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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这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也许，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GDP总量最高的国家。这一“盛世”何以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中国人和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新鲜猪肉。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到了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10.5升脱脂牛奶，10升淡啤酒，奶酪、黄油和糖各226克，还有30克茶叶。同时期的中国人呢？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英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中国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二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英国使团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便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带他们去天津。总兵痛快地答应了。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家里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这些人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三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即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美国总统。
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而乾隆皇帝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于是积60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130次。30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从外到里全面清洁，实现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四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的，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艘小船翻了，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我们的船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
正如使团团长马戛尔尼所说：“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摘自《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张宏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有删改）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这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也许，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GDP总量最高的国家。这一“盛世”何以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中国人和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新鲜猪肉。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到了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10.5升脱脂牛奶，10升淡啤酒，奶酪、黄油和糖各226克，还有30克茶叶。同时期的中国人呢？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英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中国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二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英国使团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便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带他们去天津。总兵痛快地答应了。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家里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这些人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三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即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美国总统。
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而乾隆皇帝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于是积60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130次。30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从外到里全面清洁，实现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四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的，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艘小船翻了，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我们的船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
正如使团团长马戛尔尼所说：“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摘自《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张宏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