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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美国自我博弈和自我救赎的重要一年。
2011年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不是没有可能，这是全球最大的风险所在。
美国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冲击了发展中国家，截至2010年底，全球经济仍然没有从危机中恢复正常。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不力描绘了一幅平淡的图景，而众多奇怪的经济现象又在宣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2011年全球经济是逆转疲态还是继续迷茫？主要经济体会如何表现？全球又会出现何种风险点？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2011年：新常态
“新常态”是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在2009年5月提出的。他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增长幅度将大大低于过往几轮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降低，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将发生相应的深刻变化。
2010年是“新常态”演绎之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长波周期从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的大拐点，全球经济面临一个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2010年美国、欧洲和日本仍然处在“危机”的阴影中。美国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暂时性“通缩”，失业率水平保持在历史的高位，超过9%。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不力，预计仅分别增长1.7%和2.8%。但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掩盖了全球经济相对的疲态，IMF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8%，其中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7.1%。
2011年全球经济仍将保持“新常态”。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相对2010年有所下降，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4.2％，比2010年回落0.6个百分点；联合国有关机构2010年12月初预测， 2011年世界经济比2010年回落0.5个百分点。二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复苏，美、日、欧的经济增长预计分别放缓0.3、1.5和0.2个百分点。三是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下降，约0.6个百分点，但仍是全球主要的增长动力。2009年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向新兴经济体倾斜，2011年该趋势还将持续并日益显性化。
2011年：再平衡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是中心国家，美元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而传统制造业强国德国、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等组成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即产生经常项目逆差，而外围国家相应向中心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同时又将获得的美元投资美国市场，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融资。这个中心－外围体系被杜雷（Dooley）等经济学家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一般是指国际收支的失衡，特别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传统制造大国、东亚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等的经常项目顺差。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性根源之一，为此，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IMF在2010年10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复苏、防范风险和再平衡。
再平衡的根源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储蓄失衡，即内部失衡；二是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归根结蒂，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性根源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再平衡的主要途径是相关国家收敛其投资储蓄缺口、全球生产链再造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后两者是关于结构和制度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为此，再平衡最为现实的途径是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收敛，比如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提高消费率。
再平衡下的中心外围博弈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架构，决定了再平衡的责任分摊是不均衡的。理论上，中心国家应该是再平衡的核心力量，但在现有体系下，美国可以通过自主性的政策实现国内的经济目标，而将调整的责任转嫁给外围国家。一直以来，美国也是以国内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政策的立脚点，而对外部失衡采取“善意的忽视”，美国不会出台主动性的再平衡政策。
外围国家被动承担再平衡更多的责任。一方面，外围国家要承担再平衡中属于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储蓄国应该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另一方面，外围国家要承担由于美国的“善意忽视”和政策外溢效应带来的被动责任，比如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二次量化要持续到2011年中期），造成弱美元，使得外围国家货币被动升值（2010年日元、澳元、新加坡元等创出历史新高）。
2011年欧洲和日本将面临更加困顿的两难选择。欧洲债务问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2010年欧盟27国中有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和60%的限制，但是财政扩张并没有带来欧洲的有效复苏，欧洲本身就面临一个政策收、放的两难。在再平衡和美国政策外溢效应下，欧洲还必须面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欧元不断升值的困境。2011年欧洲增长或将更加混沌，其债务问题或将间歇性“发作”。对于日本，其政府2010年10月认为，日本经济复苏正处于“停滞”阶段。但日元却可能再次承担弱美元的对手责任，继续升值，这个趋势在2011年中期前或难以逆转。
新兴经济体处在外围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将直接受到美国政策外溢效应的冲击，但不同类型经济体受到的冲击也不同。对于资源国，以巴西、俄罗斯、沙特等为代表，由于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压力，资源品价格可能迎来新一轮上涨，这对于资源国而言是有利的。对于生产国，以中国、印度、韩国、越南等为主，将面临更大的输入型通胀。但是，新兴经济体整体将面临热钱涌入和本币被动升值等风险。比如，南非、土耳其、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货币明显升值。
2011年是美国自我博弈和自我救赎的重要一年。在失衡的过程中，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人；在危机应对中，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创二战以来新高；在救援金融体系中，美联储以超过2万亿资产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地主”；美国疲弱的房地产、金融行业和振兴效果有限的制造业，导致了历史高位的失业率。美国的主权信用开始动摇，支撑帝国主义大厦的基石开始松动。标准普尔新近表示，如果2011年美国政府财政整固没有实质性进展，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进一步压力。一旦美国和美元信用体系出现问题，那美元、美国国债和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2011年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不是没有可能，这是全球最大的风险所在。
在这个中心外围的较量中，国际博弈在2011年将升级，甚至常态化。2011年，国际社会将延续2010年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汇率之争、气候变化争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博弈。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惩罚性议案是对人民币施压和国际化博弈升级的极致表现。类似的博弈及其风险将在2011年持续存在。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性加剧是再平衡僵局的又一风险点。一方面，由于大宗商品市场是一个准金融产品市场，在流动性泛滥的条件下，大宗商品价格将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和脆弱性。另一方面，在再平衡难以取得实质进展以及美国持续量化宽松的环境下，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将震荡上行，贵金属基本将在2011年创出新高，原油或将突破100美元甚至更高。
中国：内外平衡
作为外围重要国家和全球生产链条中的生产国，中国无法从再平衡进程中独立出来，在这个中心－外围体系中，中国经济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和美元的“人质”。一是中美经济周期并不一致，美国大肆持续扩张，使得中国经济政策的外围环境更加复杂；二是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成为中国货币超发之源，给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外汇资产的购买力却不断下降；三是美国不负责任的扩张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外溢效应，比如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带来输入型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等，这个趋势在2011年仍将表现出来。
中国经济的“人质之困”，与依赖的增长模式相关。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储蓄投资正缺口（储蓄率过高）是相关的，外部失衡是与内部失衡相关的。储蓄率过高是国内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不断攀升的预防性心理的重要体现。出口导向为中国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资源约束和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外部失衡的压力，这一增长模式需要实质转型。
增加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是中国缓解内外经济失衡的主要途径，即必须以内部失衡的调整作为内外平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11年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升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或将加速，比如七大新兴战略产业规划，资源税、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和医疗改革等方面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2011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风险仍然是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热钱流入造成通胀压力上升是最大的外部风险。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会对出口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却有利于结构的调整。
2011年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不是没有可能，这是全球最大的风险所在。
美国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冲击了发展中国家，截至2010年底，全球经济仍然没有从危机中恢复正常。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不力描绘了一幅平淡的图景，而众多奇怪的经济现象又在宣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2011年全球经济是逆转疲态还是继续迷茫？主要经济体会如何表现？全球又会出现何种风险点？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2011年：新常态
“新常态”是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在2009年5月提出的。他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增长幅度将大大低于过往几轮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降低，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将发生相应的深刻变化。
2010年是“新常态”演绎之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长波周期从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的大拐点，全球经济面临一个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2010年美国、欧洲和日本仍然处在“危机”的阴影中。美国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暂时性“通缩”，失业率水平保持在历史的高位，超过9%。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不力，预计仅分别增长1.7%和2.8%。但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掩盖了全球经济相对的疲态，IMF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8%，其中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7.1%。
2011年全球经济仍将保持“新常态”。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相对2010年有所下降，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4.2％，比2010年回落0.6个百分点；联合国有关机构2010年12月初预测， 2011年世界经济比2010年回落0.5个百分点。二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复苏，美、日、欧的经济增长预计分别放缓0.3、1.5和0.2个百分点。三是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下降，约0.6个百分点，但仍是全球主要的增长动力。2009年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向新兴经济体倾斜，2011年该趋势还将持续并日益显性化。
2011年：再平衡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是中心国家，美元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而传统制造业强国德国、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等组成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即产生经常项目逆差，而外围国家相应向中心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同时又将获得的美元投资美国市场，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融资。这个中心－外围体系被杜雷（Dooley）等经济学家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一般是指国际收支的失衡，特别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传统制造大国、东亚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等的经常项目顺差。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性根源之一，为此，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IMF在2010年10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复苏、防范风险和再平衡。
再平衡的根源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储蓄失衡，即内部失衡；二是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归根结蒂，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性根源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再平衡的主要途径是相关国家收敛其投资储蓄缺口、全球生产链再造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后两者是关于结构和制度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为此，再平衡最为现实的途径是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收敛，比如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提高消费率。
再平衡下的中心外围博弈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架构，决定了再平衡的责任分摊是不均衡的。理论上，中心国家应该是再平衡的核心力量，但在现有体系下，美国可以通过自主性的政策实现国内的经济目标，而将调整的责任转嫁给外围国家。一直以来，美国也是以国内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政策的立脚点，而对外部失衡采取“善意的忽视”，美国不会出台主动性的再平衡政策。
外围国家被动承担再平衡更多的责任。一方面，外围国家要承担再平衡中属于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储蓄国应该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另一方面，外围国家要承担由于美国的“善意忽视”和政策外溢效应带来的被动责任，比如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二次量化要持续到2011年中期），造成弱美元，使得外围国家货币被动升值（2010年日元、澳元、新加坡元等创出历史新高）。
2011年欧洲和日本将面临更加困顿的两难选择。欧洲债务问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2010年欧盟27国中有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和60%的限制，但是财政扩张并没有带来欧洲的有效复苏，欧洲本身就面临一个政策收、放的两难。在再平衡和美国政策外溢效应下，欧洲还必须面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欧元不断升值的困境。2011年欧洲增长或将更加混沌，其债务问题或将间歇性“发作”。对于日本，其政府2010年10月认为，日本经济复苏正处于“停滞”阶段。但日元却可能再次承担弱美元的对手责任，继续升值，这个趋势在2011年中期前或难以逆转。
新兴经济体处在外围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将直接受到美国政策外溢效应的冲击，但不同类型经济体受到的冲击也不同。对于资源国，以巴西、俄罗斯、沙特等为代表，由于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压力，资源品价格可能迎来新一轮上涨，这对于资源国而言是有利的。对于生产国，以中国、印度、韩国、越南等为主，将面临更大的输入型通胀。但是，新兴经济体整体将面临热钱涌入和本币被动升值等风险。比如，南非、土耳其、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货币明显升值。
2011年是美国自我博弈和自我救赎的重要一年。在失衡的过程中，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人；在危机应对中，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创二战以来新高；在救援金融体系中，美联储以超过2万亿资产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地主”；美国疲弱的房地产、金融行业和振兴效果有限的制造业，导致了历史高位的失业率。美国的主权信用开始动摇，支撑帝国主义大厦的基石开始松动。标准普尔新近表示，如果2011年美国政府财政整固没有实质性进展，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进一步压力。一旦美国和美元信用体系出现问题，那美元、美国国债和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2011年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不是没有可能，这是全球最大的风险所在。
在这个中心外围的较量中，国际博弈在2011年将升级，甚至常态化。2011年，国际社会将延续2010年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汇率之争、气候变化争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博弈。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惩罚性议案是对人民币施压和国际化博弈升级的极致表现。类似的博弈及其风险将在2011年持续存在。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性加剧是再平衡僵局的又一风险点。一方面，由于大宗商品市场是一个准金融产品市场，在流动性泛滥的条件下，大宗商品价格将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和脆弱性。另一方面，在再平衡难以取得实质进展以及美国持续量化宽松的环境下，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将震荡上行，贵金属基本将在2011年创出新高，原油或将突破100美元甚至更高。
中国：内外平衡
作为外围重要国家和全球生产链条中的生产国，中国无法从再平衡进程中独立出来，在这个中心－外围体系中，中国经济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和美元的“人质”。一是中美经济周期并不一致，美国大肆持续扩张，使得中国经济政策的外围环境更加复杂；二是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成为中国货币超发之源，给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外汇资产的购买力却不断下降；三是美国不负责任的扩张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外溢效应，比如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带来输入型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等，这个趋势在2011年仍将表现出来。
中国经济的“人质之困”，与依赖的增长模式相关。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储蓄投资正缺口（储蓄率过高）是相关的，外部失衡是与内部失衡相关的。储蓄率过高是国内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不断攀升的预防性心理的重要体现。出口导向为中国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资源约束和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外部失衡的压力，这一增长模式需要实质转型。
增加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是中国缓解内外经济失衡的主要途径，即必须以内部失衡的调整作为内外平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11年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升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或将加速，比如七大新兴战略产业规划，资源税、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和医疗改革等方面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2011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风险仍然是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热钱流入造成通胀压力上升是最大的外部风险。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会对出口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却有利于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