄，也是北地游牧族群心目中的英雄。历史事实是苏武在北地民族中如神灵一般地存在着。游牧狩猎部落族群认为，苏武是高贵而伟大的昆仑神赐给他们的无所不能的神。
　　马蹬与北地游牧民族的崛起
　　中原人对北地游牧民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把他们当成草原天空的雄鹰，自由自在，来去无常，如难以捕捉踪影的风；事实上在马蹬出现前，游牧族群的活动范围是受到极大限制的，骑兵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条件还不具备。秦与秦之前，一个秦大将蒙恬就能让匈奴人无可奈何，望南兴叹。
　　在农耕民族的眼里，马蹬只是个小物件，然若没有马蹬，人骑在马背上，双腿不能承载力量，就无法长时间留滞在马背上，游牧的活动范围必然受到限制，也制约着部落族群间经常性的战争冲突。秦帝国的弩兵是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力量，不但让六国胆寒，同样也使匈奴人不敢轻举妄动。
　　但马蹬最终还是诞生了，而且由此改变了北地族群之间的力量角逐与势力范围，让匈奴人从西部强邻月氏，东部强胡的压迫中逆势而起，使北方草原在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中渐渐进入有序的发展阶段。冒顿单于率领游牧民族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使他们彻底摆脱了蒙昧与野蛮，渐渐获得了与文明社会对话的資格。进入高度文明的中原王朝，也不得不放低傲慢的身架，与北地民族互派使者，进行外交往来。
　　马蹬彻底改变了草原族群的生存状态。
　　从人类学的视觉看问题
　　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受冷遇的，能用人类学的视觉去观察、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就显得少之又少。
　　在中国，能站在人类学的视觉看问题的学者自古却是存在的，大隋王朝的黄门侍郎裴矩曾编撰过《西域图记》三卷。他是个西域通，在西北任职时，注意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为大隋帝国规划西域国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惜，在弱宋后，孔儒学说在北宋理学的劫持下，走向其发展的反面，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只剩下阻碍，使汉族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视野不断萎缩。因而，自裴矩之后，关注边地民族的知识精英渐渐边缘化，淡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中心。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广泛分布着这样或那样的部落和群体，而每个民族几乎都意识到在自己的周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族群，但长期以来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形成了各自的语言、世界观、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人类学关注的重点不是放在普同性方面，而是放在文化变异方面。比如文化是怎样起源又是怎么发展的？还放在语言、食物获取、经济体系、性与文化、婚姻与家庭、婚后居处和亲属的关系、宗教与巫术、生活方式和风俗习尚等等方面。
　　这些在《浚稽山》中都尽可能地展示出来：大汉王朝时期中原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及集权社会统治下官员的生存状态；匈奴及北地民族的生存状态，伦理风尚禁忌诸方面以及中原与北地民族之间的风俗相互渗透与影响。比如：匈奴、坚昆及丁零人的生活状况及巫蛊之祸的暴发。《浚稽山》从侧面揭示了中原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是剧烈的。这种冲击在匈奴强盛时期就已经出现。匈奴贵族对此反应恐惧，却又无可奈何。
　　苏武与李陵的角色处理
　　对苏武与李陵的角色描写与塑造，最大障碍仍然在传统与伦理方面的历史局限性。
　　苏武是千古不朽的历史人物，因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无法深入走进真实的历史深处，全方位地给人们呈现苏武在北地所遭受的磨难、艰辛与屈辱。他不但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经常面对处在蒙昧野蛮状态的食人部落。在北海囚禁十九年，回归中原后，面对毫无人性的酷吏与偏激狭隘、自以为是的腐儒，他只能选择沉默——李广因迷路失期，宁可自杀也不愿面对刀笔史，足以说明当时中原王朝朝政情势的严酷苛薄。
　　在武帝晚期与宣帝初年，中原王朝的政情是严酷的。苏武选择隐忍是应该理解的，特别是在霍光专权时期，苏武之子苏元受上官杰父子之累被杀，他是忍受了巨大的、无法诉说的悲痛。霍光专权势力消除后，与苏武有相近遭遇的宣帝，同情其晚景之凄凉，问及他在北地状况，才有人告知朝野，苏武在坚昆部留有一子：通国。
　　李陵家族的悲惨遭遇是值得同情的，这里既有朝政的原因，也有李氏家族自身性格缺陷的因素。李陵的降匈事件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在这个严肃的问题上，同情心泛滥是不可取的。不论人们有多少理由，降匈——充当叛徒则是不可宽容原谅的，任何企图把汉奸洗白都是荒诞的。
　　但李陵的身份却是复杂的，站在中原人的立场上审视，他是汉奸；站在北地部落民族的角度，他又是坚昆人的族祖，即吉尔吉斯人的先祖之一。在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上，既要有原则，又要考虑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与身份。因此，对李陵的表述要把其分寸，谨慎地选择能够向世人展示的范围与程度。
　　黄帝部落之觅踪
　　史前文明，并非没有文字性留存的蛛丝马迹可以寻觅。留存在游牧草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量岩画，是破解史前文明的密钥。世界闻名的史前岩画有多处，印度博帕尔岩画距今约2万年。西班牙北部坎塔布连山区的阿尔塔米拉岩洞壁画，距今约1.8万年到1.3万年。宁夏中卫的大麦地岩画距今约1.3万年到1万年。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距今约7千年，这是国内惟一反映农耕部落的原始岩画。 　　轩辕黄帝作为一个草原游牧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一定在草原地带的某一处山峦留下岩画遗迹。传说中的轩辕氏为赤面，这符合北地草原烈风重染的实际事实。这种肤色与西部草原的土著部落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黄帝部落活动游牧的范围大致锁定在河套平原以及黄土高原周边的广阔地域。核心位置应在河套一带、甚至北向的阿尔泰草原、杭爱山脉东西至肯特山之西的大漠南沿的荒辽牧场。
　　换句话说：黄帝部落“幼子守灶”的土著部落一定有留存在浚稽山一带的。这就是以后的匈奴人、鮮卑人、敕勒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驰骋的草原。分子人类学的出现，特别是人类基因路线图，为这个猜想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理论支撑。
　　《成汤献令》记载，在中原之北有十三个少数民族：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而“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历史典籍的记载是《战国策·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大量采用“匈奴”一词则是《史记·匈奴列传》，说明“匈奴”之词在中原地区已开始普遍使用。
　　汉代对匈奴最有研究的人是班固，他曾到过匈奴。在《汉书·匈奴传》里对匈奴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但对于匈奴的起源，仍然采用了《史记》的说法，说明他对司马迁的意见是认同的，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
　　历代史学家对这一结论质疑繁多，妄图极力否认它。分子人类学的出现澄清了这一历史疑案：那些带着M122基因突变的一支种群，从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到达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这是华夏文明的真正起源。
　　黄种人在2.5万年到3万年前出现基因突变分化：沿海支M119、乌拉尔支M178（M231）和内陆支M134。其中M134支进一步分化为藏M133，汉与匈奴（匈奴主体）M117。
　　华夏始祖黄帝南下进入中原的传说，也符合分子人类学绘制的路线图的迁徙方向。而游牧民族的幼子守灶风俗、一直留存在原驻牧地的制度，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也是大致吻合的。
　　黄帝时期，北地游牧族群的部落首领——有熊氏轩辕，带领着由古羌人构成的族群主体，南下寻找温暖的水草地，进入了中原的农耕地区，与先期来到渭河平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神农氏炎帝部落相遇，并发生激烈的土地争夺战。最后，双方互相妥协，诞生了著名的炎黄部落联盟。
　　“华夷共祖”是历史结论，是不能轻率质疑的。今人能做的就是寻找证据，来支持分子人类学以及历史得出的结论。显然，“分子人类学”所绘制的人类基因路线图谱是当下最科学的、最精准的、最值得信赖的理论框架体系，考古学则退缩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完善与补充。
　　《浚稽山》的出笼，就是借用文学作品，来肯定“华夷共祖”这一历史事实。有西方背景的分裂势力渲泄、高喊什么藏独、疆独、台独，显然是经不起科学检验和反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