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从货物贸易到劳务输出，再到海外直接投资，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和人员越来越多，相应的风险敞口也越来越大。
　　在人员方面，仅考虑劳务输出，去年一年我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就达到41.1万人，截至2010年底，我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达543万人。在财产方面，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海外人员如此众多，财产如此巨大，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其所面临的各类暴力风险相应也日益凸显。今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乱，特别是利比亚政治动乱，让我国政府启动了规模空前的三万余人撤侨行动。这些都给我们的海外人员和资产的安全敲响了警钟。
　　目前而言，在异军突起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占有显赫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开发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正是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需求决定了应对海外资源开发政治性风险的重要意义；而在所有各类政治性风险中，包括战争风险在内的政治暴力风险又以在资源开发行业最为突出。
　　就传统战争风险而言，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战乱频发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因为代表财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引发暴力争端的根源，自然资源换取的金钱又能支持武装冲突各方向外界采购武器、给养，从而将战争持久进行下去。在伊拉克、苏丹、民主刚果、尼日利亚，以及昔日的安哥拉等国，乃至今天的利比亚，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较早而先行耗尽国内矿产资源，主要矿产输出国均属发展中国家。而所谓“荷兰病”效应将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难以升级，继续依靠初级产业。一个高度依赖外向型初级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业一旦大发展，在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中，繁荣的出口初级产业将汲取大部分资本、人才而令其制造业部门相形见绌。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又将提高本币汇率，进一步打击本国制造业在开放经济中的价格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冲突各方对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自然资源争夺将更为激烈，作为资源主要蕴藏地的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资源收益的动机也将更加强烈，外部势力操纵起矛盾冲突来也就更加方便、高效。
　　作为国际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的后来者，我国矿产企业在海外获得的资源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而偏僻地区往往是反政府武装和贩毒、走私等犯罪团伙活动的“乐园”。正规资源开发企业往往会遭到来自反政府武装和犯罪团伙的暴力威胁。
　　我们的资源需求驱使着我们的企业、员工走向海外，但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同胞暴露在巨大的暴力风险之下无所防备。除了选择适当的开发地点、远离秩序失控地区之外，我们的政府还需推动东道国政府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的企业和员工还需与当地社会搞好关系作为自己的外部防卫。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也需要发挥相应的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那样：“理性在告诉我们，经验也在向我们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得不到武装力量的支援，商业上的强大是不可能持久的”。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