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塔利班攻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9月7日，塔利班发言人表示，预期未来一周将宣布组建阿富汗新政府。
　　短短的半个多月，塔利班实现了对阿富汗的几乎全面接管，建立了新政权。相比于上一次执政，此次塔利班明显在着力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温和开明的形象，也发布了一些对外承诺。
　　在暂时没有其他力量能强势左右阿富汗局势的情形下，世界只能期待塔利班的自我进化：它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吗？
　　大洋彼岸，《追风筝的人》作者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一直处于揪心之中，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几乎不间断关注着祖国的消息，持续发声、奔走，呼吁世界与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站在一起。
　　他还有朋友和家人在那里，塔利班控制了他们的生活。尽管掌权的塔利班对外释放一些相对温和的信号，但他们依然感到害怕。
　　胡赛尼说：“他们曾经炸毁了医院、道路和学校，杀了很多人，许多只是普通人，是妇女和儿童。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没什么好害怕的，这很难让人相信。我为普通的阿富汗人感到非常担忧。”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阿富汗这个国家，只是新闻所描述的模样，跟世界上大多数被战乱践踏的地方没什么不同。是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及同名电影，向全世界呈现了一个触及灵魂的、令人心碎的阿富汗。
　　《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一种逃脱不了的杀戮，无止尽的戕害，还有个体与家国交织的宿命轮回。
　　某种程度上，《追风筝的人》的故事，依然没有终结。

那时的阿富汗

　　流亡者，总是透过破碎的镜子回望他的祖国。
　　对于胡赛尼来说，最宝贵的记忆碎片，可能是他的幼年时代。他曾无数次地讲述首都喀布尔的童年生活，美妙得近乎超现实。
　　胡赛尼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曾是外交官。11岁之前，喀布尔留给他的印象是繁荣和开放，那里有社区戏剧、美妙的音乐，有嬉皮士在茶馆里闲逛，有穿着短裙的女孩在公共场合悠闲地抽烟、开车，有孩童追着风筝自由奔跑。
　　那时的阿富汗，女性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胡赛尼的家里，有女性成为律师、教授和医生，她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按照宗教国家的标准，此时的阿富汗，已经相当地进步和自由了。
　　那是70年代，阿富汗最后的和平岁月。
　　1973年，一场苏联支持下的政变，逐渐将阿富汗拉入深渊。随之而来的，是无止尽的革命与政变、军事入侵、战乱与杀戮。
　　还是个孩子的胡赛尼，自然对这一切后知后觉。
　　1976年，胡赛尼随父亲前往巴黎。随着苏联举兵入侵，他们不得不向美国申请庇护，从此过上了贫困拮据的流亡生活。
　　1999年，34岁的胡赛尼已经成为一名内科医生，站在异国他乡，沦陷的祖国传来一则看似微不足道的新闻，却勾起了他汹涌澎湃的回忆。
　　那一则新闻说，塔利班禁止放风筝、禁止美丽的发型、禁止电视剧与音乐。
　　童年经历，永远是创作者最宝贵的精神养分。回不去的喀布尔，是写作《追风筝的人》最强大的情感动力。
　　那些美好的回忆碎片，幻化成笔下明媚的阳光，色彩斑澜的风筝，奔跑的孩童，自由自在的气息。

流亡者，总是透过破碎的镜子回望他的祖国。

　　但这种美好是转瞬即逝的，也是飘忽不定的，正如风筝这一意象本身。随时断线、飘落，再也飞不起来。放风筝，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娱乐活动，而被赋予了一种厚重的蕴藉，映射着个人命运的飘零，家国的残破。
　　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说，流亡的人，总是透过一面破碎的镜子看祖国。对于《追风筝的人》来说，这句话再正确不过。

为你，千千万万遍

　　“为你，千千万万遍。”
　　这是《追风筝的人》流传最广、也最有情感力量的一句话，最先出自哈扎拉小孩哈桑之口。
　　1975年冬，他和阿米尔合力将一只美丽的蓝风筝切断，赢得了那场盛大的风筝大赛。哈桑决定为阿米尔少爷把战利品追回来。
　　哈桑是富公子阿米尔家仆人的小孩。他有一张中国娃娃式的脸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脸上再次燃起纯真的笑容，然后转身，消失在街角。这是他最后一次为阿米尔追风筝。
　　影片改编为数不多的优点，就是导演马克·福斯特的演员调教功底，两个从未演过戏的小演员，呈现了一种复杂、细腻的儿童表演，把书迷的想象，全演出来了。
　　镜头下，这个哈桑式的笑容，极具感染力，仿佛从书里走出來一样，而原著也不过寥寥几笔。
　　哈桑与阿米尔的友谊，跨越了民族的鸿沟。阿米尔是普什图人，哈桑则是哈扎拉人。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社会的掌控者，而哈扎拉人一般被定为前者的奴隶，是一个备受歧视的边缘群体。哈桑鼻子不够高挺，生就一副东亚面孔，使他三番五次遭受普什图恶霸阿瑟夫的辱骂和霸凌。
　　阿瑟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纳粹倾向，认为应该将哈桑这样的人逐出阿富汗，他们只会污染阿富汗的土地和血脉。
　　也是追到那只蓝风筝后，哈桑被阿瑟夫围堵在巷子里，他像羔羊一样被摁在地上。阿瑟夫脱了裤子，残忍地将他强奸了。哈桑没有反抗，他依然是那个逆来顺受的哈扎拉人。
　　而自私、怯懦的阿米尔，也就是叙述者— “我”，目睹了一切，并未出手制止。相反，“我”还成了迫害的同谋，为了减轻内心的罪恶感，“我”诬陷忠诚的哈桑偷了“我”的手表，间接将他们赶出了家门。
　　这场性犯罪背后，有无数人作为帮凶。政治是帮凶，宗教是帮凶，文化是帮凶。 　　强奸不仅是对身体的践踏，还是对灵魂的摧残，更是族群的隐喻。
　　也许，长大后的阿米尔终于意识到，仁爱从阿富汗的土地上消失，不是起于那些年盛行的政治暗杀，也不是苏联的入侵或者塔利班的统治。阿富汗的崩坏，是从哈桑被按在地上那一刻开始的。
　　哈桑是一个深沉的悲剧人物，他身上的苦难，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性的。个人的苦难、家国的伤痕，呈双声部复调结构。
　　哈桑之于阿富汗，是一种同构关系。

历史齿轮

　　小说《追风筝的人》在2003年出版，电影则在2007年上映。总体上，电影在改编上还算忠实，一板一眼地跟着小说走，但要在2小时内呈现360页的文字内容，完全超出了编剧、导演的执行能力。
　　导演马克·福斯特对书中那些复杂的阿富汗生活并不感兴趣，民族冲突、宗教与政治的斗争、军事入侵等，多少被简化了一些。
　　影片前期是一个简单的善与恶的儿童故事，也过多纠结“成为男人意味着什么”这种粗浅的成长困惑。
　　中段的流亡生活，显得枯燥冗长。
　　当阿米尔回阿富汗营救哈桑的儿子时，影片又落入老套的好莱坞模式，变成一个兰博式的拳脚动作片。
　　一个优点是，导演马克·福斯特抓住了原著中一些象征主义的精华。原著中，哈桑遭到侵犯时，叙述者阿米尔想到了逆来顺受的羔羊，祷告仪式上被献祭的羔羊。它们被宰杀前，留下无可奈何的神色，这成为阿米尔的噩梦，就跟此刻被强奸的哈桑一样。
　　马克·福斯特把这种象征主义变成了更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
　　强奸事件后，导演拍了一个杀羊的场景，镜头里，地上是身首异处的羊头，挂在树上的羊身还在滴血。不由得想起哈桑走出那个巷子的情形，他的双腿有血液滴落。
　　羊，宰杀，献祭，这是哈桑命运的投射。只不过，羔羊留下来的，是鲜红的血液，而在原著中，哈桑的血，将地上的白雪染成了黑色。黑色的血，是鸡奸犯无法洗清的罪恶。
　　當苏联兵退，随后解体，美国曾经资助的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并进行种种黑暗统治。身为塔利班高官的阿瑟夫开始清洗“劣等民族”，哈桑和他的妻子，被活活打死。

牛羊宰杀，风筝飞翔，山河犹在，物是人非。

　　当年，那一双无可奈何的眼神，是阿米尔无尽的噩梦，提醒着他当年的背叛、欺骗和诬陷，他需要救赎，需要面对自己的罪责，更要面对哈桑和其他同胞的苦难。
　　哈桑虽然死了，但苦难没有就此终结，我们很快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它的遗传性和延续性，或者说是宿命。
　　准确来说，那是另一个“哈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
　　索拉博同样有一双任人宰杀的眼睛，父亲死后，他进了孤儿院，后被阿瑟夫抓走。每天早上祷告时，阿瑟夫对他实施强奸。神圣的祷告，罪恶的鸡奸，一种天大的讽刺。
　　现在，为了抢回索拉博，阿米尔脸上被阿瑟夫砸出鲜血，这种身体的受难带来了灵魂的释然，变成了一种赎罪。此处的鲜血有一种呼应，阿米尔当年也用石榴在哈桑脸上砸出鲜红。
　　历史还在重演。眼下，索拉博举起弹弓，救下了阿米尔。一如他父亲当年所做的那样。
　　电影和小说都呈现了一种极致的缝合结构，相似的情节、相同的意象，被巧妙编排在两个时空，遥相呼应。
　　牛羊宰杀，风筝飞翔，山河犹在，物是人非。
　　但苦难是延续的，它从哈桑身上碾压而过，并不会停息。哈桑的儿子，也无法逃脱。正如哈桑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杀戮，无从避免。
　　《追风筝的人》的结构告诉我们，苦难背后，是历史的齿轮。
　　书和电影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疑问，索拉博可以有幸过上美好的生活，但留下来的人呢？
　　一如作者在篇尾写的：“他们（阿富汗人）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几十年过去，《追风筝的人》的故事没有走向终结，正如这部作品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国度。
　　如今，美国走了，塔利班再次回来了。帝国坟场也好，帝国棋子也罢，《追风筝的人》让我们知道，阿富汗不是我们认知中的阿富汗。
　　期待这一次，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