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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契机。本文探讨了数字振兴乡村的一般性动力机制，并结合简耘科技和浙江省在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方面的模式经验，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 动力机制 发展模式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在全国启动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规划、试点和示范工作，并于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释放了数字振兴乡村的强烈信号。那么，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的动力和逻辑与城市有什么异同？如何将外生的数字经济与内生的乡村经济有机结合？只有回应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完善和落实数字乡村政策。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特征、战略意义、现实成效、理论逻辑、问题挑战、基本路径等问题进行了丰富的论述，并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鲜有能够结合数字经济的结构特性与乡村发展的着力方向构建数字振兴乡村的分析框架，更缺乏对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凝练。因此，本文尝试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探究我国数字振兴乡村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简耘模式”和“浙江模式”，提出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对于乡村而言，数字经济是一种“外来”产物，其对乡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数字化改造和赋能的理念与实践，冲击着乡村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促进了乡村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重塑。
从本质上看，国外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涵盖数字领域中各种软硬“新基建”的核心层，第二层是包括电子业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新产业和新业态的窄口径数字经济层，第三层是以三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主的宽口径数字化经济层。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多数学者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去定义数字经济。普遍认为，前者是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为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提供数字化技术、产品和服务；后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说，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既是数字经济赋能的结果，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大数据价值的显现和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提高，数据价值化和治理数字化被认为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振兴乡村的动力基石。从作用机制来看，乡村振兴的“二十字”要求可以凝练为在经济（产业、收入）和治理（生态、乡风、治理）两大方面要走向现代化，而数字振兴乡村的逻辑正是通过大数据采集和挖掘将真实世界完整地放入数字世界中，进而利用各种数字技术和工具去影响社会现实，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人类的潜能①，以推动两大目标的实现。由此，本文构建了以数据要素和数字产业为根本动能、以数字农业和乡村数字化治理为着力引擎的动力机制框架。
（一）基础层：数字振兴乡村的根本动能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社会经济呈螺旋式的关系结构，彼此交织影响的同时形成良性向上的发展态势，并催生大数据这一重要资源和作用载体。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新生产要素，正确认识和释放数据红利被认为是破解农业农村低水平发展困境的首要任务和重要方向。具体而言，一是数据要素能够推动农业技术变迁，改造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在农村劳动力稀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过于粗放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助推农业生产经营朝精准化、集约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有效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二是数据要素能够推动城乡要素集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在信息高度流通下，数据流将实现对经济体系的全要素数字化改造，从而驱动乡村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高效协同。在此基础上，数据要素不仅有利于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和结构调整，而且促进了乡村治理条件的优化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然而，要利用好数据要素还需解决好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三大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智能装备设施的加大使用，而且也需要数字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匹配。数字产业化指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从而推动数字产业的形成及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数字产业一方面为乡村数字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先进的数字技术支撑，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装备和技术得到高效利用，加速了乡村数据要素的采集和运转，实现数据驱动式的数字乡村发展格局。
（二）建设层：数字振兴乡村的着力引擎
在早期，数字农业又被叫做精细农业，其基本逻辑是将信息高新技术与农学等基础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等要素的实时监测，并通过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农业数字化主要聚焦于生产环节，属于产业链上游生产方式的革新。而随着农业数字化服务应用场景的拓展，数字农业不再局限于生产环节的辅助决策和智能管控，而是加速对传统农业各领域、各环节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真正实现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深度融合。一是“大数据+金融科技”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清晰地掌握农户的经营画像，推动了金融资本下乡。二是数据和信息的溢出效应提高了农户的知识技能水平，改善了传统农业信息缺乏的软环境。三是数字化平台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有助于农业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品质追溯。
除了产业层面的建设，数字经济对乡村治理层面的赋能是又一重要着力点。长期以来，受制于体制、人才和技术的缺陷，基层政府的乡村治理能力始终较为低下，导致难以形成对农务、村务、商务和政务等问题的有效治理。而数字经济的介入推动乡村治理朝信息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并通过重塑治理秩序引領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工具应用促进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乡村治理从以部门为中心的碎片化治理向以平台为中心的整体性数字治理转变。政府通过构建政务信息系统、智能监测体系和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抵御”到“主动出击”的治理模式转变，方便公众参与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重大风险的化解。二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推动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压缩时空距离，促进公共资源的下沉，而且提高了服务供给的精确性和便利性，充分满足村民在生产、就业、办事等方面的服务需求。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和理论层面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然而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案例还不多，需进一步总结现有经验并提炼出符合发展目标的数字振兴乡村道路。依据本文构建的动力机制框架，数字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利用好数字化工具，以农业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为发力点，推动乡村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聚焦产业端的简耘科技（以下简称“简耘”）和治理端的浙江省两个案例，分析其如何通过数字赋能助推乡村振兴。
（一）简耘模式：“数据+服务”驱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简耘是一家于2019年注册的专注于服务马铃薯产业的数字科技企业，其开发了一套马铃薯生长监护线上系统，通过线下土壤仪、气象站、无人机等物联网设备的自动化数据采集，以及每周一次的巡田抽样和实验室检测，获取了超过一亿条马铃薯生长数据，实现了农业生产经营由传统经验判断到数据智慧决策的转变。在这一模式中，大数据价值变现的关键是AI算法模型的开发应用和供应链服务闭环的构建。
具体来说，一方面，简耘团队深耕与马铃薯生产相关联的大数据算法领域，研发了一套营养模型、灌溉模型、病害模型和估产模型，为马铃薯种植提供千人千面的精确化、专业化和智慧化的农事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简耘通过为经销服务商和马铃薯种植户构建数字平台，以实时推送的方式让后两者精准掌控田间生长和环境的状况，并按时推送最优化的田间管理方案，推动了农资经销商和农机服务商为农户提供精准农事服务，提高了资源配置和农技服务的效力。
在现阶段，简耘这一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2020年底，简耘系统覆盖了30.6万亩土地，服务的薯农超过500个、经销服务商14个；使用系统的薯农亩生产成本由3000元降至2346元，亩产量平均能提高1000斤左右，并带来了不低于10%的综合收入提升。这主要归根于简耘通过大数据应用与社会化服务的有机结合重塑了农业生产体系，在有效防范农业生产风险的同时，也实现了在最合适的时间进行最适量要素投入的最优化选择。同时，在对生产环节全方位数字化改造的基础上，促进了马铃薯流通的信息透明化和全程可追溯，有助于马铃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市场监管能力的提升，最终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浙江模式：“基建+改革”抢占乡村治理现代化高地
浙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显示，浙江省有39个县入选数字乡村发展百强县，整体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浙江交出了一份可实践的数字治理“答卷”。浙江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经验可以概括为：一是高度重视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浙江在2003年便率先启动了“数字浙江”计划，强调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此后，浙江为推动治理现代化变革和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加强在软件层面的通信基站、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卫星遥感以及软件层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政务信息系统、大数据资源中心和终端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仅2019年，浙江省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出便达到了53.3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8倍；社会资本投入方面更是达到了190.5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倍。领跑全国的资本投入夯实了浙江新基建，也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其表现在城市的医疗、教育和文化等公共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加速下沉到乡村；在线化办事和服务压缩了时空距离，提高社会运转效率；网格化和透明化管理推动了社会的广泛参与，使乡村由单向管治变为社会共治。二是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改革道路。在政务方面，浙江通过“四张清单一张网”“基层治理四平台”“组织在线五级行政区划”“最多跑一次”等政务系统改革，推动了乡村智治的平台共建、业务协同、流程再造和主体联动，切实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在商务方面，浙江的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始终处于高速发展，2019年已基本实现电商服务站的村域全覆盖，淘宝镇数量更是久居全国第一。这要归功于浙江的乡村数字化治理试验，其不仅加大力度培养数字人才队伍，而且不断减少数字贸易的政策性壁垒，为电商企业赋能乡村经济创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软环境，最终推动了农村电商的繁荣。在农务方面，为解决农业信息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程度较低的难题，浙江着力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数据采集系统、打造智慧农业云平台、形成覆盖全省的三农大数据体系，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监测预警和安全追溯等方面的应用，全面补上了传统农业的短板。
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契机，但要真正将数字动能转化为拉动乡村发展的效能，关键还在于创新乡村发展模式，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和乡村治理的有机结合，而不能照搬城市化的数字发展道路。
通过研究简耘与浙江在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方面的发展经验，本文认为，数字振兴乡村的未来需要持续推进以社会化服务为驱动的从前端延展至后端的农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以政企联动为导向的从上层赋能于下层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的双向战略。其内涵在于：一方面，数字化工具应用的高技术投入、零边际成本和强扩散效应，决定了数字科技服务化才能更好地释放乡村数字红利。再者，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生产端，只有利用数字科技服务打通了生产环节的信息屏障，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才能得到盘活，产业链中后端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治理数字化是一个“释权”的过程，其本质在于利用数字化工具构建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并且政府在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服务方面相较于科技企业并不具备优势。因此，在乡村治理的逻辑转变和技术需求的双重约束下，政府不仅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减少数字科技企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性壁垒，而且要在基层治理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激励措施，加强政府与企业在乡村数字化治理领域的业务合作，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傅昌銮.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1（04）：21-35. [2]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0（12）：48-56.
[3]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改革，2021（04）：45-59.
[4]钟文晶，罗必良，谢琳.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改革，2021（05）：64-75.&夏显力，陈哲，张慧利，赵敏娟.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冯献，李瑾.信息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03）：174-181.
[5]Bukht R ， Heeks R .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SSRNElectronicJournal， 2017.
[6]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改革，2019（11）：40-51.
[7]肖若晨.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J].中州学刊，2019（12）：48-53.
[8]王建冬，童楠楠.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研究[J].电子政务，2020（03）：22-31.
[9]王铮，唐小飞.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逻辑推演和逻辑框架[J].预测，2020，39（04）：90-96.
[10]孙敬水.数字农业——21世纪新型农业模式[J].农村经济，2002（05）：1-3.
[11]夏杰长.以数字经济改造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N].经济日报，2020-07-15（011）.
[12]张丙宣，任哲.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02）：62-72.
[13]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打造“数字三农”浙江样板[J].政策瞭望，2021（03）：11-13.
[14]郑燕伟.数字化改革赋能乡村全面振兴[J].浙江经济，2021（03）：32-35.
[15]刘俊祥，曾森.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01）：64-71.
[16]朱海洋.浙江：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J].智慧中国，2019（04）：85-87.
Dynamic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Dig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Yuquan Li Haiqi
Abstract ： Digital economy is the gospel of the times， which provides new too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dynamic mechanism of dig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Jiany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Zhejiang Province in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dig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Dynamic mechanism； Development model
（作者單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欣文
关键词：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 动力机制 发展模式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在全国启动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规划、试点和示范工作，并于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释放了数字振兴乡村的强烈信号。那么，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的动力和逻辑与城市有什么异同？如何将外生的数字经济与内生的乡村经济有机结合？只有回应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完善和落实数字乡村政策。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特征、战略意义、现实成效、理论逻辑、问题挑战、基本路径等问题进行了丰富的论述，并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鲜有能够结合数字经济的结构特性与乡村发展的着力方向构建数字振兴乡村的分析框架，更缺乏对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凝练。因此，本文尝试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探究我国数字振兴乡村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简耘模式”和“浙江模式”，提出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一、数字振兴乡村的动力与机理
对于乡村而言，数字经济是一种“外来”产物，其对乡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数字化改造和赋能的理念与实践，冲击着乡村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促进了乡村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重塑。
从本质上看，国外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涵盖数字领域中各种软硬“新基建”的核心层，第二层是包括电子业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新产业和新业态的窄口径数字经济层，第三层是以三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主的宽口径数字化经济层。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多数学者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去定义数字经济。普遍认为，前者是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为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提供数字化技术、产品和服务；后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说，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既是数字经济赋能的结果，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大数据价值的显现和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提高，数据价值化和治理数字化被认为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振兴乡村的动力基石。从作用机制来看，乡村振兴的“二十字”要求可以凝练为在经济（产业、收入）和治理（生态、乡风、治理）两大方面要走向现代化，而数字振兴乡村的逻辑正是通过大数据采集和挖掘将真实世界完整地放入数字世界中，进而利用各种数字技术和工具去影响社会现实，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人类的潜能①，以推动两大目标的实现。由此，本文构建了以数据要素和数字产业为根本动能、以数字农业和乡村数字化治理为着力引擎的动力机制框架。
（一）基础层：数字振兴乡村的根本动能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社会经济呈螺旋式的关系结构，彼此交织影响的同时形成良性向上的发展态势，并催生大数据这一重要资源和作用载体。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新生产要素，正确认识和释放数据红利被认为是破解农业农村低水平发展困境的首要任务和重要方向。具体而言，一是数据要素能够推动农业技术变迁，改造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在农村劳动力稀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过于粗放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助推农业生产经营朝精准化、集约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有效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二是数据要素能够推动城乡要素集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在信息高度流通下，数据流将实现对经济体系的全要素数字化改造，从而驱动乡村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高效协同。在此基础上，数据要素不仅有利于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和结构调整，而且促进了乡村治理条件的优化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然而，要利用好数据要素还需解决好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三大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智能装备设施的加大使用，而且也需要数字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匹配。数字产业化指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从而推动数字产业的形成及发展。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数字产业一方面为乡村数字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先进的数字技术支撑，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装备和技术得到高效利用，加速了乡村数据要素的采集和运转，实现数据驱动式的数字乡村发展格局。
（二）建设层：数字振兴乡村的着力引擎
在早期，数字农业又被叫做精细农业，其基本逻辑是将信息高新技术与农学等基础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等要素的实时监测，并通过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农业数字化主要聚焦于生产环节，属于产业链上游生产方式的革新。而随着农业数字化服务应用场景的拓展，数字农业不再局限于生产环节的辅助决策和智能管控，而是加速对传统农业各领域、各环节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真正实现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深度融合。一是“大数据+金融科技”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清晰地掌握农户的经营画像，推动了金融资本下乡。二是数据和信息的溢出效应提高了农户的知识技能水平，改善了传统农业信息缺乏的软环境。三是数字化平台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有助于农业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品质追溯。
除了产业层面的建设，数字经济对乡村治理层面的赋能是又一重要着力点。长期以来，受制于体制、人才和技术的缺陷，基层政府的乡村治理能力始终较为低下，导致难以形成对农务、村务、商务和政务等问题的有效治理。而数字经济的介入推动乡村治理朝信息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并通过重塑治理秩序引領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工具应用促进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乡村治理从以部门为中心的碎片化治理向以平台为中心的整体性数字治理转变。政府通过构建政务信息系统、智能监测体系和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抵御”到“主动出击”的治理模式转变，方便公众参与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重大风险的化解。二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推动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压缩时空距离，促进公共资源的下沉，而且提高了服务供给的精确性和便利性，充分满足村民在生产、就业、办事等方面的服务需求。
二、數字振兴乡村的成功模式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和理论层面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然而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案例还不多，需进一步总结现有经验并提炼出符合发展目标的数字振兴乡村道路。依据本文构建的动力机制框架，数字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利用好数字化工具，以农业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为发力点，推动乡村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聚焦产业端的简耘科技（以下简称“简耘”）和治理端的浙江省两个案例，分析其如何通过数字赋能助推乡村振兴。
（一）简耘模式：“数据+服务”驱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简耘是一家于2019年注册的专注于服务马铃薯产业的数字科技企业，其开发了一套马铃薯生长监护线上系统，通过线下土壤仪、气象站、无人机等物联网设备的自动化数据采集，以及每周一次的巡田抽样和实验室检测，获取了超过一亿条马铃薯生长数据，实现了农业生产经营由传统经验判断到数据智慧决策的转变。在这一模式中，大数据价值变现的关键是AI算法模型的开发应用和供应链服务闭环的构建。
具体来说，一方面，简耘团队深耕与马铃薯生产相关联的大数据算法领域，研发了一套营养模型、灌溉模型、病害模型和估产模型，为马铃薯种植提供千人千面的精确化、专业化和智慧化的农事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简耘通过为经销服务商和马铃薯种植户构建数字平台，以实时推送的方式让后两者精准掌控田间生长和环境的状况，并按时推送最优化的田间管理方案，推动了农资经销商和农机服务商为农户提供精准农事服务，提高了资源配置和农技服务的效力。
在现阶段，简耘这一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2020年底，简耘系统覆盖了30.6万亩土地，服务的薯农超过500个、经销服务商14个；使用系统的薯农亩生产成本由3000元降至2346元，亩产量平均能提高1000斤左右，并带来了不低于10%的综合收入提升。这主要归根于简耘通过大数据应用与社会化服务的有机结合重塑了农业生产体系，在有效防范农业生产风险的同时，也实现了在最合适的时间进行最适量要素投入的最优化选择。同时，在对生产环节全方位数字化改造的基础上，促进了马铃薯流通的信息透明化和全程可追溯，有助于马铃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市场监管能力的提升，最终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浙江模式：“基建+改革”抢占乡村治理现代化高地
浙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显示，浙江省有39个县入选数字乡村发展百强县，整体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浙江交出了一份可实践的数字治理“答卷”。浙江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经验可以概括为：一是高度重视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浙江在2003年便率先启动了“数字浙江”计划，强调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此后，浙江为推动治理现代化变革和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加强在软件层面的通信基站、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卫星遥感以及软件层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政务信息系统、大数据资源中心和终端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仅2019年，浙江省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出便达到了53.3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8倍；社会资本投入方面更是达到了190.5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倍。领跑全国的资本投入夯实了浙江新基建，也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其表现在城市的医疗、教育和文化等公共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加速下沉到乡村；在线化办事和服务压缩了时空距离，提高社会运转效率；网格化和透明化管理推动了社会的广泛参与，使乡村由单向管治变为社会共治。二是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改革道路。在政务方面，浙江通过“四张清单一张网”“基层治理四平台”“组织在线五级行政区划”“最多跑一次”等政务系统改革，推动了乡村智治的平台共建、业务协同、流程再造和主体联动，切实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在商务方面，浙江的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始终处于高速发展，2019年已基本实现电商服务站的村域全覆盖，淘宝镇数量更是久居全国第一。这要归功于浙江的乡村数字化治理试验，其不仅加大力度培养数字人才队伍，而且不断减少数字贸易的政策性壁垒，为电商企业赋能乡村经济创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软环境，最终推动了农村电商的繁荣。在农务方面，为解决农业信息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程度较低的难题，浙江着力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数据采集系统、打造智慧农业云平台、形成覆盖全省的三农大数据体系，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监测预警和安全追溯等方面的应用，全面补上了传统农业的短板。
三、数字振兴乡村的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契机，但要真正将数字动能转化为拉动乡村发展的效能，关键还在于创新乡村发展模式，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和乡村治理的有机结合，而不能照搬城市化的数字发展道路。
通过研究简耘与浙江在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方面的发展经验，本文认为，数字振兴乡村的未来需要持续推进以社会化服务为驱动的从前端延展至后端的农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以政企联动为导向的从上层赋能于下层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的双向战略。其内涵在于：一方面，数字化工具应用的高技术投入、零边际成本和强扩散效应，决定了数字科技服务化才能更好地释放乡村数字红利。再者，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生产端，只有利用数字科技服务打通了生产环节的信息屏障，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才能得到盘活，产业链中后端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治理数字化是一个“释权”的过程，其本质在于利用数字化工具构建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并且政府在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服务方面相较于科技企业并不具备优势。因此，在乡村治理的逻辑转变和技术需求的双重约束下，政府不仅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减少数字科技企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性壁垒，而且要在基层治理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激励措施，加强政府与企业在乡村数字化治理领域的业务合作，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傅昌銮.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1（04）：21-35. [2]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0（12）：48-56.
[3]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改革，2021（04）：45-59.
[4]钟文晶，罗必良，谢琳.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改革，2021（05）：64-75.&夏显力，陈哲，张慧利，赵敏娟.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冯献，李瑾.信息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借鉴[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03）：174-181.
[5]Bukht R ， Heeks R .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SSRNElectronicJournal， 2017.
[6]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改革，2019（11）：40-51.
[7]肖若晨.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J].中州学刊，2019（12）：48-53.
[8]王建冬，童楠楠.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研究[J].电子政务，2020（03）：22-31.
[9]王铮，唐小飞.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逻辑推演和逻辑框架[J].预测，2020，39（04）：90-96.
[10]孙敬水.数字农业——21世纪新型农业模式[J].农村经济，2002（05）：1-3.
[11]夏杰长.以数字经济改造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N].经济日报，2020-07-15（011）.
[12]张丙宣，任哲.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02）：62-72.
[13]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打造“数字三农”浙江样板[J].政策瞭望，2021（03）：11-13.
[14]郑燕伟.数字化改革赋能乡村全面振兴[J].浙江经济，2021（03）：32-35.
[15]刘俊祥，曾森.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01）：64-71.
[16]朱海洋.浙江：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J].智慧中国，2019（04）：85-87.
Dynamic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Dig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Yuquan Li Haiqi
Abstract ： Digital economy is the gospel of the times， which provides new too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dynamic mechanism of dig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Jiany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Zhejiang Province in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dig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Dynamic mechanism； Development model
（作者單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