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国摇滚“教父”崔健的第一部长篇电影《蓝色骨头》上映。为配合电影宣传，近年来颇为低调的崔健频频接受杂志、电视台专访，聊音乐、聊生活、聊电影创作以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大院子弟。
　　“我跟他，一个大院出来的。”似乎是很多名利场上成功人士的口头禅。基于特殊的成长环境，父辈们的功勋与经历，大院子弟们战友一般成长于共同的环境下，也塑造出了大院子弟人格之中的共性。
　　大院子弟的文艺生活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子、院落。
　　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大院里警备森严，高干云集，功能齐全：工作区、家属区、体育及娱乐区、医院，一应俱全。加上高高的围墙和威严的警卫，大院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王朔就曾经这样描写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
　　而在大院内生活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跟大院外的孩子不一样。在那个禁闭的年代，大院子弟享有的特权不仅体现为物质特权，更体现为精神特权和文化特权。他们能读到、看到、听到的远超于生活在大院外的人。
　　还有，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他还曾经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说道：如果有机会去掌握大权，一定让全国人民听摇滚音乐，而不是样板戏。而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正是他的大院小弟崔健。
　　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大院子弟们比一般人更能领略外面的世界，能接触到内部书籍、电影以及音乐，这是当时的人不敢想象的，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们能引领风骚的原因，因为他们醒得比别人早。
　　红色情结与优越感 当然，这个清醒的过程也伴随着痛苦与割裂。
　　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让这样的理想主义瞬间幻灭。他们开始淡出政治运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玩主”，拿着板砖、菜刀，骑着自行车，狼群般出没于影剧院、溜冰场，打架群殴、溜门撬锁、“拍婆子”。
　　这样一种身份定位至关重要：有特权，但是暂时被悬置。一方面，被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艺术家，也成了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释英雄主义的英雄。
　　其中，王朔影响巨大，他的一系列小说让北京城大院子弟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顽主》直接成就了米家山以及后来的冯小刚；《动物凶猛》被姜文拿去拍成了那部经典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则根据他的《玩的就是心跳》拍出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王朔们以这种叛逆的或者说“非主流”的方式阐释自己的大院子弟时代成就了英雄的地位。然而，大院子弟的“红色情结”以及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大院子弟优越感是他们怎么也甩不掉的。
　　远去的时代 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人想听他们说话了。2013年，曾经无往不利的王（朔）冯（小刚）组合再战江湖，在当年年底推出贺岁片《私人订制》。虽然有着两块金字招牌加持，但这部电影却收获如潮恶评。
　　对此，冯小刚直接破口大骂，“从《一九四二》到《私人订制》，你们的嘲笑和狂欢恰恰反映了你们的浅薄，我看不起你们，别再腆着脸引领观众了，丢人。”
　　一直以草根自居的冯小刚在《私人订制》里“带着简单粗暴的敌意在嘲笑普通民众”。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冯小刚从来就不是草根——他们叫大院子弟。他们一直高高在上俯视众生，所以冯才会脱口而出“我看不起你们”。
　　冯小刚们因着祖荫和自己的聪明努力占据最大部分的社会话语权，但人生就是这样，你在这个十年活在时代前列，不代表下一个十年也一样。
　　他们的思想资源已经停滞在那个时代里，剩下的只有可怕的重复与日复一日的商业攫取。他们肯定曾经，鄙视当下。他们觉得这个时代缺乏心灵，但他们的心灵，却满是失落，怀疑，鄙视与虚妄。？笪（花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