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二年（675年）重阳，王勃凭《滕王阁序》雄文，一浇“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遇与不遇块垒。此间，心境与王充元和三年（86年），发“周人不遇”之叹，何其相似乃耳！
　　 相似并非全等。毕竟，从东汉王充发“周人不遇”之呼，到唐初王勃“遇与不遇”之应，已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近六百年的更朝换代与两次大规模由分裂到统一的融合。人才遴选制度，也由察举、门阀逐渐过渡到科举制。“周人不遇”之弊，在科举遴选的竞争中成明日黄花。
　　 以王勃为例，十五岁就因才华出众，于乾封元年（666年）进士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命官。这在王充生活的東汉，是不可能的。按理说，王充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上升期。就人才遴选察举制而言，孝廉所举人才，前者举民，后者举吏。通过基层所举孝廉入仕，一方面，可教化引导社会风气;一方面，可提升统治阶层执政能力。
　　 然而，举孝廉这一遴选人才制度，到东汉末年被严重异化。道德教化功能，逐渐让位于出仕功能。于是，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的乱象。举的过程，出现了偏差。举谁不举谁，为谁而举，左右这一问题的，是假“举孝廉”之名行“贾私货”之实。
　　 事实上，王充是察举制受益者。建武二十年（44年），王充在光武帝延揽人才中，被举荐入太学，“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后汉书》载，这一年“班固年十三岁，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王充长班固五岁，是年十八岁。
　　 十八岁得“遇”的王充，仕途却“不遇”。《自纪篇》说，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郡，位亦掾功曹;在州，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王充历仕县、郡、州三级，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级机构中的属官。王充何以“不遇”？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披露：“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
　　 原来，王充“不遇”的根子，在“奏记郡守，宜禁奢侈”。有此一条，一生就会注定他的“不遇”，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遇”！王充在《逢遇篇》，将入仕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说“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可见其十足的书生意气。幼稚到相信“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
　　 与王充有一拼的王勃，十六岁入仕，得“遇”亦甚早。然而，跟王充一样，本应一路顺风的仕途，却充满坎坷。王勃入沛王府做修撰，因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王勃写《檄英王鸡文》，为沛王助威遭贬。对此，唐高宗认为，“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属离间王子关系，钦命将王勃逐出长安！之后，再次获“遇”的王勃，也再一次因先藏匿后杀死官奴犯下死罪，彻底终结了仕途。
　　 可见，王勃感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与王充嗟叹“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实属“无病呻吟”。这也难怪，连司马迁、陶渊明，面对“遇与不遇”，除空发“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之叹，要么皓首穷经，独对黄卷青灯;要么纵情山水，寄情诗酒唱和。遇与不遇，始终是一个问题。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