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对于魏晋及刘宋诗文中的功业主题,学术界多有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而此一时期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及时行乐思想,因为评价负面,研究较少。实则这一时期的士人,出于生命苦短的生命意识,既把建功立业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面,亦把及时行乐视为体现生命意义之一部分,因此其诗文中建功立业内容与及时行乐思想或同时或交替出现,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诗文的重要内容,都反映出士人对生命的重视,对只有一次而且瞬间即逝的生命的珍惜。
【机 构】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魏晋及刘宋诗文中的功业主题,学术界多有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而此一时期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及时行乐思想,因为评价负面,研究较少。实则这一时期的士人,出于生命苦短的生命意识,既把建功立业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面,亦把及时行乐视为体现生命意义之一部分,因此其诗文中建功立业内容与及时行乐思想或同时或交替出现,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诗文的重要内容,都反映出士人对生命的重视,对只有一次而且瞬间即逝的生命的珍惜。
其他文献
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曾计划借川黔力量牵制滇唐对北伐的干预;蒋介石虽知诸实力派与其之接触系投机行为,但仍对他们表示笼络。唐继尧执掌滇政之时,蒋介石视云南为敌对力量,二六政变后则逐渐调整了对滇政策。宁汉对峙时期,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多予怀柔,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亦在宁汉之间选择支持蒋介石。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主要仍实行怀柔之策,但其间亦根据形势变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三省政局走向,但并未触动三省政治之根本核心。滇川黔三省地方实力派并无角逐中央政治的欲望,对南京政府主要采取"观望"或象征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以权利为中心而建构起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样态。从商法角度看,农地三权分置旨在推动集体、农户与经营者三类主体之间构建商事准备法律关系。这种商事准备一旦完成,便进入到商事交易阶段。在商事交易中,合作社商人应该遵循农地、商事与同构等三个原则,并据此形成管道、契约和组织参与等三种参与方式,以有效实践农地三权分置。从纵向看,集体化以来,我国农村遭遇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激烈变革,合作社也随之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嬗变过程。
社与社祭是中国社会的古老传统,起源于上古并遗留至今,既存在于国家礼仪,又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国家和社区的认同标识,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最具贯通性的表征。人们通常认为社与社祭已经消亡,但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它或继续存在,或不断变身,在各个区域多元而不同步的发展过程中持续生成或得到重塑。从不同区域现存的社与社祭的观察出发,可以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对历史过程中的"折叠"与"拉伸"有所认识。
杜波瓦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建立国际常设仲裁机构的思想家。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其仲裁思想只停留在简单介绍或标签化认识的层次,对此,本文结合13世纪后期-14世纪初期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势和思想语境展开精细化研究。在这个时期,"城市国家"和"没有上级的君主"等主权性政治体逐渐崛起,严重冲击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杜波瓦建议设立一个理事会管理基督教世界公共事务,通过常设性仲裁制度解决国家间争端,确立新的战争与和平法则。本质上,杜波瓦的仲裁思想是为了抑制强权政治的负面效应。杜波瓦的构思在中世纪晚期并未得到落
晚清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批评国家和家庭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而主张去国、去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裂变为修身、去家、去国、平天下。在个人主义崛起的五四时代,一部分时人强调以个体直接面向社会来重构理想的人群组织,其特色便是儿童公育、父老公养、不要家庭。对于无家庭的人群如何凝聚成社会的问题,新青年期待以各式各样的"主义"来凝聚这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家庭革命的言说展现了部分读书人既反传统、又反西化的倾向,也意味着他们对人性罪恶面、人能力的有限性以及亲情的可替代性等根本问题有着突破古今中西的新认识。
"春"是穆旦诗歌核心意象之一,其隐喻内涵是流动的:早期的"春"充满古典韵味,青春期的"春"充满现代矛盾与冲突,晚年的"春"是蕴含着哲理和智慧的凄凉幻灭之歌。传统诗歌中"春"的隐喻具有时间经验、男女情爱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博爱等内涵,穆旦对此作了大胆突破,他笔下的"春"充满叛逆与骚动,攻击与侵略,虚无与幻灭等极具现代意味的内涵。穆旦之"春"的隐喻内涵是由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熔铸而成。穆旦借助隐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抽象与具象相结合、思辨与感性相统一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既明晰又典雅,介于
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是以佛教思想史与文化史为背景,以宗教社会学与社会生活史为方法,依社会生活史的方法选择研究主题,依宗教社会学进行阐述,其研究路径将会呈现三大特点:"生活转向":从思想观念到身体实践,即从强调思想观念的宗派史写作到重视具体的实践行动--社会生活;"主体转向":从高僧到僧众,即从重视优秀个体的行动和思想到重视具有共同意义追求和制度规范的"宗教共同体";"内在转向":从外部视野到内部视野,即从王权政治、社会心理等外部力量等来解读和剖析佛教到从"僧众"这一实践主体来呈现"佛教
战国时期,阳阴消息被视为天地大化的规律,诸子以阴阳二气来阐述天道、社会与人生,把阴阳消息之"变"及其运转机制之"常"归结为气的机理,阴阳二气包含着对立与迭运,相互构成张力而相反相成,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与自然和人文紧密关联,由此形成天人相应的战国气观念体系。战国诸子气观念的主流是与所谓天道秩序挂钩,而与宗法分封制脱钩、与人心脱钩。宗法分封观念下沟通天命神权和人心的阴阳之气,更变为系联天道秩序和功利的纽带,这是在时代剧变中对天人关系的重构,实际上诸子所论天道主要从人事中悟出来,这个天道秩序其实也是一种
近代早期华人在海外活动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货币呢?该问题在历史学界鲜有讨论,在中文史料中也鲜有记载。查阅荷兰等欧洲殖民史料可知,自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便陆续记载、调查、收藏海外华人的货币。纵使华人在海外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赚取白银带回中国,但是在其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往往是形态、质地各异的各种贱金属钱币。这些钱币基本都是由华人铸造、发行,但也在非华人圈中流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华人实现了对东南亚商品贸易、种植园、矿业、地方金融等经济领域的控制,甚至一度见证了海外华人独立政权的兴起。由此可知,颇具特点的南
"文明标准"是一个塑造国际法的经久不衰的概念。过去,文明标准经常被认为是使帝国主义规则法律化和将非欧洲国家从国际社会排除出去的法律学说。冷战后,文明标准在国际政治中强势回归。人权、自由市场和民主代议制现在经常被提及,为促使国家遵守共同规范与价值的国际压力做辩护。在对国际法中文明标准概念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之后,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文明标准一词让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还存在改进的空间,但这个概念也可能会贬低其他组织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正当性。第二,为获得一个真正普遍的国际秩序,有必要将所谓"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