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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内就约有1000万平方米的道路没有和公共道路连通，至少占整个城区道路面积的10%以上。
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老北京人，这辈子有可能会见证两次“拆墙”，一次是发生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拆城墙”，一次是即将逐步推行的“拆围墙”。而这两次“举国之拆”，都跟交通有关系。
城墙倒，院墙起
可以说，没有城墙，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城。老北京人，又称之为“四九城”。其格局跟俄罗斯套娃似的，由外至内分别是：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一个套一个，四重城墙环绕。这内城，共有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和九个门。所以清朝宫斗戏里的“九门提督”，掌管的就是这九个门的安全，真真正正的“北京特产”，全国独一份，比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长拉风多了。
北京老百姓对城墙是有感情的。1995年，《城记》一书的作者王军，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打败清军，威震敌胆。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北京传统的胡同，是一种半开放半封闭的居住方式。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墙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主拆者认为城墙阻碍交通，本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我们这时代已经用不着。
这种观点自近代以来就已发端。比如在解放战争中，《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一篇《解放后的东明城》的报道。报道称：东明城解放后，经两万多市民的突击努力，仅三天工夫，就把城墙给平毁了。市民们高呼：“再也不叫你监禁我们了！”
何祚庥批判梁思成对待古建筑的问题，亦曾说过：“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护城者”亦是倾力相搏，希望把老北京城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 “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最后主拆者占了上风。
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的城墙被陆续拆除，到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已经被基本拆光，内城城墙部分被毁。而从1965年开始，内城城墙也迎来了“寿终正寝”。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工程部门为了军事备战，开始拆除城墙修建地下铁道。
城墙是拆了，然而几千年来沉淀在集体无意识里的“围合思维”，并未移风易俗，反而以“单位大院”这种全新的形式继续蔓延。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北京城需要大量的办公区和生活区。为了解决办公问题，各机关陆续占用了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
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将北京西郊建成新的行政中心。虽然“梁陈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军队大院却留在了西郊城外。如今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司令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后来是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司令部等大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即301）等鳞次栉比、依次排开，一直延续到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
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1950年代初，学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设了著名的“八大学院”;清华、北大、人大、民族学院则位于跟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也都是一圈一大块地。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王朔所在的那个大院，就在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 属于军队大院;冯小刚家在二环边上的市委党校;而《甄嬛传》导演郑晓龙从小是听着总后大院的起床号、熄灯号长大的。
当年这些大院，其实说白了就是先在郊区跑马圈地，再弄上围墙岗哨。王军在《城记》中写过这段历史：“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记者注：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记者注：时任都委会秘书长）：‘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借苏联专家穆欣之口，对各自为政“圈大院”的现象予以批评：“现在有许多建筑还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下。”
1964 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也指出：“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协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为什么新北京会热衷于“单位大院”这种居住、生活一体化、围合封闭的形式呢？一说是受苏联影响。1950年代的北京城，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学的是苏联老大哥。苏联专家当时带来的意见是：“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核心。其实当时不仅北京，全中国都是这样，95%的人依附于各单位。单位要办公，居住要吃喝拉撒，圈地之后没有基础设施怎么办？各大院就自己建，陆陆续续建成了一个个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在总后大院长大的刘铭（化名）告诉记者：“军队大院基本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大院小院，基本都会有办公楼、家属楼、宿舍楼、门诊部、浴室、理发室、军人服务社、操场。如果院大、条件比较好，会有礼堂、游泳池。像总后大院的礼堂就挺大的。有的院还会有幼儿园，附近几个干部大院都可以把孩子送过来，班车接送。当时总后的幼儿园主要是“五一”、“六一”，现在都还在，1990年第一批进入北京市一级一类园行列。”
作家洪烛在《北京的大院》里也这么写道：“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那时候纯宿舍区一般没有院墙，而家属宿舍跟着单位走的大院，普遍会建起院墙与大街小巷隔离。院墙里面多数还有院墙，用于分隔办公区和宿舍区、宿舍区里的核心区和普通区。从此胡同里的老四合院，跟这种院墙套院墙的单位大院，共同拼成了新北京。
大院子弟凶猛？
尽管外界风云变幻，院子里却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自有一套秩序在运转。
大院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按等级提供住房、待遇等等。比如有位中下级军官的孩子回忆说：“大院里司令参谋长之类，都住在大院里面的小院中，另有一层围墙和警卫。”而他的父亲，结婚前只有个很小的宿舍，结婚后才换到略大点的房间里，所谓的“大”也就只有9平方米。大院的宿舍楼，除了一楼有些单元房，其余全是筒子楼结构，长长的一条走廊，住着四五户人家，厨房与卫生间都是公用。
院墙内外有什么区别？
王朔在他的《看上去很美》中如此写道：“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
生于1960年代初的姜云诚说，他一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小时候在城里上学，寒暑假在大院度过的刘铭，对大院和胡同的生活，拥有对比视角。“就是生活、生存条件的不一样，其他的感受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大院里买东西和外面一样，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在大院里住的是楼房，胡同是平房，有的人家住的是大杂院。军队大院都有自己的理发室、浴室、开水房。洗澡费用院里比较便宜，到1980年代还是一毛钱一张票。外面浴室是两毛六一张票。大院里还有食堂。院大的话，还不止一个食堂。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家长顾不上做饭，孩子们就自己拿饭票去食堂。大院里有警卫班，大门口有军人24小时站岗，进出都需要出入证，所以很安全，家长也都比较放心。而胡同的孩子，衣食住行全都得自己家里面安排了。大院里的氛围相对比较好，其乐融融。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一看就是谁谁的孩子，邻里关系不错。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比较顾忌收敛，再加上大院内干部文化水平、行为修养稍微高一点，矛盾不会特别大。”
大院的子弟，受整个时代政治气氛的影响，也体现出了鲜明的代际区别。姜云诚说：“军队的孩子比较霸道，大院之间、大院与地方时常发生摩擦，一个眼神不对就可能揸上一架。都是有指挥的，进退有方，揸起架来玩命，70年代的还好一点。”
身份意识，也体现在服装上。在冯小刚的《老炮》里，六爷最后亮相时穿了一身将校呢，一时间火得不要不要的。据说帝都老炮儿当年都会想方设法弄一套这样的“战袍”来彰显自己的江湖地位。除了将校呢，在姜云诚的印象中，各大院孩子的着装，也能凸显身份标志。海军的孩子穿一身蓝、白袜子、懒汉鞋的边是雪白的。空军的孩子上身是陆军下身是海军，也就是上绿下蓝。陆军的孩子则时一身绿。
这种着装特色，源自物资短缺。刘铭认为：“那时候条件没有那么好，没有校服，都是捡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衣服穿，甚至可能打上补丁。部队是定期发放军服的，旧的淘汰下来就留给孩子，所以军队的孩子穿军服的比较多。板绿茬蓝，在过去穿上是比较拔份的，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差异。”
早年大院子弟手持俄式铜头武装腰带去揸架的形象，已经在影视作品中成为一种符号。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还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但生于1960年代末的刘铭，感受到的氛围，已经没有那么“邪乎”了。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暑假里，大院给孩子们安排的各种活动。“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孩子都放羊了。院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活动，就会疯跑疯玩、捣乱干坏事。有条件的单位会有专门安排，从机关抽调一两个叔叔来当辅导员，他们也是孩子家长，每周至少组织两到三次的活动。比如集体坐大轿车去看电影。我还在军工厂仓库里看过电影呐，旁边都是一箱一箱的子弹壳。不光看电影，还会出去旅游、组织各种学习班，还有游泳、乒乓球比赛等等。1980年代初，小平同志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大院还组织了计算机班，把工作单位的计算机拿出来，让我们学习Basic语言。而在城区里住的家长，单位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条件，就只能由家长自己安排了，多数暑假就是疯玩了。其实疯玩也不错，捉蛐蛐、挖陷阱、打弹弓仗，我都干过，还很喜欢干。总之无论是在大院里，还是在胡同里，我都比较满意。基本上我喜欢干的事情，两边都能干。虽然生活条件不同，但各有各的意思。”
和军队大院的小孩相比，中科院的孩子就要文得多。萨苏曾经告诉记者：“一进大院，每家每户门口都是一个小板凳，小孩子在做作业。人人都在念书，想学坏都不容易。”他们的权力观念比较淡漠，这跟家长有关。科学院很散，家长排着队取牛奶，很少有人聊天的，全是一人一本书。而新华社的子弟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特别会读书，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辅导小孩，相互打听自己孩子的情况，想方设法和老师搞好关系。 北京各种各样的大院加在一起，后来有人统计过，大约高达2.5万个。从前这些大院的生活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小说、影视作品，揭开了大院神秘的生活。又由于这些作品集中于演绎军队大院，以至于在全国老百姓心目中，大院几乎就等同于军队大院了。但在实际上，北京的大院，只不过是全国“单位大院”的集中缩影。
在刘铭看来：“大院是有一定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单元和群体，像一个小社会，几乎不需要跟外边做过多的交流也能独自生存。这是咱们国家当时特有的体制，形成的这么一种现象。每个城市都有单位大院，可能只是在规模上会有差异。可能也形成了文化。比如贾樟柯前几年拍了一部电影《二十四城记》，围绕三线的一个军工厂，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大院文化。”
拆墙透绿
如今北京的大院，高墙耸立，门口有笔挺威仪的警卫站岗，安静而神秘，这一幕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住房商品化之后，新兴的居民小区，似乎也延续了这种文化，高物业费的小区无不强化高墙、电网、红外、严密的守卫巡逻与门口保安的盘查。
但大院的弊端，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早在多年以前，单位大院跟交通的矛盾，就已经被城市规划专家所关注。
如今北京被称为“首堵”。原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段里仁，2008年的时候就曾对媒体表示，北京的城市环路水平堪称世界第一。当时国外一些大都市，像巴黎、伦敦都只有一条环路，而北京有6条。再加上7条放射性高速公路以及15条快速联络道，构成了北京主干道路网。且动辄十几个车道、百米宽，在其他城市是很少见的。但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精力花在了系统的主干系统上，而对于庞大而覆盖面广的，直接和居民出行密切相关的“毛细血管系统”，却不够重视。殊不知正是交通的微循环系统发生的堵塞，才是当下系统堵塞的源头。
北京的微循环系统，为什么会发生堵塞？研究交通规划的人士发现，大量的道路，被封闭在大院和像“天通苑”这样的超大型社区的围墙内。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内就约有1000万平方米的道路没有和公共道路连通，至少占整个城区道路面积的10%以上。比如长期以来，从中关村南大街到动物园北门，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多，人们却只能围着气象局大院绕行一大圈。清华东路跟清华西路被清华大学的围墙割断，车辆只能绕行至荷清路交叉口，不巧京包铁路和地铁13号线也在此相交，该交叉口便有了“魔鬼道口”之称。有为记者所知的创业者，不惜将公司从附近的清华科技园搬迁他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长期上下班被“魔鬼”折磨。
让大院为交通让路，之前已有先例。
1950年代末，为打通万寿路南口向西的道路，总后大院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就是现在的总后大院和后勤学院大院。
刘铭回忆说：“1990年亚运会召开之前，往北的中轴路，也就是所谓的龙脉，从钟楼北往北走，过去到了总政大院就不通了，要绕过去才能继续往北。为了这条路，总政大院就给一劈两半了，从此分为东、西两院，让出了60多米宽的一条路。现在走那条路，会发现路两边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总政大门。”
但大院，尤其是军队、部委大院，并不是都那么好为交通让路的。即使总政大院一分为二，当年也是经过了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拍板，才得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初，北大拆除南墙，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但十多年之后，北大把曾经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垒起来。
刘铭认为：“办公区和家属区在一起的大院，有自己的保密性，要一定的环境，办公区的安全级别还要高很多的。很多军队大院，比如我去过的总后大院、总政大院、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八一厂等，都凭证进入，没证就得登记，还得打电话叫人接。而院里的办公区，警戒级别更高。”
一位军队的老领导，1984年转业到地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当地区政府还没有围墙，部委办都是在一栋楼里办公。但后来随着机构人员激增，每家单位也都有了自己的车要停，纷纷搬出区政府大楼自建大院，区政府的围墙也在1987年树了起来。
在北京有一个政策，恰好可以让我们得以观察单位大院拆围墙的难度。早在2009年11月26日，民政部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意见》，鼓励社区内或周边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内部食堂、浴室、文体和科教设施。意见出炉半年后，有心人探访了多家大院。发现不少单位的内部资源依然封闭如故，特别是部委大院，更是门难进，脸难看。在复兴路一家部委大院的传达室里，两位大姐曾一句一顿地说：“我们是什么单位，是部委，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进就进的，我们里面体育设施倒是有，那都是给我们职工用的，外人还想用？”并表示：“我们也是部委，（民政部）管得着吗？”
虽然大院之门，不易打开，但变化也在发生。
2000年初，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上任不久，下令完全开放市委大院，市民可以自由出入。
2003年9月，外交部开展了“公众开放日”活动，37位普通公民应邀走进了外交部“神秘”的大门进行参观。
2014年，长沙市公布了《长沙市拆墙透绿增绿工作实施方案》，各区治机关大院纷纷启动拆墙透绿增绿项目，开放停车场、健身场、卫生间等措施。比如芙蓉区人民政府便拆除了自家围墙。
此前北京的规划部门也对大院拆墙透绿进行过探索。有媒体报道，如果是大院里的项目要改扩建申请调整规划，规划部门就会要求其将大院里的一些支路，随着项目建设腾退干净，地上没有建筑物，将来如果拆了院墙，这些支路就有通行的可能性。
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的城墙被陆续拆除，到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已经被基本拆光，内城城墙部分被毁。
尽管外界风云变换，院子里却总是一幅波澜不惊的样子，自有一套秩序在运转。
从前这些大院的生活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小说、影视作品，揭开了大院神秘的生活。
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老北京人，这辈子有可能会见证两次“拆墙”，一次是发生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拆城墙”，一次是即将逐步推行的“拆围墙”。而这两次“举国之拆”，都跟交通有关系。
城墙倒，院墙起
可以说，没有城墙，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城。老北京人，又称之为“四九城”。其格局跟俄罗斯套娃似的，由外至内分别是：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一个套一个，四重城墙环绕。这内城，共有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和九个门。所以清朝宫斗戏里的“九门提督”，掌管的就是这九个门的安全，真真正正的“北京特产”，全国独一份，比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长拉风多了。
北京老百姓对城墙是有感情的。1995年，《城记》一书的作者王军，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打败清军，威震敌胆。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墙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主拆者认为城墙阻碍交通，本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我们这时代已经用不着。
这种观点自近代以来就已发端。比如在解放战争中，《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一篇《解放后的东明城》的报道。报道称：东明城解放后，经两万多市民的突击努力，仅三天工夫，就把城墙给平毁了。市民们高呼：“再也不叫你监禁我们了！”
何祚庥批判梁思成对待古建筑的问题，亦曾说过：“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护城者”亦是倾力相搏，希望把老北京城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 “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最后主拆者占了上风。
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的城墙被陆续拆除，到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已经被基本拆光，内城城墙部分被毁。而从1965年开始，内城城墙也迎来了“寿终正寝”。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工程部门为了军事备战，开始拆除城墙修建地下铁道。
城墙是拆了，然而几千年来沉淀在集体无意识里的“围合思维”，并未移风易俗，反而以“单位大院”这种全新的形式继续蔓延。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北京城需要大量的办公区和生活区。为了解决办公问题，各机关陆续占用了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
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将北京西郊建成新的行政中心。虽然“梁陈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军队大院却留在了西郊城外。如今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司令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后来是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司令部等大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即301）等鳞次栉比、依次排开，一直延续到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
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1950年代初，学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设了著名的“八大学院”;清华、北大、人大、民族学院则位于跟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也都是一圈一大块地。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王朔所在的那个大院，就在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 属于军队大院;冯小刚家在二环边上的市委党校;而《甄嬛传》导演郑晓龙从小是听着总后大院的起床号、熄灯号长大的。
当年这些大院，其实说白了就是先在郊区跑马圈地，再弄上围墙岗哨。王军在《城记》中写过这段历史：“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记者注：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记者注：时任都委会秘书长）：‘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借苏联专家穆欣之口，对各自为政“圈大院”的现象予以批评：“现在有许多建筑还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下。”
1964 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也指出：“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协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为什么新北京会热衷于“单位大院”这种居住、生活一体化、围合封闭的形式呢？一说是受苏联影响。1950年代的北京城，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学的是苏联老大哥。苏联专家当时带来的意见是：“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核心。其实当时不仅北京，全中国都是这样，95%的人依附于各单位。单位要办公，居住要吃喝拉撒，圈地之后没有基础设施怎么办？各大院就自己建，陆陆续续建成了一个个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在总后大院长大的刘铭（化名）告诉记者：“军队大院基本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大院小院，基本都会有办公楼、家属楼、宿舍楼、门诊部、浴室、理发室、军人服务社、操场。如果院大、条件比较好，会有礼堂、游泳池。像总后大院的礼堂就挺大的。有的院还会有幼儿园，附近几个干部大院都可以把孩子送过来，班车接送。当时总后的幼儿园主要是“五一”、“六一”，现在都还在，1990年第一批进入北京市一级一类园行列。”
作家洪烛在《北京的大院》里也这么写道：“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那时候纯宿舍区一般没有院墙，而家属宿舍跟着单位走的大院，普遍会建起院墙与大街小巷隔离。院墙里面多数还有院墙，用于分隔办公区和宿舍区、宿舍区里的核心区和普通区。从此胡同里的老四合院，跟这种院墙套院墙的单位大院，共同拼成了新北京。
大院子弟凶猛？
尽管外界风云变幻，院子里却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自有一套秩序在运转。
大院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按等级提供住房、待遇等等。比如有位中下级军官的孩子回忆说：“大院里司令参谋长之类，都住在大院里面的小院中，另有一层围墙和警卫。”而他的父亲，结婚前只有个很小的宿舍，结婚后才换到略大点的房间里，所谓的“大”也就只有9平方米。大院的宿舍楼，除了一楼有些单元房，其余全是筒子楼结构，长长的一条走廊，住着四五户人家，厨房与卫生间都是公用。
院墙内外有什么区别？
王朔在他的《看上去很美》中如此写道：“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
生于1960年代初的姜云诚说，他一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小时候在城里上学，寒暑假在大院度过的刘铭，对大院和胡同的生活，拥有对比视角。“就是生活、生存条件的不一样，其他的感受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大院里买东西和外面一样，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在大院里住的是楼房，胡同是平房，有的人家住的是大杂院。军队大院都有自己的理发室、浴室、开水房。洗澡费用院里比较便宜，到1980年代还是一毛钱一张票。外面浴室是两毛六一张票。大院里还有食堂。院大的话，还不止一个食堂。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家长顾不上做饭，孩子们就自己拿饭票去食堂。大院里有警卫班，大门口有军人24小时站岗，进出都需要出入证，所以很安全，家长也都比较放心。而胡同的孩子，衣食住行全都得自己家里面安排了。大院里的氛围相对比较好，其乐融融。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一看就是谁谁的孩子，邻里关系不错。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比较顾忌收敛，再加上大院内干部文化水平、行为修养稍微高一点，矛盾不会特别大。”
大院的子弟，受整个时代政治气氛的影响，也体现出了鲜明的代际区别。姜云诚说：“军队的孩子比较霸道，大院之间、大院与地方时常发生摩擦，一个眼神不对就可能揸上一架。都是有指挥的，进退有方，揸起架来玩命，70年代的还好一点。”
身份意识，也体现在服装上。在冯小刚的《老炮》里，六爷最后亮相时穿了一身将校呢，一时间火得不要不要的。据说帝都老炮儿当年都会想方设法弄一套这样的“战袍”来彰显自己的江湖地位。除了将校呢，在姜云诚的印象中，各大院孩子的着装，也能凸显身份标志。海军的孩子穿一身蓝、白袜子、懒汉鞋的边是雪白的。空军的孩子上身是陆军下身是海军，也就是上绿下蓝。陆军的孩子则时一身绿。
这种着装特色，源自物资短缺。刘铭认为：“那时候条件没有那么好，没有校服，都是捡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衣服穿，甚至可能打上补丁。部队是定期发放军服的，旧的淘汰下来就留给孩子，所以军队的孩子穿军服的比较多。板绿茬蓝，在过去穿上是比较拔份的，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差异。”
早年大院子弟手持俄式铜头武装腰带去揸架的形象，已经在影视作品中成为一种符号。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还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但生于1960年代末的刘铭，感受到的氛围，已经没有那么“邪乎”了。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暑假里，大院给孩子们安排的各种活动。“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孩子都放羊了。院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活动，就会疯跑疯玩、捣乱干坏事。有条件的单位会有专门安排，从机关抽调一两个叔叔来当辅导员，他们也是孩子家长，每周至少组织两到三次的活动。比如集体坐大轿车去看电影。我还在军工厂仓库里看过电影呐，旁边都是一箱一箱的子弹壳。不光看电影，还会出去旅游、组织各种学习班，还有游泳、乒乓球比赛等等。1980年代初，小平同志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大院还组织了计算机班，把工作单位的计算机拿出来，让我们学习Basic语言。而在城区里住的家长，单位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条件，就只能由家长自己安排了，多数暑假就是疯玩了。其实疯玩也不错，捉蛐蛐、挖陷阱、打弹弓仗，我都干过，还很喜欢干。总之无论是在大院里，还是在胡同里，我都比较满意。基本上我喜欢干的事情，两边都能干。虽然生活条件不同，但各有各的意思。”
和军队大院的小孩相比，中科院的孩子就要文得多。萨苏曾经告诉记者：“一进大院，每家每户门口都是一个小板凳，小孩子在做作业。人人都在念书，想学坏都不容易。”他们的权力观念比较淡漠，这跟家长有关。科学院很散，家长排着队取牛奶，很少有人聊天的，全是一人一本书。而新华社的子弟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特别会读书，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辅导小孩，相互打听自己孩子的情况，想方设法和老师搞好关系。 北京各种各样的大院加在一起，后来有人统计过，大约高达2.5万个。从前这些大院的生活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小说、影视作品，揭开了大院神秘的生活。又由于这些作品集中于演绎军队大院，以至于在全国老百姓心目中，大院几乎就等同于军队大院了。但在实际上，北京的大院，只不过是全国“单位大院”的集中缩影。
在刘铭看来：“大院是有一定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单元和群体，像一个小社会，几乎不需要跟外边做过多的交流也能独自生存。这是咱们国家当时特有的体制，形成的这么一种现象。每个城市都有单位大院，可能只是在规模上会有差异。可能也形成了文化。比如贾樟柯前几年拍了一部电影《二十四城记》，围绕三线的一个军工厂，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大院文化。”
拆墙透绿
如今北京的大院，高墙耸立，门口有笔挺威仪的警卫站岗，安静而神秘，这一幕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住房商品化之后，新兴的居民小区，似乎也延续了这种文化，高物业费的小区无不强化高墙、电网、红外、严密的守卫巡逻与门口保安的盘查。
但大院的弊端，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早在多年以前，单位大院跟交通的矛盾，就已经被城市规划专家所关注。
如今北京被称为“首堵”。原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段里仁，2008年的时候就曾对媒体表示，北京的城市环路水平堪称世界第一。当时国外一些大都市，像巴黎、伦敦都只有一条环路，而北京有6条。再加上7条放射性高速公路以及15条快速联络道，构成了北京主干道路网。且动辄十几个车道、百米宽，在其他城市是很少见的。但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精力花在了系统的主干系统上，而对于庞大而覆盖面广的，直接和居民出行密切相关的“毛细血管系统”，却不够重视。殊不知正是交通的微循环系统发生的堵塞，才是当下系统堵塞的源头。
北京的微循环系统，为什么会发生堵塞？研究交通规划的人士发现，大量的道路，被封闭在大院和像“天通苑”这样的超大型社区的围墙内。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内就约有1000万平方米的道路没有和公共道路连通，至少占整个城区道路面积的10%以上。比如长期以来，从中关村南大街到动物园北门，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多，人们却只能围着气象局大院绕行一大圈。清华东路跟清华西路被清华大学的围墙割断，车辆只能绕行至荷清路交叉口，不巧京包铁路和地铁13号线也在此相交，该交叉口便有了“魔鬼道口”之称。有为记者所知的创业者，不惜将公司从附近的清华科技园搬迁他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长期上下班被“魔鬼”折磨。
让大院为交通让路，之前已有先例。
1950年代末，为打通万寿路南口向西的道路，总后大院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就是现在的总后大院和后勤学院大院。
刘铭回忆说：“1990年亚运会召开之前，往北的中轴路，也就是所谓的龙脉，从钟楼北往北走，过去到了总政大院就不通了，要绕过去才能继续往北。为了这条路，总政大院就给一劈两半了，从此分为东、西两院，让出了60多米宽的一条路。现在走那条路，会发现路两边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总政大门。”
但大院，尤其是军队、部委大院，并不是都那么好为交通让路的。即使总政大院一分为二，当年也是经过了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拍板，才得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初，北大拆除南墙，曾经引起一时轰动。但十多年之后，北大把曾经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垒起来。
刘铭认为：“办公区和家属区在一起的大院，有自己的保密性，要一定的环境，办公区的安全级别还要高很多的。很多军队大院，比如我去过的总后大院、总政大院、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八一厂等，都凭证进入，没证就得登记，还得打电话叫人接。而院里的办公区，警戒级别更高。”
一位军队的老领导，1984年转业到地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当地区政府还没有围墙，部委办都是在一栋楼里办公。但后来随着机构人员激增，每家单位也都有了自己的车要停，纷纷搬出区政府大楼自建大院，区政府的围墙也在1987年树了起来。
在北京有一个政策，恰好可以让我们得以观察单位大院拆围墙的难度。早在2009年11月26日，民政部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意见》，鼓励社区内或周边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内部食堂、浴室、文体和科教设施。意见出炉半年后，有心人探访了多家大院。发现不少单位的内部资源依然封闭如故，特别是部委大院，更是门难进，脸难看。在复兴路一家部委大院的传达室里，两位大姐曾一句一顿地说：“我们是什么单位，是部委，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进就进的，我们里面体育设施倒是有，那都是给我们职工用的，外人还想用？”并表示：“我们也是部委，（民政部）管得着吗？”
虽然大院之门，不易打开，但变化也在发生。
2000年初，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上任不久，下令完全开放市委大院，市民可以自由出入。
2003年9月，外交部开展了“公众开放日”活动，37位普通公民应邀走进了外交部“神秘”的大门进行参观。
2014年，长沙市公布了《长沙市拆墙透绿增绿工作实施方案》，各区治机关大院纷纷启动拆墙透绿增绿项目，开放停车场、健身场、卫生间等措施。比如芙蓉区人民政府便拆除了自家围墙。
此前北京的规划部门也对大院拆墙透绿进行过探索。有媒体报道，如果是大院里的项目要改扩建申请调整规划，规划部门就会要求其将大院里的一些支路，随着项目建设腾退干净，地上没有建筑物，将来如果拆了院墙，这些支路就有通行的可能性。
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的城墙被陆续拆除，到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已经被基本拆光，内城城墙部分被毁。
尽管外界风云变换，院子里却总是一幅波澜不惊的样子，自有一套秩序在运转。
从前这些大院的生活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小说、影视作品，揭开了大院神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