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四川省高等警官学校的吉胡·阿莎，曾在西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任侦察员。20多年前，“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首次全程漂流长江成功，作为“漂流队伍中唯一的女主漂”，22岁的她被媒体誉为当年“中国最勇敢的女人”。而后，阿莎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学习新闻专业并获法国图尔大学奖学金，前往法国留学。没想到，多年后，她因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婚诉讼而登上英伦媒体的头条。
　　嫁给穷光蛋的傻瓜
　　


　　26岁那年，身在法国的我因出版了法语版纪实体小说《扬子江的女儿》，让更多的法国人认识了我。一时间，巴黎顶尖的时尚杂志、电台、电视的访谈纷拥而至。
　　1991年5月，在一个画家朋友的周末聚会上，我结识了美国人凯文。这个有点害羞的大男孩，让我颇有好感。当时，法国驻中国参赞让·皮尔一直在追求我，但我却觉得和凯文在一起时更轻松随意。对我的选择，朋友们都说：“你是不是傻了？皮尔什么都有，你却要和凯文在一起，你以为生活是在演电影吗？”可是，我没法把事情想得一清二楚。
　　和凯文确立恋爱关系后，囊中羞涩的我们靠自己的收入租了一个单间。当时因自传荣登畅销榜单，我作為为法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受邀出席了法国总统密特朗夫人主持的晚宴。随之而来的，是凯文一家对待我态度的转变。之前，凯文的爸爸郑重其事地和他谈过一次，提醒他：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婚姻，企图得到好处。凯文原封不动把他爸爸的话转达给我，我很生气地对他说：“你根本就是个穷光蛋，我比你有名，傻瓜才会嫁给你。”
　　中国人通常认为外国人很单纯，实际上是一种错觉。至少在凯文身上，小事他计较，大事他更不含糊。他曾偷拆过出版社给我的信件;当法国《ELLE》的摄影师为我拍照的时候，他以未婚夫的身份也照了几张，完全忘了几天前他还用他爸爸的话质疑我与他恋爱的动机。可惜，当时我太年轻，头脑一热成了自己口中的傻瓜。
　　凯文父母家的房子位于巴黎圣母院旁圣路易岛尖上的黄金地段，凯文的妈妈苏珊是巴黎第七大学的教授，是专门研究神经记忆的美国科学家。第一次登门拜访，在门口我们握手时，我马上感到了她的冷漠，因为她只是轻轻地沾了一下我的手。
　　当着凯文家族亲戚朋友的面，我坐在他妈妈旁边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女仆正在接受女王的垂青。苏珊讽刺我不懂英文：“你怎么不会讲英文？我的几个从上海来的博士生都会流利的英语。”我说：“我是从大山沟里来的。”接着，我用法语反问她：“你会中文吗？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讲中文。你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怎么可能不会讲中文呢？”后来凯文非常得意地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敢于反驳她那咄咄逼人的母亲。他把自己当成看客，好像在享受这种比赛的过程，胜负高下一出来，他马上倒向略占上风的一方。
　　1991年10月19日，我成了凯文的妻子，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婚礼。
　　坠入冰谷的婚姻
　　婚后，原本无所事事的凯文通过我与伦敦银行总裁的关系，顺利进入瑞士UBS银行在伦敦的总部工作。
　　我们从巴黎搬到了英国定居。我这个对算账一窍不通的人，对房屋买卖产生了兴趣。由于我所操作的通常都是价值几十万、上百万英镑的“豪宅”，因此，每次转手都能赚取相当高的利润。渐渐地，我不但在剑桥、伦敦拥有10多套房子的产权，还和凯文一脚迈进了剑桥最高档的社区，与霍金、查尔斯等人成了邻居。很快，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凯文的努力也让他成了银行家，成为美国一家银行的英国分行总裁。然而，随着凯文事业的成功，他陪我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还加入了一家“百万富翁”俱乐部，常常很晚才回家。
　　一次，我跟随凯文出席晚宴。在舞池里，我亲眼看见凯文与一个英国女人在跳贴面舞，摸来摸去。我冲过去，他们居然还不肯松手。从这以后，凯文经常夜不归宿。在又一次目睹凯文与某杂志封面女郎在俱乐部的火热场面并掌握了他俩开房的确凿证据后，我彻底失望了。谁知，凯文却说：“知道吗？有多少女人嫉妒你！”“嫉妒我什么？”他说：“当然是有我这样的丈夫，既英俊，又富有。”我回击他：“你忘了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了，没有我，你会有今天？”当一个女人需要通过过去的辛劳甚至牺牲来提醒他的男人时，实际意味着婚姻已处于危机中了。
　　悲愤之下，我决定回四川娘家独自疗伤。然而在西昌，我没有一刻能忘记凯文的背叛。出于报复心理，当时我与一位德国海归Victor走得很近，但也明白自己只是自欺欺人。
　　考虑再三，我决定与凯文离婚，没想到他一改常态：“不用离，这儿还是你的家。”我以为凯文变好了，还为自己一时的荒唐而愧疚不已，却没想到凯文在筹划更大的阴谋。
　　轰动英伦的离婚诉讼
　　2005年1月13号，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我回到了伦敦，没想到一封“法庭命令”接踵而至：“限你在2小时内离开家，这段时间不能见小孩。”原来，凯文已经以“回到英国是为了抢走孩子”为由状告了自己的妻子！这不是玩笑，警车很快把我送到旅馆，我银行的财产也被冻结。一刹那，我跌入冰谷，措手不及！
　　凯文以45万英镑的天价，请最顶级的律师来打这场离婚官司——在英国，只有富豪或者明星争夺亿万财富才会采取这么傻的复仇手段。由于我们双方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这场长达3年的离婚诉讼成为当时英伦报纸的头版头条。
　　随着我的律师搜集到越来越多的情报，我对凯文的恨越来越深。原来，凯文很早之前就将100万贷款划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我这个房屋的主人却成为贷款的责任者，分割财产时，还清贷款的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当年用第一桶金买的房子被银行收走。不仅如此，作为金融老手的凯文，通过各种手段卷走了我户头上的资产。卑鄙无耻的他，还以“公司破产”为由辞去年薪百万的职位去英国某大学读博士，就是为了逃避离异妻子的赡养费。 　　紧接着，凯文又提交了Victor曾经称呼我为“宝贝儿”的邮件，反咬一口，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对婚姻不忠的女人。他还捏造了我根本不认识的保姆的证词：“是的，这个女人很危险，她回来是为了抢夺先生的女儿们。”由于英国法律规定，对于离婚的夫妻来说，如果孩子在一年内不和其中一方生活，就会判给另一方，而我在此前已在中国呆了半年多，被算计的我就这样丧失了600万英镑的财产和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听到如此判决，我万念俱灰，当场倒了下去。我一生中真正感到恐惧只有两次，第一次是长江漂流被封进密封船的时候;第二次，就是失去两个女儿！整整一年里，多少个夜晚我独自舔着伤口，我不甘心。一向快意恩仇的我在痛不欲生时，想过找黑帮解决此事，还试图去买枪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然而，眼前浮现出的是我那天使般的女儿可爱的面庞。是啊，我不能让孩子与我日后一起背负着耻辱，那将是怎样的伤害。以前的我绝对有仇必报，但关键时刻，我明白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儿们。尽管后来我的律师已经找到了凯文作伪证的相关证据，可是如果让孩子们亲眼看见她们的父亲锒铛入狱，她们受到的伤害同样无法弥补。
　　我放弃了报复，也卸下了包袱。我回到中国，在大凉山上租了200亩林地，种橄榄树。我投入到各种繁忙的工作中，凭着之前在传媒业的人脉，我成为英国公爵夫人电视公司制片兼主持人、凤凰卫视欧洲台记者，常常往返伦敦与北京两地，还策划了几档综艺选秀节目。
　　在北京，我将家安在韦伯豪住宅区，旁边就是我曾经就读的中央民族大学。我经常回学校食堂蹭顿饭，这让我有一种回到了起点的感觉，挺好。多年在国外打拼电视业的经历，让我掌握了一整套与众不同的电视制作经验。紧张的工作让我变得充实有力，那个曾经“做想做的一切”的阿莎又回来了。
　　累的时候，我也会反思曾经绚丽光环下的自己，真实的幸福少得可怜。我后悔，直到婚姻出现危机时，也没有考虑如何去挽救婚姻。
　　我写书，就像旅行家整理行囊一样。走得久了，背上的行囊太重，整理一下，卸下来一些，重新开始新的旅程，只此而已，别人的事不去管。
　　我的平静，并不代表我没有了梦想。我是彝族人，不可能停止飛翔。我会爬上果园的橄榄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自己的咖啡屋里欣赏路人平凡的幸福。
　　如今，我在四川大凉山下读书、写作。回想过去的一切，像是做了一场梦。大凉山的山水，让我宁静，更让我明白爱永远比恨更有力量。
　　编辑 尼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