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了。大陆时尚杂志的主编都去了无数次欧洲，见了无数次名设计师，我都没见过。电视剧更不用说，绝对是大陆主导。香港有优势的产业不多了
目光有神，气质儒雅，身上的衬衣永远有型。陈冠中身型够高大，却从不咄咄逼人。与人交流，谦逊又中肯。
从香港到大陆到台湾再重回大陆，从内容到经营到投资，杂志、电影、电视、音乐、图书、文化经纪，陈冠中是当之无愧的跨界王。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去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读新闻，回港后在《星报》做了七八个月记者，自己出钱办了一份当时评论说“外星人办的杂志”，便是《号外》。“我一个出版人做的事，就是把卖剩下来的杂志推着铁车去废纸场卖掉。”这是他的自嘲，是乐天的，不刺眼的。待《号外》调理出了人们的口味开始赢利后，他已转去做电影。写了部《等待黎明》，周润发拿了金马奖，再写一部《不是冤家不聚头》，萧芳芳又拿了金马奖，之后，更是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的开启。怎么会这么容易？他说只是恰逢时机，前无老人，后有来者。
1992年，邓小平还未南巡，他就北上来了北京，在朝阳租了套公寓当文化人聚会的客厅。他家据说是不关门的，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有酒有菜，王蒙、葛优，都来过。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打造了“大地唱片”之艾敬《我的1997》。音乐须在合适时候，才能成为经典。
日前他常住北京，十分惬意。
“北京现在是重点，是两岸三地的总站，香港和台湾常有朋友过来，与我讲许多那边的事情，我留在北京什么都能知道。”他对大势一直有敏锐判断，也从未中止过密切关注。
他当先知很久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域，都在兴盛之前一点点进入，又都做得刚好超前一点点，许多试验性的东西或成为主流或被奉为符号，然后便离开，但即便走远也总会有人记起。
“其实我也做过很多不成功的事情，只是人们都不记得。”网络上能找到的资料是他曾与朋友合作办网站失败，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露自己在网络时代先知变后觉。
“大陆的创意产业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港台已经没有什么优势。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所以不再做事，回归文字。”
他在北京写作，写的却是香港，规整香港繁荣并散去的各代流派，呼唤港人多一点记忆和反思。“七一之后起码十年都不用再提香港了”，纷至沓来的回归主题约稿，写小说的计划一直搁置。
当然，他在北京并不只是写一写《我这一代香港人》，还要接待隔三岔五来访的香港旧识故交。他就好像一只强力泵，将香港的进京力量打入北京文化领域的各路经脉。
“我一直想努力营造一个粤港文化产业的共同体，香港做前端创作，广东做终端发行。粤、港加起来，实力仅次于北京，比上海都强。粤与港分开，大家都有问题。这可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得上两个韩国。”
谈笑间，一代香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娓娓道来，体现了他期待的某种“宏大叙事”。
北京是非常好的时机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来大陆的？
陈冠中：1981年开始在香港做电影，差不多做了10年，这时候开始想吸收新东西。当时香港与珠三角生意来往得比较多，但文化方面的合作不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一开始是来北京，当时广东做了一个《现代人报》，我跟《中华工商时报》在谈，社长叫丁望，助手叫胡舒立。差不多谈成了。但后来还是不批。
我是1992年来北京的。1991年我在香港的公司收购了《明报》，公司有两帮人，一帮想去做一个新闻电视台，后来做出来叫“中天频道”，想做华人的CNN这个概念。“中天频道”因为在大陆不能落地，所以不太成功。另一批人呢，就是我了，想去大陆看看，就来了。
我带了钱到大陆来明确是做文化的，那个时候市场化的程度很低，像我和别人做的唱片公司，“大地唱片”，很简单，就是把新闻媒体都请来，回去写点稿子，这样就行了，全国都红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启动我们也投了一点钱进去，请了钱钢做主编，还有朱正琳，给他们上课，讲概念，怎么做一本杂志。后来去了武汉，武汉有线电视台做了合资公司，当时批了4个有线电视台，这是其中一个，我马上就过去做。很快就收到红头文件说以后不许再做了，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又做书，儿童的动画片，教英语的，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套经济学丛书，卖得也比较好。
人物周刊：来大陆之后，对大陆的感受与预期有差别吗？
陈冠中：有比想象好的也有比想象坏的。没想到的是大陆的潜规则这么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项目跟出版社打交道，社长和两个副社长是和我们开会的，一开始都谈好了，但后来说不行，因为有一个副社长反对。我很难理解，你是社长，还有两个副社长跟着，怎么还有没出来的？（这个社长）他说不行就不行了，还说他出卖国家资产，很严重。
人物周刊：感觉你做东西快，而且都很受欢迎，有什么诀窍？
陈冠中：时机啊。刚来的时候请朋友吃饭，去一些比较好的潮州馆子，都很贵的，后来我觉得（这么请吃饭）大陆有尊严的文化人不太舒服的。后来我就租了一个大的公寓，里面放一张大桌子，请的阿姨是开餐馆的，晚上谁来吃饭都没问题。门基本上不关，都进来好了，里面有酒有菜，聊天，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王蒙、葛优，什么人都可以来，一个带一个，谈有什么可以做。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认识了很多人。
人物周刊：刚来内地时，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陈冠中：1989年之后，很多人下岗，我随便请一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中国农民报》的主编帮我做联络，还有现在《炎黄春秋》的吴思，当时帮我做研究工作。张暖忻，各种导演都会来。
（当时内地）杂志的做法都是很僵化的，他们受苏联的影响。与总编辑聊，除了改文字，都不知道真正的杂志内容是怎么做的，印刷不懂，成本多高也不知道。我也不是最懂的，只是比别人更早做过尝试。真的是非常好的时机。
我这一代香港人
人物周刊：你写《我这一代香港人》，“代”是按照什么划分的？
陈冠中：香港1970年代是一个代的出现，有些反叛的意思。香港的婴儿潮比美国晚5年，是1949年。49年开始人口膨胀，本来只有50万人，当年就有100万人从大陆过去，两年过去，到51年就有200多万人。到70年代中，这些小孩出来念大学、做事。
这帮人在香港长大，看的都是西方，住的地方是香港，对大陆兴趣不大。他们与父母辈的趣味不一样，从来没经历过吃不饱啊动乱啊，是比较受宠的一代。上一代是很辛苦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有衣服穿还去看电影，没有穷的意识。
人物周刊：你概括“婴儿潮一代”对大陆的态度是“畏”和“疑”，你的观察是怎么来的？ 陈冠中：1970年代的香港大学生曾经有一个左倾潮，所谓“毛派”。像娶了“国宝”（伏明霞）的梁锦松。这些学生非常关心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大陆做事的，很多都是这些人。这群少数的大学知青，一直到现在都坚定地认同中国。
反“毛派”的那一帮谈的就是民主，谈上流社会，谈正义谈人权，后来香港的民主派，很多就是这些人出来的。他们的群体很小，大学里两派加起来，不到1/10。
婴儿潮一代，最关心的是念书。念完书就去工作。银行、广告公司、政府部门，升迁非常快。上级就是一个澳洲或者英联邦的人，招进来时都是刚毕业的学生，谁做得好就上去做副手，三年后外国人调走了，副手就上去。
举个例子，1982年帮我做《号外》的那个人，竟然有机会管一个大的电影公司。他才30岁，就管一个每年拍20多部电影，有20多个电影院，发行全世界的电影，公司叫“德宝”。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81年入行的时候，一看，没有老人的，都是20几岁，30、40岁的人都没有。
人物周刊：你这一代人在学校受教育时，有没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陈冠中：这个很微妙。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很久了，他一直都要说服我，说其实香港比大陆更中国。香港管警察叫“差人”，“衙门”，都是清朝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古老的习惯和节日，放假、庆祝，新界有很多乡规民约、土地制度，英国政府都要尊重的。很多地方比当代中国还要传统一点。
我们念书的时候，历史书到1900年就打住不说的，但是我们要念大量的唐诗宋词，《孟子》、《庄子》，小学中学念了很多。而大陆刚刚相反，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他1946年出生，53年上小学，小学中学从来没读过《论语》，大陆直到80年代都没有正面地读过《论语》，所以现在（于丹）才会这么红。
97回归
人物周刊：97回归的时候，是不是香港人有很多犹豫、疑问和抗拒感？
陈冠中：首先你要知道，大陆人到香港是49年以后大量进去的，是要离开中国大陆才去的。1950年代末60年代初，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会做邮包寄回大陆，把糖和油用布包起来，包很多层，可以做衣服，写上地址，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到文革时，很多尸体从珠江浮下来，每天都能看到捞起来的尸体，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都有这个阴影在。
84年中英谈判，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保证会遵守诺言，但很多人将信将疑，97年婴儿潮这一代带头移民的有50万人，主要是加拿大，也有澳洲，把父母带去那边住下来，然后自己再回来。香港当时是经济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完全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政治保险。在国外拿到身份后，很多在97前慢慢又回来了。
人物周刊：10年来你在内地做过这么多的文化事业，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
陈冠中：2000年我再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了。比如说2000年的时尚杂志照片拍得还不怎么样，这几年又两回事了。而且创意程度超过港台。
大陆时尚杂志的主编都去了无数次欧洲，见了无数次名设计师，我都没见过。电视剧更不用说，绝对是大陆主导。香港有优势的产业不多了。
人物周刊：你在北京这么多年，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陈冠中：第一个，中央政府的态度，会决定很多中国的大势走向；第二，几年前我曾关注中国的民工、农民的问题，最近我比较关心中国的发展不要走向太极端，极左或者极右思想（都很危险），我担忧这个。
人物周刊：你现在算是在北京定居？
陈冠中：定居了，以后就住在北京。在北京有人聊天，两个儿子在加拿大工作，有时会回香港，但不打算来大陆。
在北京平时就在家，景点啊古董啊就不用去看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接待香港来北京的朋友，基本上天天晚上都有香港人来，很多朋友在香港好多年没见的，在北京见到了。我两边的人都认识，两边的事情都知道。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喜欢的是看电影，读文字，所以顺其自然地做这些东西。现在网络媒体等出来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不懂，我可能只能到这里了，就回归写东西，回归文字。
人物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在香港、台北、北京都长居过，那你觉得这些城市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
陈冠中：差别是很大的。北京是一个充满绿洲的沙漠，绿洲和绿洲是分开的，每一个绿洲只能做一个事情，完成一环再去另外一个绿洲。这在城市学上叫“孤岛型”，公共交通很没效率，距离太大。
香港是最紧密的城市，远远超过东京、纽约、慕尼黑，这么紧密的城市的好处就是节能，地铁很容易就连起来，走路都能去。出勤都是坐公交系统的。拥挤过头。
人物周刊：你怎么概括香港和北京？
陈冠中：北京可能不能用可爱来说它，但绝对不冷漠，北京人很随和，在街上随时可以交朋友。香港不行，香港在酒吧都不见得交到朋友，与女孩子聊两句她可能不理你，躲开了。他们只是有点防卫，害怕与陌生人交谈，怕受骗。
也不能用冷漠来形容香港，很多人很热心公益的，如印尼海啸，都热情捐款的。丽江地震的时候，很多香港NGO去服务，别人走了，留下来的是香港人，丽江有个碑，纪念香港的救援队。
香港这十年
人物周刊：97后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陈冠中：97后突然如梦初醒，所谓“金融风暴”是我们自己不行，中央政府是帮我们的，不少人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大改观，印象很好，戒心也低了，觉得中央政府比较英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对香港政府还要高。
当年之所以有大批移民，就是怕有大改变，但没发生。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香港人对大陆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改善。改革开放之初，态度是比较好的，但到了1989年，一下子倒退了。89之后到97比较好，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人物周刊：97回归之后就碰到金融风暴，巧合吗？
陈冠中：97金融风暴的根源是80年代就种下的，房地产泡沫化，炒股票，才会一下子掉得那么厉害。
我觉得香港没有总结好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经验，都觉得我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我们是最棒的一个平台，低税率、法律制度，很多企业都受到尊重，结果“金融风暴”发生了，才明白这样是不行的。
以前行得通的方法现在不行了。香港的贫富悬殊很厉害。整天在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比如说跟广东方面铁路的连接，香港那一段到现在都没有建，说到2013年才能连起来，港珠澳大桥也做了10年。
1980年代我们去工业化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全世界去工业化的过程都很痛苦，像英国、美国都是很痛苦的，但香港很愉快——工厂都搬到珠三角去了，用大陆的廉价劳工，一下子赚很多钱，这些钱再回到香港，香港人就做管工做经理，多愉快啊。我们要做知识经济了，我们的股票这么好，迷信市场万能。
那时香港人很迷信，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房地产涨了14倍，不用做事只要买一栋房子就对了，觉得地产不会掉，股票不会掉，明天一定比今天好，这是一代人的神话，而且十几年不破，经济一直往上冲。
新加坡的收入和香港很像，97的时候房地产价格才是香港的1/3，你就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厉害了。
97金融风暴之后，危机很明显地出现了。去工业化之后，很多熟练工人找不到同样薪水的工作，本来收入很好的，现在可能去做清洁工了。
香港的贫富悬殊是最大的，有钱人活得很好，但也有50万家庭8000港元一个月收入，如果没有公共房子几乎活不下去的。22%的家庭，100多万人，两个人工作，8000元收入，日子怎么过？
之后的七八年香港政府都不敢做事了，一做事就会做坏。以前是政府不做事最好，现在明白了，政府需要做一点事情，做什么，怎么做，这个是需要讨论和监督的。
人物周刊：你观察这几年大陆人对香港人的态度有转变吗？
陈冠中：1981年的时候，电影《夕照街》里出现过一个香港人，当时挺卖座的，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拿着皮包，有一点贬义。97之后，香港整个形象是往下走，大陆已经在走自主创新的路子了，不再需要借鉴香港经验，对香港的兴趣也降低了。可能每个大陆人都想去一次香港，但向往度越来越低，可能去过第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两地文化产业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刚开始电影、电视剧里都是香港那一套，现在大陆已经成熟了，主导权在大陆。大陆的人做制作人，需要什么班底首先考虑大陆，配好了再去考虑香港，与10年前倒过来了。
人物周刊：“粤港创意文化共同体”的创意具体是怎样的？
陈冠中：我的下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粤港创意文化产业的共同体。粤港要能结合，这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上两个韩国了，韩国这么厉害也就4000多万人。广东是唯一一个双向地区，既理解香港，又理解中国的粤语地区。
香港人特别是文化界人士，都不看广东，一下就看到上海、北京来了，又受气，又没人需要他们，但广东需要。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民营影音发行中心，北京的产品都要拿到广东做发行，但广东人太精明了，都不做创作，没有上游的创作人，而香港人都在创作，却不知道怎么发行。香港在做前端没有通路，就近的广东就在做末端生意，两者要合起来。
还有语言的问题。比如说电影，香港电影现在的问题是，每年只能拍最贵的电影和最便宜的电影，最便宜的质量很低，最贵的是和大陆合拍、每年只需要十几二十部香港的大电影。大陆的电影市场吃不下这么多港片，广东人需要。
可以拍一些制作不是很高的中型电影，说广东话的，两广市场能收回来，别总是动辄全国发行，两广做好了，再全国发行，应该也是来得及的。
目光有神，气质儒雅，身上的衬衣永远有型。陈冠中身型够高大，却从不咄咄逼人。与人交流，谦逊又中肯。
从香港到大陆到台湾再重回大陆，从内容到经营到投资，杂志、电影、电视、音乐、图书、文化经纪，陈冠中是当之无愧的跨界王。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去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读新闻，回港后在《星报》做了七八个月记者，自己出钱办了一份当时评论说“外星人办的杂志”，便是《号外》。“我一个出版人做的事，就是把卖剩下来的杂志推着铁车去废纸场卖掉。”这是他的自嘲，是乐天的，不刺眼的。待《号外》调理出了人们的口味开始赢利后，他已转去做电影。写了部《等待黎明》，周润发拿了金马奖，再写一部《不是冤家不聚头》，萧芳芳又拿了金马奖，之后，更是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的开启。怎么会这么容易？他说只是恰逢时机，前无老人，后有来者。
1992年，邓小平还未南巡，他就北上来了北京，在朝阳租了套公寓当文化人聚会的客厅。他家据说是不关门的，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有酒有菜，王蒙、葛优，都来过。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打造了“大地唱片”之艾敬《我的1997》。音乐须在合适时候，才能成为经典。
日前他常住北京，十分惬意。
“北京现在是重点，是两岸三地的总站，香港和台湾常有朋友过来，与我讲许多那边的事情，我留在北京什么都能知道。”他对大势一直有敏锐判断，也从未中止过密切关注。
他当先知很久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域，都在兴盛之前一点点进入，又都做得刚好超前一点点，许多试验性的东西或成为主流或被奉为符号，然后便离开，但即便走远也总会有人记起。
“其实我也做过很多不成功的事情，只是人们都不记得。”网络上能找到的资料是他曾与朋友合作办网站失败，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露自己在网络时代先知变后觉。
“大陆的创意产业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港台已经没有什么优势。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所以不再做事，回归文字。”
他在北京写作，写的却是香港，规整香港繁荣并散去的各代流派，呼唤港人多一点记忆和反思。“七一之后起码十年都不用再提香港了”，纷至沓来的回归主题约稿，写小说的计划一直搁置。
当然，他在北京并不只是写一写《我这一代香港人》，还要接待隔三岔五来访的香港旧识故交。他就好像一只强力泵，将香港的进京力量打入北京文化领域的各路经脉。
“我一直想努力营造一个粤港文化产业的共同体，香港做前端创作，广东做终端发行。粤、港加起来，实力仅次于北京，比上海都强。粤与港分开，大家都有问题。这可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得上两个韩国。”
谈笑间，一代香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娓娓道来，体现了他期待的某种“宏大叙事”。
北京是非常好的时机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来大陆的？
陈冠中：1981年开始在香港做电影，差不多做了10年，这时候开始想吸收新东西。当时香港与珠三角生意来往得比较多，但文化方面的合作不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一开始是来北京，当时广东做了一个《现代人报》，我跟《中华工商时报》在谈，社长叫丁望，助手叫胡舒立。差不多谈成了。但后来还是不批。
我是1992年来北京的。1991年我在香港的公司收购了《明报》，公司有两帮人，一帮想去做一个新闻电视台，后来做出来叫“中天频道”，想做华人的CNN这个概念。“中天频道”因为在大陆不能落地，所以不太成功。另一批人呢，就是我了，想去大陆看看，就来了。
我带了钱到大陆来明确是做文化的，那个时候市场化的程度很低，像我和别人做的唱片公司，“大地唱片”，很简单，就是把新闻媒体都请来，回去写点稿子，这样就行了，全国都红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启动我们也投了一点钱进去，请了钱钢做主编，还有朱正琳，给他们上课，讲概念，怎么做一本杂志。后来去了武汉，武汉有线电视台做了合资公司，当时批了4个有线电视台，这是其中一个，我马上就过去做。很快就收到红头文件说以后不许再做了，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又做书，儿童的动画片，教英语的，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套经济学丛书，卖得也比较好。
人物周刊：来大陆之后，对大陆的感受与预期有差别吗？
陈冠中：有比想象好的也有比想象坏的。没想到的是大陆的潜规则这么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项目跟出版社打交道，社长和两个副社长是和我们开会的，一开始都谈好了，但后来说不行，因为有一个副社长反对。我很难理解，你是社长，还有两个副社长跟着，怎么还有没出来的？（这个社长）他说不行就不行了，还说他出卖国家资产，很严重。
人物周刊：感觉你做东西快，而且都很受欢迎，有什么诀窍？
陈冠中：时机啊。刚来的时候请朋友吃饭，去一些比较好的潮州馆子，都很贵的，后来我觉得（这么请吃饭）大陆有尊严的文化人不太舒服的。后来我就租了一个大的公寓，里面放一张大桌子，请的阿姨是开餐馆的，晚上谁来吃饭都没问题。门基本上不关，都进来好了，里面有酒有菜，聊天，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王蒙、葛优，什么人都可以来，一个带一个，谈有什么可以做。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认识了很多人。
人物周刊：刚来内地时，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陈冠中：1989年之后，很多人下岗，我随便请一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中国农民报》的主编帮我做联络，还有现在《炎黄春秋》的吴思，当时帮我做研究工作。张暖忻，各种导演都会来。
（当时内地）杂志的做法都是很僵化的，他们受苏联的影响。与总编辑聊，除了改文字，都不知道真正的杂志内容是怎么做的，印刷不懂，成本多高也不知道。我也不是最懂的，只是比别人更早做过尝试。真的是非常好的时机。
我这一代香港人
人物周刊：你写《我这一代香港人》，“代”是按照什么划分的？
陈冠中：香港1970年代是一个代的出现，有些反叛的意思。香港的婴儿潮比美国晚5年，是1949年。49年开始人口膨胀，本来只有50万人，当年就有100万人从大陆过去，两年过去，到51年就有200多万人。到70年代中，这些小孩出来念大学、做事。
这帮人在香港长大，看的都是西方，住的地方是香港，对大陆兴趣不大。他们与父母辈的趣味不一样，从来没经历过吃不饱啊动乱啊，是比较受宠的一代。上一代是很辛苦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有衣服穿还去看电影，没有穷的意识。
人物周刊：你概括“婴儿潮一代”对大陆的态度是“畏”和“疑”，你的观察是怎么来的？ 陈冠中：1970年代的香港大学生曾经有一个左倾潮，所谓“毛派”。像娶了“国宝”（伏明霞）的梁锦松。这些学生非常关心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大陆做事的，很多都是这些人。这群少数的大学知青，一直到现在都坚定地认同中国。
反“毛派”的那一帮谈的就是民主，谈上流社会，谈正义谈人权，后来香港的民主派，很多就是这些人出来的。他们的群体很小，大学里两派加起来，不到1/10。
婴儿潮一代，最关心的是念书。念完书就去工作。银行、广告公司、政府部门，升迁非常快。上级就是一个澳洲或者英联邦的人，招进来时都是刚毕业的学生，谁做得好就上去做副手，三年后外国人调走了，副手就上去。
举个例子，1982年帮我做《号外》的那个人，竟然有机会管一个大的电影公司。他才30岁，就管一个每年拍20多部电影，有20多个电影院，发行全世界的电影，公司叫“德宝”。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81年入行的时候，一看，没有老人的，都是20几岁，30、40岁的人都没有。
人物周刊：你这一代人在学校受教育时，有没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陈冠中：这个很微妙。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很久了，他一直都要说服我，说其实香港比大陆更中国。香港管警察叫“差人”，“衙门”，都是清朝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古老的习惯和节日，放假、庆祝，新界有很多乡规民约、土地制度，英国政府都要尊重的。很多地方比当代中国还要传统一点。
我们念书的时候，历史书到1900年就打住不说的，但是我们要念大量的唐诗宋词，《孟子》、《庄子》，小学中学念了很多。而大陆刚刚相反，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他1946年出生，53年上小学，小学中学从来没读过《论语》，大陆直到80年代都没有正面地读过《论语》，所以现在（于丹）才会这么红。
97回归
人物周刊：97回归的时候，是不是香港人有很多犹豫、疑问和抗拒感？
陈冠中：首先你要知道，大陆人到香港是49年以后大量进去的，是要离开中国大陆才去的。1950年代末60年代初，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会做邮包寄回大陆，把糖和油用布包起来，包很多层，可以做衣服，写上地址，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到文革时，很多尸体从珠江浮下来，每天都能看到捞起来的尸体，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都有这个阴影在。
84年中英谈判，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保证会遵守诺言，但很多人将信将疑，97年婴儿潮这一代带头移民的有50万人，主要是加拿大，也有澳洲，把父母带去那边住下来，然后自己再回来。香港当时是经济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完全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政治保险。在国外拿到身份后，很多在97前慢慢又回来了。
人物周刊：10年来你在内地做过这么多的文化事业，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
陈冠中：2000年我再来北京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我可能再难有所贡献了。比如说2000年的时尚杂志照片拍得还不怎么样，这几年又两回事了。而且创意程度超过港台。
大陆时尚杂志的主编都去了无数次欧洲，见了无数次名设计师，我都没见过。电视剧更不用说，绝对是大陆主导。香港有优势的产业不多了。
人物周刊：你在北京这么多年，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陈冠中：第一个，中央政府的态度，会决定很多中国的大势走向；第二，几年前我曾关注中国的民工、农民的问题，最近我比较关心中国的发展不要走向太极端，极左或者极右思想（都很危险），我担忧这个。
人物周刊：你现在算是在北京定居？
陈冠中：定居了，以后就住在北京。在北京有人聊天，两个儿子在加拿大工作，有时会回香港，但不打算来大陆。
在北京平时就在家，景点啊古董啊就不用去看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接待香港来北京的朋友，基本上天天晚上都有香港人来，很多朋友在香港好多年没见的，在北京见到了。我两边的人都认识，两边的事情都知道。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喜欢的是看电影，读文字，所以顺其自然地做这些东西。现在网络媒体等出来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不懂，我可能只能到这里了，就回归写东西，回归文字。
人物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在香港、台北、北京都长居过，那你觉得这些城市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
陈冠中：差别是很大的。北京是一个充满绿洲的沙漠，绿洲和绿洲是分开的，每一个绿洲只能做一个事情，完成一环再去另外一个绿洲。这在城市学上叫“孤岛型”，公共交通很没效率，距离太大。
香港是最紧密的城市，远远超过东京、纽约、慕尼黑，这么紧密的城市的好处就是节能，地铁很容易就连起来，走路都能去。出勤都是坐公交系统的。拥挤过头。
人物周刊：你怎么概括香港和北京？
陈冠中：北京可能不能用可爱来说它，但绝对不冷漠，北京人很随和，在街上随时可以交朋友。香港不行，香港在酒吧都不见得交到朋友，与女孩子聊两句她可能不理你，躲开了。他们只是有点防卫，害怕与陌生人交谈，怕受骗。
也不能用冷漠来形容香港，很多人很热心公益的，如印尼海啸，都热情捐款的。丽江地震的时候，很多香港NGO去服务，别人走了，留下来的是香港人，丽江有个碑，纪念香港的救援队。
香港这十年
人物周刊：97后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陈冠中：97后突然如梦初醒，所谓“金融风暴”是我们自己不行，中央政府是帮我们的，不少人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大改观，印象很好，戒心也低了，觉得中央政府比较英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对香港政府还要高。
当年之所以有大批移民，就是怕有大改变，但没发生。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香港人对大陆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改善。改革开放之初，态度是比较好的，但到了1989年，一下子倒退了。89之后到97比较好，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人物周刊：97回归之后就碰到金融风暴，巧合吗？
陈冠中：97金融风暴的根源是80年代就种下的，房地产泡沫化，炒股票，才会一下子掉得那么厉害。
我觉得香港没有总结好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经验，都觉得我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我们是最棒的一个平台，低税率、法律制度，很多企业都受到尊重，结果“金融风暴”发生了，才明白这样是不行的。
以前行得通的方法现在不行了。香港的贫富悬殊很厉害。整天在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比如说跟广东方面铁路的连接，香港那一段到现在都没有建，说到2013年才能连起来，港珠澳大桥也做了10年。
1980年代我们去工业化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全世界去工业化的过程都很痛苦，像英国、美国都是很痛苦的，但香港很愉快——工厂都搬到珠三角去了，用大陆的廉价劳工，一下子赚很多钱，这些钱再回到香港，香港人就做管工做经理，多愉快啊。我们要做知识经济了，我们的股票这么好，迷信市场万能。
那时香港人很迷信，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房地产涨了14倍，不用做事只要买一栋房子就对了，觉得地产不会掉，股票不会掉，明天一定比今天好，这是一代人的神话，而且十几年不破，经济一直往上冲。
新加坡的收入和香港很像，97的时候房地产价格才是香港的1/3，你就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厉害了。
97金融风暴之后，危机很明显地出现了。去工业化之后，很多熟练工人找不到同样薪水的工作，本来收入很好的，现在可能去做清洁工了。
香港的贫富悬殊是最大的，有钱人活得很好，但也有50万家庭8000港元一个月收入，如果没有公共房子几乎活不下去的。22%的家庭，100多万人，两个人工作，8000元收入，日子怎么过？
之后的七八年香港政府都不敢做事了，一做事就会做坏。以前是政府不做事最好，现在明白了，政府需要做一点事情，做什么，怎么做，这个是需要讨论和监督的。
人物周刊：你观察这几年大陆人对香港人的态度有转变吗？
陈冠中：1981年的时候，电影《夕照街》里出现过一个香港人，当时挺卖座的，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拿着皮包，有一点贬义。97之后，香港整个形象是往下走，大陆已经在走自主创新的路子了，不再需要借鉴香港经验，对香港的兴趣也降低了。可能每个大陆人都想去一次香港，但向往度越来越低，可能去过第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两地文化产业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刚开始电影、电视剧里都是香港那一套，现在大陆已经成熟了，主导权在大陆。大陆的人做制作人，需要什么班底首先考虑大陆，配好了再去考虑香港，与10年前倒过来了。
人物周刊：“粤港创意文化共同体”的创意具体是怎样的？
陈冠中：我的下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粤港创意文化产业的共同体。粤港要能结合，这是9000万人的市场，抵上两个韩国了，韩国这么厉害也就4000多万人。广东是唯一一个双向地区，既理解香港，又理解中国的粤语地区。
香港人特别是文化界人士，都不看广东，一下就看到上海、北京来了，又受气，又没人需要他们，但广东需要。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民营影音发行中心，北京的产品都要拿到广东做发行，但广东人太精明了，都不做创作，没有上游的创作人，而香港人都在创作，却不知道怎么发行。香港在做前端没有通路，就近的广东就在做末端生意，两者要合起来。
还有语言的问题。比如说电影，香港电影现在的问题是，每年只能拍最贵的电影和最便宜的电影，最便宜的质量很低，最贵的是和大陆合拍、每年只需要十几二十部香港的大电影。大陆的电影市场吃不下这么多港片，广东人需要。
可以拍一些制作不是很高的中型电影，说广东话的，两广市场能收回来，别总是动辄全国发行，两广做好了，再全国发行，应该也是来得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