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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先后对《人民日报》的110多篇社论和文章进行过审阅修改。
邓小平对社论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1953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社论《加强旺季征收工作，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这是邓小平审改的第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一篇紧密结合当时任务，部署和指导实际工作的社论。社论对完成当年税收任务的意义、当时工作的重点、做好税收工作的主要环节和需要严格把握的政策，作了重要阐述。
当时，邓小平作为主持财政部工作的中央领导，对这篇社论进行了认真审定，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在第一段中，邓小平对社论提出的应在“10月份大部分完成”的所得税入库任务指标进行了删除，使其简要地表述为：“今年占国家税收计划三分之一以上的经常性税收任务将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其中私营工商业的所得税更须抓紧在11月份完全入库。”最后一句话是：“因此，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税收计划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各级税收部门必须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抓紧时机、贯彻政策、依法办事、防止偏差，认真做好这一工作。”邓小平将其中“党委领导”一词改为“党政领导机关指导”。
在第二段中，社论指出：“由于国家今年对经济建设的大量投资，工业、农业的增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以及调整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结果，今年全国市场淡季不淡，旺季早临，出现了繁荣的景象。”邓小平将最后一句改为“出现了较之过去更为繁荣的景象”。紧接着，他又将社论中“如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今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加”后的一组统计数据删去，加上了“很多”两字。对此修改，邓小平在社论送审稿的左侧专门作了批注：“去年上半年正值五反，故以不举具体数字为好。”
在第三段中，社论中提出各地党政机关对所得税估征工作应加强领导，“各级税务机关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摸清几个重点户的真实情况，取得征收工作的经验，用以推动全面”。邓小平删去了其中的“几个”两字。之后又将社论中指出的“不从今年营业实际情况出发，简单地采用上年度的纯益率或毛利率标准进行估征，这是十分错误的”一句中的“这是十分错误的”，改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在第四段中，社论中提出必须抓紧商品流通税、货物税的征收工作，而有些税务干部“认为这两种税根本没有什么偷漏现象，因而忽视稽征管理工作，给不法资本家以钻空取巧的机会。这些脱离实际的看法，必须加以转变”。邓小平将最后一句“必须加以转变”明确改为“必须加以纠正”。紧接着，他又在“事实证明：凡是经过深入检查的地区，都发现了这两种税的偷漏现象是严重的，甚至还发现了从未纳税的漏户。根据各大中城市税务局抽查结果”后，特别加了一句话：“证明偷漏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对第四段最后几句话，各级税收部门必须加强稽征管理工作，“在当地党政领导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和清理欠税工作”，邓小平将其中的最后一句修改为“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和清理欠税的工作”。
在第五段中，对“根据各地经验，反对偷税漏税还可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群众监督和检举的办法”这句话，邓小平将其中的“反对偷税漏税还可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修改为“反对偷税漏税可以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对“政府对于自动进行自查补报的工商户可不处罚，对被检举或被查出的工商户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要坚决地打击顽固而又严重的偷漏户”这几句话，在最后一句之前加了一个“但”字。将“目前有一些税收干部，对职工店员护税工作重视不够，或配合得不恰当；少数店员为资本家利用打掩护，纵容偷税，这亦必须加以改正”中的“这亦必须加以改正”，改为“这是必须加以教育和改正的”。
在第六段中，社论说：“全体税务干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艰苦努力，不断提高和改进工作方法，曾经取得了不少成绩。”邓小平在“曾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前着重加写了一句话：“纠正那些只顾任务不顾政策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
这篇社论全文约2000字，邓小平共作了14处修改，其中重要修改有10处。
邓小平的修改严格把握政策和求真务实
这些修改虽然文字不长，但表述准确严谨，实事求是，充分展现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时时注意严格把握政策和总览全局的政治家风范。此前，邓小平曾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对做好财政税收工作和严格执行政策问题作出过明确指示。
1953年8月26日，邓小平为中央起草批转华东局《关于当前财政收支问题及对资产阶级问题的指示》的电报，电报指出：“这个指示是及时的和正确的，现将这个指示略加删改，发给你们参考。”《指示》中说：在收入方面，应积极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转，增加税收及其他收入，争取超额完成收入计划。凡应收与能收的，应尽一切努力收齐，不让偷漏，但不应收的也决不要收。9月12日，邓小平为中央起草给华东局并福建省委的电报，同意福建省委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的报告和华东局对该报告的批示。邓小平在电报中指出：“福建省委报告中提到要在福州等几个主要城市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一个反偷漏斗争，我们认为反偷漏斗争是必要的，但不可作为一个运动去进行，打击面要小，并须采用恰当的方法，善于运用工商联的组织，不要使社会上觉得又来了一次‘小五反’，这点是须请你们注意掌握的。”
这些修改尽管多是短句短语，却十分简明贴切；有的改动虽然只有一字、两字，却非常精练有力，其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跃然纸上。
在10月29日发表的这篇社论送审稿的右侧，《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送审说明是：“邓副总理：此社论拟即发表，请您予以审阅退回。邓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的批示非常简洁明了：“用邓十月廿六日退（邓拓）。”“用”或“可用”，是邓小平审定《人民日报》社论时最为常见的批示用语，也是其鲜明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
就任财政部部长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邓小平于1953年就任财政部部长，可以说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1953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又重点批判了修正税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在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8月17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这两项任命。
邓小平就任财政部部长后，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切实措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53年的财政收入超收19.42亿元，支出节约13.38亿元，不仅原计划要动用的上年结余没有动用，而且当年年度收支相抵还结余2.47亿元，扭转了当年年初的被动局面。
在财政部部长9个多月的任期内，邓小平在1954年又先后审阅了三篇有关财经工作的《人民日报》稿件。
其中，一篇是11月25日发表的《人民踊跃储蓄，支援国家建设———全国储蓄金额达12万余亿元》的消息，另两篇社论分别是1月31日发表的《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债券》和6月18日发表的《全力保证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的社论。
1954年6月18日发表的《全力保证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是一篇重要社论，邓小平审阅时曾作过较多修改，最后这篇社论由毛泽东审定批示发表。
作为分管党和政府多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1954年，邓小平共审改了12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文章，是除1957年之外，邓小平审改《人民日报》见报稿件最多的一年，其中有10篇社论或文章为《邓小平年谱》所记载。
邓小平对社论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1953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社论《加强旺季征收工作，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这是邓小平审改的第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一篇紧密结合当时任务，部署和指导实际工作的社论。社论对完成当年税收任务的意义、当时工作的重点、做好税收工作的主要环节和需要严格把握的政策，作了重要阐述。
当时，邓小平作为主持财政部工作的中央领导，对这篇社论进行了认真审定，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在第一段中，邓小平对社论提出的应在“10月份大部分完成”的所得税入库任务指标进行了删除，使其简要地表述为：“今年占国家税收计划三分之一以上的经常性税收任务将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其中私营工商业的所得税更须抓紧在11月份完全入库。”最后一句话是：“因此，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税收计划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各级税收部门必须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抓紧时机、贯彻政策、依法办事、防止偏差，认真做好这一工作。”邓小平将其中“党委领导”一词改为“党政领导机关指导”。
在第二段中，社论指出：“由于国家今年对经济建设的大量投资，工业、农业的增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以及调整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结果，今年全国市场淡季不淡，旺季早临，出现了繁荣的景象。”邓小平将最后一句改为“出现了较之过去更为繁荣的景象”。紧接着，他又将社论中“如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今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加”后的一组统计数据删去，加上了“很多”两字。对此修改，邓小平在社论送审稿的左侧专门作了批注：“去年上半年正值五反，故以不举具体数字为好。”
在第三段中，社论中提出各地党政机关对所得税估征工作应加强领导，“各级税务机关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摸清几个重点户的真实情况，取得征收工作的经验，用以推动全面”。邓小平删去了其中的“几个”两字。之后又将社论中指出的“不从今年营业实际情况出发，简单地采用上年度的纯益率或毛利率标准进行估征，这是十分错误的”一句中的“这是十分错误的”，改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在第四段中，社论中提出必须抓紧商品流通税、货物税的征收工作，而有些税务干部“认为这两种税根本没有什么偷漏现象，因而忽视稽征管理工作，给不法资本家以钻空取巧的机会。这些脱离实际的看法，必须加以转变”。邓小平将最后一句“必须加以转变”明确改为“必须加以纠正”。紧接着，他又在“事实证明：凡是经过深入检查的地区，都发现了这两种税的偷漏现象是严重的，甚至还发现了从未纳税的漏户。根据各大中城市税务局抽查结果”后，特别加了一句话：“证明偷漏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对第四段最后几句话，各级税收部门必须加强稽征管理工作，“在当地党政领导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和清理欠税工作”，邓小平将其中的最后一句修改为“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和清理欠税的工作”。
在第五段中，对“根据各地经验，反对偷税漏税还可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群众监督和检举的办法”这句话，邓小平将其中的“反对偷税漏税还可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修改为“反对偷税漏税可以采取工商户自查补报”。对“政府对于自动进行自查补报的工商户可不处罚，对被检举或被查出的工商户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要坚决地打击顽固而又严重的偷漏户”这几句话，在最后一句之前加了一个“但”字。将“目前有一些税收干部，对职工店员护税工作重视不够，或配合得不恰当；少数店员为资本家利用打掩护，纵容偷税，这亦必须加以改正”中的“这亦必须加以改正”，改为“这是必须加以教育和改正的”。
在第六段中，社论说：“全体税务干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艰苦努力，不断提高和改进工作方法，曾经取得了不少成绩。”邓小平在“曾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前着重加写了一句话：“纠正那些只顾任务不顾政策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
这篇社论全文约2000字，邓小平共作了14处修改，其中重要修改有10处。
邓小平的修改严格把握政策和求真务实
这些修改虽然文字不长，但表述准确严谨，实事求是，充分展现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时时注意严格把握政策和总览全局的政治家风范。此前，邓小平曾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对做好财政税收工作和严格执行政策问题作出过明确指示。
1953年8月26日，邓小平为中央起草批转华东局《关于当前财政收支问题及对资产阶级问题的指示》的电报，电报指出：“这个指示是及时的和正确的，现将这个指示略加删改，发给你们参考。”《指示》中说：在收入方面，应积极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转，增加税收及其他收入，争取超额完成收入计划。凡应收与能收的，应尽一切努力收齐，不让偷漏，但不应收的也决不要收。9月12日，邓小平为中央起草给华东局并福建省委的电报，同意福建省委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的报告和华东局对该报告的批示。邓小平在电报中指出：“福建省委报告中提到要在福州等几个主要城市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一个反偷漏斗争，我们认为反偷漏斗争是必要的，但不可作为一个运动去进行，打击面要小，并须采用恰当的方法，善于运用工商联的组织，不要使社会上觉得又来了一次‘小五反’，这点是须请你们注意掌握的。”
这些修改尽管多是短句短语，却十分简明贴切；有的改动虽然只有一字、两字，却非常精练有力，其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跃然纸上。
在10月29日发表的这篇社论送审稿的右侧，《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送审说明是：“邓副总理：此社论拟即发表，请您予以审阅退回。邓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的批示非常简洁明了：“用邓十月廿六日退（邓拓）。”“用”或“可用”，是邓小平审定《人民日报》社论时最为常见的批示用语，也是其鲜明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
就任财政部部长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邓小平于1953年就任财政部部长，可以说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1953年初，毛泽东对新税制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又重点批判了修正税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在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8月17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这两项任命。
邓小平就任财政部部长后，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切实措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53年的财政收入超收19.42亿元，支出节约13.38亿元，不仅原计划要动用的上年结余没有动用，而且当年年度收支相抵还结余2.47亿元，扭转了当年年初的被动局面。
在财政部部长9个多月的任期内，邓小平在1954年又先后审阅了三篇有关财经工作的《人民日报》稿件。
其中，一篇是11月25日发表的《人民踊跃储蓄，支援国家建设———全国储蓄金额达12万余亿元》的消息，另两篇社论分别是1月31日发表的《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债券》和6月18日发表的《全力保证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的社论。
1954年6月18日发表的《全力保证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是一篇重要社论，邓小平审阅时曾作过较多修改，最后这篇社论由毛泽东审定批示发表。
作为分管党和政府多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1954年，邓小平共审改了12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文章，是除1957年之外，邓小平审改《人民日报》见报稿件最多的一年，其中有10篇社论或文章为《邓小平年谱》所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