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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开辟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新纪元。作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不言而喻。广东新式教育主要起步于辛亥革命前十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重视新式学务，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和师范学堂，个别方面如体育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辛亥革命爆发后，广东军政府继续深化新教育制度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教育举措，在学风建设和学制规划方面效法美、法两国，并着力改革旧俗、注重实地调查，讲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配合，学务蒸蒸日上，为广东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 广东 辛亥革命 新式教育
去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广东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接受外来思想较 早而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又都是广东人，故此，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辛亥革命前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在风云变化的大环境下，现代思想的萌芽及改革求变的时代精神深深地烙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伴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因为教育是培养与维护意识形态的坚实保障而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最具决定性意义或说分水岭的事件恰恰正是1911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这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急剧转变的大情势下，广东以其所拥有特殊的政治与地理条件所致，广东的新式教育事业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制度实践，无不具有前瞻性的进步色彩，是传统教育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萌芽
庚子以后，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千疮百孔、苟延残存。 迫于现状， 清廷为挽救危机，希望通过以实行 “新政”的方式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从而苟延其腐朽的封建统治。反映在教育上清廷陆续颁布多种学堂章程和学制法规，例如1902 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以西方教育经验改良中国学制，史称“壬寅学制”的 《钦定学堂章程》 及1905年，慈禧宣布正式废除科举，八股取士，全国实行西学等，突出以西学、实利为改良的教育主旨。虽然这些所谓的“新政”措施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甚至致命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新教育”的名词，还是在有意无意中，已为全国‘读书人’所乐道。”广东新式教育的发展及成绩，更是斐然可观。
两广总督岑春煊主政两广后，大力推行新政，重视新式教育。首先，设立两广学务处，厘定各种教育制度。岑春煊以其在山西等地兴办新式学务的经验，在两广士绅大力推动下，于1903年设立两广学务处，作为两广新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张鸣岐具体负责下，制定《两广学务处章程》，确立推动新学的三个阶段，即先兴办官立蒙小学及简易实业学堂，再到中学堂及高等实业学堂及民立蒙小学堂，最后是中学堂及高等实业学堂。这个章程充分吸收了当时国内外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并有所创新。1906年，两广学务处改为两广学务公所，广东各地设立劝学所，继续推行新式教育。据清廷学部1909年统计，广东各州县共有劝学所86所。自1902年到1911年，广东先后共设立了普通中学53所，计由府或州设立的有广府、肇庆、惠州、潮州、嘉应、韶州、南雄、高州、雷州、廉州、琼州、钦州等中学堂12所；由各县设立的有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三水、高要、新兴、河源、丰顺、揭阳、惠来、大埔、澄海、五华、平远、蕉岭、始兴、茂名、电白、信宜、化县、阳江、灵山、琼山、文昌等中学堂27所；由地方团体设立的有番禺八桂、香山凤山、新会冈州、梅县务本和梅东、河源三江、平远铁民、汕头同济和迥澜等中学堂9所；以及由私人团体设立的有时敏、述善、南武、善庆、坤维、公益各中学堂6所。
清末广东新式教育发展非常迅速，学堂和学生人数均增长较快。仅两广学务处存在的三年间时间里，广东便兴办各级各类官立、民立学堂一千余所。……全省核准定案的学堂合计六百三十六所，在校学生三万六千二百余人。除此之外，还开设有“半日学堂、半夜学堂、女子学堂、学科单简之数学研究社、医学研究社、音乐研究社、国语讲习所、贫民工艺学堂、黎民学堂，及专科之军医学堂、警察学堂、陆军小学堂、速成陆军学堂、测绘学堂暨各项学会、体育会等实用性的教育学堂”，按照现代专业分设的趋势日益明显。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琼州府，除文昌外，各地均有黎人。琼州府认为应设立黎人学堂，教化黎人，“特饬各州县会同抚黎委择地建设高等或初等小学一二所，专收黎人肄业”。为近代广东乃至全国较早开设少数民族专门学校的事例。
相对其他省份而言，广东省对体育教育较为重视。广东高等学堂、南武学堂等学堂较早就已经开设体育课程。1905年、1910年、1911年，在广州先后三次举办全省运动大会，其中第一次省运动大会比旧中国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整整早了25年，参加的学校共有47所，大大推动了广东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发展
辛亥革命前，清廷所谓的“新教育”虽在客观上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可毕竟还是以维护其封建统治为目的之行政改良手段，根本说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辛亥革命成功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民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教育不应再是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应是立于人民之地位为标准，超轶政治之教育这一极具现代意识的先进现代教育理念。也是在如此民主共和的现代观念指导下“新教育”的改革才真正冲决了“忠君”、“尊孔”意识，确立了“民元教育宗旨”传播现代民主自由观念。蔡先生还注重“五育并举”而“五育并举”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遗产，“民元教育宗旨”就是以其作为思想基础的。它在思想层面上剔除了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规定，并发展为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继续推进新教育改革，以新人材、新思路，继续发展新教育，特别是以钟荣光为代表的教育家们，为适应社会新旧更替的形势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意识的改革措施，成效显著。
首先，广东军政府废除了清朝的学务公所，根据现代的行政结构设立教育部，由丘逢甲、叶夏声任正副部长。1912年1月，改教育部为教育司。5月11日，岭南学堂华人总教习、著名教育家钟荣光受广东都督胡汉民聘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司司长，将该司专门、普通、图书3科合并为学校教育科，选派留美教育学硕士唐萱任科长，保留总务科，派周桂年为科长，新增设社会教育科，委任留美法学学士梅鹏海为科长。为加强教育领导，大力整顿和规范道、府、州各种学校，并在各县设立教育行政机构督学局和教育宣传员，划分学区，委派局员、校长、教育主任，谋划学务兴革事宜，防范阻挠破坏学务行为。同时，为更好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理念及加速教育现代转型的步伐，军政府积极选派有功革命的青年赴美留学。首批学生数十名，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广东省主席林云陔等。 钟荣光实行的教育改革和措施，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首先，办学思路不拘一格。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学制系统，主要效法日本，钟荣光则倾向于美国和法国。活泼学风，“吾取美国”，划一学制，“吾终取法国”。他令各校设立校评议会，学校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通过。教育司倡导各校师生成立恳亲会，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体育会。其次，强调德育和知识技能全面发展。钟荣光则将尊孔限制在道德层面，以此训练学生提倡德育，改变学堂只教书不育人的流弊。更使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留下了一定的探索空间。第三，改革旧俗，大力发展社会教育。拆毁凝聚宗法观念的牌匾、旗杆和神像，改科举试场为公共体育场。各县市设立图书馆或图书室，派出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市，宣传新文化和科学常识，通过图片、幻灯、白话戏、通俗小报等多种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教育手段，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为新思想的扎根与发展奠定了广大的社会基础。第四，注重实地调查，改进及加强新教育体制的巩固与推行。例如通过调查学龄儿童人数，以此作为强迫教育的参考；召开广东全省教育会议，邀集各地方督学局长研究具体教育措施，以上情下达；召集广州市内各校办学人员到教育司署讨论，共商教学办法。1922年，由广东教育委员会制定，以后向全国颁布施行的《壬戌学制》，就是以美国教育模式为蓝本，这与广东已有的教育基础和新思想新观念的总思路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广东教育新思想及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发挥着先行者的角色！
民国初年共和时期，胡汉民两次担任广东都督期间，广东划拨的教育经费数额都比较多，这也可反映出当时的广东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此教育体制及主导思想下，广东新式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各种学校与办学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与此同时，由于新教育在社会上的广泛推行，学生们民主自由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总体上也逐步改观。要求革命，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步思想更加普遍。清末广东各学界团体、学生组织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言行影响，纷纷举起民主自由的爱国主义旗帜，很多同学还积极参加支持或亲自投身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还组织了革命学生军。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广东军政府组织了广州北伐军，许多学校的教职员或学生，组成了北伐队，举起“反对军阀统治，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大旗。由于各方面建设成绩明显，广东军政府得到时人“远胜于前清，更优先于各省”的称誉。广东有此成绩，新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不可否认，受制于历史局限性，辛亥前后的广东新式教育确实存在不足之处甚至弊端。如新式师资匮乏，教员兼课繁多，演变成“七成薪水七成堂”（即拿七成工资上七成课）的现象，严重影响教学的质量。因为各种原因，学生辍学严重，如广府中学前两年两班学生最后只剩18人，流失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虽然政策上鼓励社会教育但经费投入不足，承办者也往往只有学校教育而无社会教育之长远眼光最后导致虽经“主管者每竭力经营，而承办者辄付之冷淡”的局面。 较之社会教育比较发达的北京、江浙、湖北，广东的社会教育事业就显得相形见拙了。
新式教育的不足，不仅在体制上存在着盲目崇洋，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时由于缺乏对现代教育与现代新思想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生搬硬套、水土不服的状况，不能完全适合国情的因素，也有时代环境和操作落实的因素。如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实行残暴统治，军阀混战随之而起，广东教育事业随之受到重创。尽管存在以上的种种不足还有待改进甚或失败经验须要认真吸取，但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辛亥前后广东新式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环节中的重要内容，为后来广东乃至全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当代的教育制度与理念也有其深深的烙印，很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肯定！
参考文献：
[1]徐文勇.两广学务处沿革考略[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18）.
[2]黄佐.广东省中小学制度的变迁[C].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112-113、115.
[3]粤督岑奏报办理广东学务情形折[N].学部官报，1907（14）.
[4]岭南大学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M].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印行，2003（4）：27-30.
[5]周兴盵.民初广东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
[6]王晓吟.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J].广东社会科学，1986（1）.
[7]罗宗堂.广东教育界见闻》，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七辑，文化教育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36.
（作者单位：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关键词 广东 辛亥革命 新式教育
去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广东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接受外来思想较 早而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又都是广东人，故此，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辛亥革命前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在风云变化的大环境下，现代思想的萌芽及改革求变的时代精神深深地烙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伴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因为教育是培养与维护意识形态的坚实保障而中国传统教育现代化最具决定性意义或说分水岭的事件恰恰正是1911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这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急剧转变的大情势下，广东以其所拥有特殊的政治与地理条件所致，广东的新式教育事业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制度实践，无不具有前瞻性的进步色彩，是传统教育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萌芽
庚子以后，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千疮百孔、苟延残存。 迫于现状， 清廷为挽救危机，希望通过以实行 “新政”的方式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从而苟延其腐朽的封建统治。反映在教育上清廷陆续颁布多种学堂章程和学制法规，例如1902 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以西方教育经验改良中国学制，史称“壬寅学制”的 《钦定学堂章程》 及1905年，慈禧宣布正式废除科举，八股取士，全国实行西学等，突出以西学、实利为改良的教育主旨。虽然这些所谓的“新政”措施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甚至致命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新教育”的名词，还是在有意无意中，已为全国‘读书人’所乐道。”广东新式教育的发展及成绩，更是斐然可观。
两广总督岑春煊主政两广后，大力推行新政，重视新式教育。首先，设立两广学务处，厘定各种教育制度。岑春煊以其在山西等地兴办新式学务的经验，在两广士绅大力推动下，于1903年设立两广学务处，作为两广新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张鸣岐具体负责下，制定《两广学务处章程》，确立推动新学的三个阶段，即先兴办官立蒙小学及简易实业学堂，再到中学堂及高等实业学堂及民立蒙小学堂，最后是中学堂及高等实业学堂。这个章程充分吸收了当时国内外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并有所创新。1906年，两广学务处改为两广学务公所，广东各地设立劝学所，继续推行新式教育。据清廷学部1909年统计，广东各州县共有劝学所86所。自1902年到1911年，广东先后共设立了普通中学53所，计由府或州设立的有广府、肇庆、惠州、潮州、嘉应、韶州、南雄、高州、雷州、廉州、琼州、钦州等中学堂12所；由各县设立的有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三水、高要、新兴、河源、丰顺、揭阳、惠来、大埔、澄海、五华、平远、蕉岭、始兴、茂名、电白、信宜、化县、阳江、灵山、琼山、文昌等中学堂27所；由地方团体设立的有番禺八桂、香山凤山、新会冈州、梅县务本和梅东、河源三江、平远铁民、汕头同济和迥澜等中学堂9所；以及由私人团体设立的有时敏、述善、南武、善庆、坤维、公益各中学堂6所。
清末广东新式教育发展非常迅速，学堂和学生人数均增长较快。仅两广学务处存在的三年间时间里，广东便兴办各级各类官立、民立学堂一千余所。……全省核准定案的学堂合计六百三十六所，在校学生三万六千二百余人。除此之外，还开设有“半日学堂、半夜学堂、女子学堂、学科单简之数学研究社、医学研究社、音乐研究社、国语讲习所、贫民工艺学堂、黎民学堂，及专科之军医学堂、警察学堂、陆军小学堂、速成陆军学堂、测绘学堂暨各项学会、体育会等实用性的教育学堂”，按照现代专业分设的趋势日益明显。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琼州府，除文昌外，各地均有黎人。琼州府认为应设立黎人学堂，教化黎人，“特饬各州县会同抚黎委择地建设高等或初等小学一二所，专收黎人肄业”。为近代广东乃至全国较早开设少数民族专门学校的事例。
相对其他省份而言，广东省对体育教育较为重视。广东高等学堂、南武学堂等学堂较早就已经开设体育课程。1905年、1910年、1911年，在广州先后三次举办全省运动大会，其中第一次省运动大会比旧中国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整整早了25年，参加的学校共有47所，大大推动了广东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发展
辛亥革命前，清廷所谓的“新教育”虽在客观上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可毕竟还是以维护其封建统治为目的之行政改良手段，根本说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辛亥革命成功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民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教育不应再是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应是立于人民之地位为标准，超轶政治之教育这一极具现代意识的先进现代教育理念。也是在如此民主共和的现代观念指导下“新教育”的改革才真正冲决了“忠君”、“尊孔”意识，确立了“民元教育宗旨”传播现代民主自由观念。蔡先生还注重“五育并举”而“五育并举”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遗产，“民元教育宗旨”就是以其作为思想基础的。它在思想层面上剔除了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规定，并发展为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继续推进新教育改革，以新人材、新思路，继续发展新教育，特别是以钟荣光为代表的教育家们，为适应社会新旧更替的形势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意识的改革措施，成效显著。
首先，广东军政府废除了清朝的学务公所，根据现代的行政结构设立教育部，由丘逢甲、叶夏声任正副部长。1912年1月，改教育部为教育司。5月11日，岭南学堂华人总教习、著名教育家钟荣光受广东都督胡汉民聘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司司长，将该司专门、普通、图书3科合并为学校教育科，选派留美教育学硕士唐萱任科长，保留总务科，派周桂年为科长，新增设社会教育科，委任留美法学学士梅鹏海为科长。为加强教育领导，大力整顿和规范道、府、州各种学校，并在各县设立教育行政机构督学局和教育宣传员，划分学区，委派局员、校长、教育主任，谋划学务兴革事宜，防范阻挠破坏学务行为。同时，为更好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理念及加速教育现代转型的步伐，军政府积极选派有功革命的青年赴美留学。首批学生数十名，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广东省主席林云陔等。 钟荣光实行的教育改革和措施，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首先，办学思路不拘一格。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学制系统，主要效法日本，钟荣光则倾向于美国和法国。活泼学风，“吾取美国”，划一学制，“吾终取法国”。他令各校设立校评议会，学校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通过。教育司倡导各校师生成立恳亲会，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体育会。其次，强调德育和知识技能全面发展。钟荣光则将尊孔限制在道德层面，以此训练学生提倡德育，改变学堂只教书不育人的流弊。更使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留下了一定的探索空间。第三，改革旧俗，大力发展社会教育。拆毁凝聚宗法观念的牌匾、旗杆和神像，改科举试场为公共体育场。各县市设立图书馆或图书室，派出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市，宣传新文化和科学常识，通过图片、幻灯、白话戏、通俗小报等多种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教育手段，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为新思想的扎根与发展奠定了广大的社会基础。第四，注重实地调查，改进及加强新教育体制的巩固与推行。例如通过调查学龄儿童人数，以此作为强迫教育的参考；召开广东全省教育会议，邀集各地方督学局长研究具体教育措施，以上情下达；召集广州市内各校办学人员到教育司署讨论，共商教学办法。1922年，由广东教育委员会制定，以后向全国颁布施行的《壬戌学制》，就是以美国教育模式为蓝本，这与广东已有的教育基础和新思想新观念的总思路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广东教育新思想及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发挥着先行者的角色！
民国初年共和时期，胡汉民两次担任广东都督期间，广东划拨的教育经费数额都比较多，这也可反映出当时的广东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此教育体制及主导思想下，广东新式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各种学校与办学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与此同时，由于新教育在社会上的广泛推行，学生们民主自由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总体上也逐步改观。要求革命，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步思想更加普遍。清末广东各学界团体、学生组织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言行影响，纷纷举起民主自由的爱国主义旗帜，很多同学还积极参加支持或亲自投身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还组织了革命学生军。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广东军政府组织了广州北伐军，许多学校的教职员或学生，组成了北伐队，举起“反对军阀统治，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大旗。由于各方面建设成绩明显，广东军政府得到时人“远胜于前清，更优先于各省”的称誉。广东有此成绩，新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不可否认，受制于历史局限性，辛亥前后的广东新式教育确实存在不足之处甚至弊端。如新式师资匮乏，教员兼课繁多，演变成“七成薪水七成堂”（即拿七成工资上七成课）的现象，严重影响教学的质量。因为各种原因，学生辍学严重，如广府中学前两年两班学生最后只剩18人，流失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虽然政策上鼓励社会教育但经费投入不足，承办者也往往只有学校教育而无社会教育之长远眼光最后导致虽经“主管者每竭力经营，而承办者辄付之冷淡”的局面。 较之社会教育比较发达的北京、江浙、湖北，广东的社会教育事业就显得相形见拙了。
新式教育的不足，不仅在体制上存在着盲目崇洋，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时由于缺乏对现代教育与现代新思想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生搬硬套、水土不服的状况，不能完全适合国情的因素，也有时代环境和操作落实的因素。如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实行残暴统治，军阀混战随之而起，广东教育事业随之受到重创。尽管存在以上的种种不足还有待改进甚或失败经验须要认真吸取，但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辛亥前后广东新式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环节中的重要内容，为后来广东乃至全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当代的教育制度与理念也有其深深的烙印，很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肯定！
参考文献：
[1]徐文勇.两广学务处沿革考略[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18）.
[2]黄佐.广东省中小学制度的变迁[C].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112-113、115.
[3]粤督岑奏报办理广东学务情形折[N].学部官报，1907（14）.
[4]岭南大学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M].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印行，2003（4）：27-30.
[5]周兴盵.民初广东共和时期的文化教育[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5）.
[6]王晓吟.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J].广东社会科学，1986（1）.
[7]罗宗堂.广东教育界见闻》，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七辑，文化教育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36.
（作者单位：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