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一边给我讲些啰嗦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管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我都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因为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义是念小学以后。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语录，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下这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下这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那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的“够哥们”。我说：“先给我编吧。”“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了。看来她是真不打算先给我编了，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那个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囔囔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那小网兜用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六十四开的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噘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矫情”。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我把那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雖然因为地理位置、局势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形态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地劳累着，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种状态吗？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现在，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实在是人生一刻美妙的时光。
　　（刘谊人摘自《北京广播电视报》201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