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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人，一定会沉醉在浓郁的酱香味里。这座小镇大大小小的酒厂、住宅鳞次栉比，大名鼎鼎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茅台酒厂）就坐落在这里。
“正是茅台酒厂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带来了名声与财富。”每个当地人对茅台酒厂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呵护，聊起它滔滔不绝。但聊到茅台酒厂原董事长袁仁国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摇摇头、摆摆手：“咱们不谈这个……”
袁仁国，在他们心中像家丑，最好不要外扬。2019年5月22日，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茅台酒厂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就袁仁国涉嫌受贿罪一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发迹，始于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袁仁国有6个兄弟，他排行老二。1973年，袁仁国从仁怀一中毕业后，到仁怀县中枢镇做下乡知青。1975年，19岁的袁仁国通过招工进入茅台酒厂，成为一名工人，在制酒和制曲的岗位上各干了一年。后来，袁仁国被调入厂里的供应科，干了一年保管员后，又被调到宣传科当干部。
“他是怎样从一个工人一步步做到茅台酒厂最高层的？”对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出奇地一致——袁仁国的钢笔字很漂亮。“在那个办公靠手写的年代，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干了两年宣传干部后，袁仁国被调到厂办公室当秘书，后来成了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他考入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学习企业管理。
1989年是袁仁国开始大放异彩的一年。当年，茅台酒厂参加国家一级企业评选被拒，理由是茅台酒厂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袁仁国向酒厂管理层主动请缨，进京争取。在北京，袁仁国陈述3個多小时，终于打动了评选方。3个月后，茅台酒厂获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后来，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全力为评选做准备。半年后，当时的轻工业部考核专家进场考核。1991年，茅台酒厂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正是由于这件事，袁仁国的能力得到茅台酒厂高层的肯定，他也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
1998年是袁仁国的又一关键之年。当时，全国各地的糖酒公司是茅台酒的主要销售代理。但这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销售代理遭遇了贷款危机，直接导致茅台酒提货量下降。同年，山西爆发震惊全国的假酒案，国内市场对白酒的需求一落千丈。那一年，茅台酒的销售任务是2000吨，到7月时只售出了700吨。
1998年4月，袁仁国上任茅台酒厂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可谓是临危受命。他从全厂89名应聘者中挑选了17名营销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全国各地销售一线。派出销售队伍后，袁仁国又在家中宴请了糖酒公司领导。他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餐，并在酒桌上说：“诸位，江湖上有句话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据称，某次袁仁国和经销商吃饭，经销商使出了激将法：“你喝一杯，我要100箱茅台酒。”袁仁国二话不说，连干三大杯，经销商哑口无言，只得兑现承诺。
袁仁国用这种江湖方式完成了当年的销售任务。1998年底，茅台酒厂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额比1997年增长13%，创历史最好水平。从那时起，袁仁国就被普遍认为是董事长季克良的继任者、茅台酒厂的接班人。
通过茅台酒搭起的权钱交易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事情的发展走向。2000年，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乔洪出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上任后，主持构建了全国6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组成的销售网络。2007年，茅台酒出厂价从1999年的每瓶168元升至每瓶358元，市场价则高达每瓶498元，公司销售额也从1999年的9.8亿元增至2006年的62亿元。
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季克良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袁仁国和乔洪谁将成为继任者成了最大悬念。这一局面随着乔洪的落马而结束。
2011年10月，袁仁国任茅台酒厂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成为茅台酒厂的最高管理者。
在2019年5月22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公布的通报中提到，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
在袁仁国担任茅台酒厂最高管理者期间，一些落马官员和茅台酒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2017年7月，曾在贵州深耕多年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落马。2018年4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落马。而王三运、王晓光和袁仁国关联颇深。
王三运和王晓光籍贯都在山东，从小又都生活在贵州。两人都曾在贵阳师范学院学习，王三运是王晓光的师兄。王晓光于1995年4月至1996年8月任贵阳市委办公厅副县级秘书，而王三运从1995年9月开始任贵阳市委书记，王晓光给王三运当了将近一年的秘书。王三运特别爱喝茅台酒，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王晓光在王三运的一次生日宴上送去一箱茅台酒，并有“祝贺师兄大寿”的字样和自己的签名。王三运落马后，这箱酒成了调查王晓光的重要线索。
王晓光与袁仁国的关系也不同寻常。公开报道显示，王晓光在遵义任职期间，曾多次为当地白酒品牌推介会站台。在遵义期间，王晓光多次到茅台酒厂调研。2017年5月，王晓光由遵义市委书记转任贵州省副省长。离开遵义前夕，他还再次到茅台酒厂调研。在这些活动中，袁仁国均参与了陪同。
据报道，王晓光为官多年，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酒。每当有酒局时，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给他准备一箱酒。饭局结束后，箱子里经常还剩四五瓶没有开封的酒。这些酒大多被他运回家中，一个月下来能收下50瓶左右。由于家中的好酒太多，王晓光就想着变现。他利用职务便利，办了4张酒类专卖证书，在贵阳开了4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王晓光的无本生意就此做了起来，自己负责“货源”，家人进行销售。
2018年4月，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仅仅一个月后，2018年5月，袁仁国不再担任贵州茅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
袁仁国曾经为茅台酒厂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后来，他越来越失控，越来越狂妄，德不配位。不少仁怀当地人这样评价他。
（金卫东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上海法治报》）
“正是茅台酒厂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带来了名声与财富。”每个当地人对茅台酒厂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呵护，聊起它滔滔不绝。但聊到茅台酒厂原董事长袁仁国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摇摇头、摆摆手：“咱们不谈这个……”
袁仁国，在他们心中像家丑，最好不要外扬。2019年5月22日，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茅台酒厂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就袁仁国涉嫌受贿罪一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发迹，始于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袁仁国有6个兄弟，他排行老二。1973年，袁仁国从仁怀一中毕业后，到仁怀县中枢镇做下乡知青。1975年，19岁的袁仁国通过招工进入茅台酒厂，成为一名工人，在制酒和制曲的岗位上各干了一年。后来，袁仁国被调入厂里的供应科，干了一年保管员后，又被调到宣传科当干部。
“他是怎样从一个工人一步步做到茅台酒厂最高层的？”对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出奇地一致——袁仁国的钢笔字很漂亮。“在那个办公靠手写的年代，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干了两年宣传干部后，袁仁国被调到厂办公室当秘书，后来成了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他考入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学习企业管理。
1989年是袁仁国开始大放异彩的一年。当年，茅台酒厂参加国家一级企业评选被拒，理由是茅台酒厂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袁仁国向酒厂管理层主动请缨，进京争取。在北京，袁仁国陈述3個多小时，终于打动了评选方。3个月后，茅台酒厂获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后来，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全力为评选做准备。半年后，当时的轻工业部考核专家进场考核。1991年，茅台酒厂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正是由于这件事，袁仁国的能力得到茅台酒厂高层的肯定，他也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
1998年是袁仁国的又一关键之年。当时，全国各地的糖酒公司是茅台酒的主要销售代理。但这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销售代理遭遇了贷款危机，直接导致茅台酒提货量下降。同年，山西爆发震惊全国的假酒案，国内市场对白酒的需求一落千丈。那一年，茅台酒的销售任务是2000吨，到7月时只售出了700吨。
1998年4月，袁仁国上任茅台酒厂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可谓是临危受命。他从全厂89名应聘者中挑选了17名营销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全国各地销售一线。派出销售队伍后，袁仁国又在家中宴请了糖酒公司领导。他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餐，并在酒桌上说：“诸位，江湖上有句话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据称，某次袁仁国和经销商吃饭，经销商使出了激将法：“你喝一杯，我要100箱茅台酒。”袁仁国二话不说，连干三大杯，经销商哑口无言，只得兑现承诺。
袁仁国用这种江湖方式完成了当年的销售任务。1998年底，茅台酒厂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额比1997年增长13%，创历史最好水平。从那时起，袁仁国就被普遍认为是董事长季克良的继任者、茅台酒厂的接班人。
通过茅台酒搭起的权钱交易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事情的发展走向。2000年，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乔洪出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上任后，主持构建了全国6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组成的销售网络。2007年，茅台酒出厂价从1999年的每瓶168元升至每瓶358元，市场价则高达每瓶498元，公司销售额也从1999年的9.8亿元增至2006年的62亿元。
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季克良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袁仁国和乔洪谁将成为继任者成了最大悬念。这一局面随着乔洪的落马而结束。
2011年10月，袁仁国任茅台酒厂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成为茅台酒厂的最高管理者。
在2019年5月22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公布的通报中提到，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
在袁仁国担任茅台酒厂最高管理者期间，一些落马官员和茅台酒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2017年7月，曾在贵州深耕多年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落马。2018年4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落马。而王三运、王晓光和袁仁国关联颇深。
王三运和王晓光籍贯都在山东，从小又都生活在贵州。两人都曾在贵阳师范学院学习，王三运是王晓光的师兄。王晓光于1995年4月至1996年8月任贵阳市委办公厅副县级秘书，而王三运从1995年9月开始任贵阳市委书记，王晓光给王三运当了将近一年的秘书。王三运特别爱喝茅台酒，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王晓光在王三运的一次生日宴上送去一箱茅台酒，并有“祝贺师兄大寿”的字样和自己的签名。王三运落马后，这箱酒成了调查王晓光的重要线索。
王晓光与袁仁国的关系也不同寻常。公开报道显示，王晓光在遵义任职期间，曾多次为当地白酒品牌推介会站台。在遵义期间，王晓光多次到茅台酒厂调研。2017年5月，王晓光由遵义市委书记转任贵州省副省长。离开遵义前夕，他还再次到茅台酒厂调研。在这些活动中，袁仁国均参与了陪同。
据报道，王晓光为官多年，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酒。每当有酒局时，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给他准备一箱酒。饭局结束后，箱子里经常还剩四五瓶没有开封的酒。这些酒大多被他运回家中，一个月下来能收下50瓶左右。由于家中的好酒太多，王晓光就想着变现。他利用职务便利，办了4张酒类专卖证书，在贵阳开了4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王晓光的无本生意就此做了起来，自己负责“货源”，家人进行销售。
2018年4月，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仅仅一个月后，2018年5月，袁仁国不再担任贵州茅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
袁仁国曾经为茅台酒厂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后来，他越来越失控，越来越狂妄，德不配位。不少仁怀当地人这样评价他。
（金卫东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