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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闹非凡的上海画坛，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仿佛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精神。忆往昔，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伊始，多少丹青高手、画坛大家汇聚一堂，当时，如何传承、发展优秀的民族绘画艺术，就成了一项摆在老先生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岁月荏苒，老一辈大师相继过世，但他们的绘画艺术，却得以在下一代的身上得到延续与发展，而如今，这一批新中国成立之初培养起来的年轻画人，也已到了古稀之年，他们成了当代海派画坛的中坚力量与中流砥柱，大名响彻海上——陆一飞、唐逸览、杨正新、毛国伦、汪大文、张迪平等等。
在这群人中间，金光瑜无疑是非常低调的一位。年轻时代的他毕业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得到了潘天寿、吴茀之等一大批画坛巨匠的亲传，毕业后来到上海中国画院，更得以亲身感受海派大师的风范，在长期的笔墨实践中，他用笔新，想法新，逐渐形成自己融汇浙派、海派绘画之所长的个人风格，笔触老辣，气韵生动。他当年的同事，画坛大家张桂铭曾经感叹道：“光瑜画画，想法很多，总是让人有新奇感。”
绘画之余，金光瑜也好治印，于印石上展现他另一面的探求。多年来，他在排朱弄白之间用精用勤，收放合度，其中肖形印自具独美，尤堪把玩，除传统的题材形式而外，他又创人物肖像，如鲁迅像、王季迁像等，皆在方寸之间得像主形神，以简笔为之，想见汉砖石刻风神，令人叫绝。
正当绘画事业逐渐走向高潮之际，金光瑜却消失了，原来他与妻子汪大文一起，踏上了大洋彼岸美国的土地，双双定居纽约，在生命的不惑之年，大胆而又勇敢地开始去追寻一条中西结合、推陈出新的艺术道路。二十年旅居美国，笔耕不止，不废所学，不废传统，孜孜于中国画本行，金光瑜的道路走得辛苦却也坚定。站在国际舞台上，丰富了他的视野，开拓了他的心胸，如何守住中国画笔墨底线，又能在洁白轻盈的宣纸上，留下属于自己、属于时代的新貌，金光瑜对此思考尤多。可喜的是，几十年探索下来，他拥有不俗的成绩：先后参加过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画廊”、“台北福华画廊”、费城“费兰克明画廊”等多处联展，并担任美国GRACIE公司艺术家。从事丹青创作之余，还在CHINA INSTITUTE（华美协进社）任教中国画十余年。
金光瑜近照
葉落归根。近年来，金光瑜与汪大文夫妇回到了故乡上海，在苏州河畔的画室里，过起了含饴弄孙、调朱弄紫的生活，淡泊、充实而幸福着。尽管窗外海上画坛的纷纷扰扰、五光十色显得十分热闹，可夫妻两人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躲进小楼成一统”，画自己喜欢的画，闲暇之余，乐于与好友们欢聚一堂，赏石观花，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正如相熟相知的友人易水寒所言：“在当今这片喧嚣浮躁的中国画坛，金光瑜是一位隐于闹市，不事张扬也不善张扬，不趋时也不逐流的异类。形象一点说：他不是激流，不是险滩，不是洪流滚滚水花四溅，纵身一跃的百丈飞瀑。他是一泓波澜不惊，静静地荡漾在白云缭绕的崇山峻岭之间深碧的湖。”
丹青不知老，富贵如浮云。如今，在金秋收获的季节，这位已是“不逾矩”之年、在画坛默默耕耘的宿将，终于决定在上海松江程十发艺术馆举办他的第一次个展，出第一本画册了。
浙派启蒙，海派熏陶
《新民周刊》：通过了解金老师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您从小的生活环境，乃至以后到了浙江美院，走入上海中国画院，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一个“美”字。
金光瑜：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一无家学，二无渊源，唯想起“文革”时期一位老先生曾言：“画院的老先生头上都有一面大旗”，我想我要扯哪一面大旗呢？唯有本家冬心先生是为我一直心仪和敬仰的先哲吧，哈哈。
我小时候寄养在乡下我姨妈家里，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是在上海淞南肇嘉浜小学，其实是在一个叫“娥才庙”的小庙里，上课时还不时有善男信女前来礼佛，乡间新年“调龙灯”、“提灯笼”张灯结彩走在冬天的麦田里，觉得特别开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挂香袋，祭月亮，烧香斗，重阳糕上插小旗，都是儿时最美好的回忆。同时周围五颜六色的氛围，亦在感染我幼小的心灵。
解放后我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读书的小学是弄堂小学，叫提篮区平凉路小学，在那里我碰到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叫陈志鹄。他把我们一些喜欢东涂西抹的小朋友组织起了一个课外美术组，让我们自由地在纸上、黑板上画画，觉得十分开心。后来我进了中学，是市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美术老师王小雄先生，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上课时都是听他天南地北的“胡吹”，其实是在启发和诱导同学如何欣赏，如何理解什么是美等等。课堂上他从来不叫同学拿笔画画，只是课堂结束前布置同学回家后按他的要求完成课外作业，下一堂课时交给他批阅。
20世纪50年代初，齐白石得了斯大林和平奖，他的作品出画册，印刷得特别多，同时王小雄老师曾在课堂上当场挥写了一幅彩墨花卉，亦拿给同学看齐白石老先生为他的作品题字。这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中国画的我来说，觉得特别神奇，新鲜。从此迷上了中国画，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画家。进了高中后（仍在市东中学）我决定将来报考美术学院，而且向王小雄老师提出请他指导我。1959年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乐山大佛
在这群人中间，金光瑜无疑是非常低调的一位。年轻时代的他毕业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得到了潘天寿、吴茀之等一大批画坛巨匠的亲传，毕业后来到上海中国画院，更得以亲身感受海派大师的风范，在长期的笔墨实践中，他用笔新，想法新，逐渐形成自己融汇浙派、海派绘画之所长的个人风格，笔触老辣，气韵生动。他当年的同事，画坛大家张桂铭曾经感叹道：“光瑜画画，想法很多，总是让人有新奇感。”
绘画之余，金光瑜也好治印，于印石上展现他另一面的探求。多年来，他在排朱弄白之间用精用勤，收放合度，其中肖形印自具独美，尤堪把玩，除传统的题材形式而外，他又创人物肖像，如鲁迅像、王季迁像等，皆在方寸之间得像主形神，以简笔为之，想见汉砖石刻风神，令人叫绝。
正当绘画事业逐渐走向高潮之际，金光瑜却消失了，原来他与妻子汪大文一起，踏上了大洋彼岸美国的土地，双双定居纽约，在生命的不惑之年，大胆而又勇敢地开始去追寻一条中西结合、推陈出新的艺术道路。二十年旅居美国，笔耕不止，不废所学，不废传统，孜孜于中国画本行，金光瑜的道路走得辛苦却也坚定。站在国际舞台上，丰富了他的视野，开拓了他的心胸，如何守住中国画笔墨底线，又能在洁白轻盈的宣纸上，留下属于自己、属于时代的新貌，金光瑜对此思考尤多。可喜的是，几十年探索下来，他拥有不俗的成绩：先后参加过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画廊”、“台北福华画廊”、费城“费兰克明画廊”等多处联展，并担任美国GRACIE公司艺术家。从事丹青创作之余，还在CHINA INSTITUTE（华美协进社）任教中国画十余年。
葉落归根。近年来，金光瑜与汪大文夫妇回到了故乡上海，在苏州河畔的画室里，过起了含饴弄孙、调朱弄紫的生活，淡泊、充实而幸福着。尽管窗外海上画坛的纷纷扰扰、五光十色显得十分热闹，可夫妻两人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躲进小楼成一统”，画自己喜欢的画，闲暇之余，乐于与好友们欢聚一堂，赏石观花，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正如相熟相知的友人易水寒所言：“在当今这片喧嚣浮躁的中国画坛，金光瑜是一位隐于闹市，不事张扬也不善张扬，不趋时也不逐流的异类。形象一点说：他不是激流，不是险滩，不是洪流滚滚水花四溅，纵身一跃的百丈飞瀑。他是一泓波澜不惊，静静地荡漾在白云缭绕的崇山峻岭之间深碧的湖。”
丹青不知老，富贵如浮云。如今，在金秋收获的季节，这位已是“不逾矩”之年、在画坛默默耕耘的宿将，终于决定在上海松江程十发艺术馆举办他的第一次个展，出第一本画册了。
浙派启蒙，海派熏陶
《新民周刊》：通过了解金老师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您从小的生活环境，乃至以后到了浙江美院，走入上海中国画院，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一个“美”字。
金光瑜：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一无家学，二无渊源，唯想起“文革”时期一位老先生曾言：“画院的老先生头上都有一面大旗”，我想我要扯哪一面大旗呢？唯有本家冬心先生是为我一直心仪和敬仰的先哲吧，哈哈。
我小时候寄养在乡下我姨妈家里，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是在上海淞南肇嘉浜小学，其实是在一个叫“娥才庙”的小庙里，上课时还不时有善男信女前来礼佛，乡间新年“调龙灯”、“提灯笼”张灯结彩走在冬天的麦田里，觉得特别开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挂香袋，祭月亮，烧香斗，重阳糕上插小旗，都是儿时最美好的回忆。同时周围五颜六色的氛围，亦在感染我幼小的心灵。
解放后我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读书的小学是弄堂小学，叫提篮区平凉路小学，在那里我碰到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叫陈志鹄。他把我们一些喜欢东涂西抹的小朋友组织起了一个课外美术组，让我们自由地在纸上、黑板上画画，觉得十分开心。后来我进了中学，是市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美术老师王小雄先生，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上课时都是听他天南地北的“胡吹”，其实是在启发和诱导同学如何欣赏，如何理解什么是美等等。课堂上他从来不叫同学拿笔画画，只是课堂结束前布置同学回家后按他的要求完成课外作业，下一堂课时交给他批阅。
20世纪50年代初，齐白石得了斯大林和平奖，他的作品出画册，印刷得特别多，同时王小雄老师曾在课堂上当场挥写了一幅彩墨花卉，亦拿给同学看齐白石老先生为他的作品题字。这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中国画的我来说，觉得特别神奇，新鲜。从此迷上了中国画，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画家。进了高中后（仍在市东中学）我决定将来报考美术学院，而且向王小雄老师提出请他指导我。1959年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