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漫漶。“文革”距今不过五十年，不少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尽管很简单，现在却开始模糊了。比如有一种说法，“文革”横扫一切来自西方的、带有资产阶级生活烙印的东西，香水、钢琴、口红、咖啡、首饰、高跟鞋都不能幸免，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太确切的，带有很浓的想当然色彩，往往逻辑成分大于事实。
　　“文革”高潮时，咖啡被定为“四旧”，这没错，在多年的叙事语境中，它无疑是十十足足的“资产阶级腐朽情调”的东西，与口红、项链、香槟、高跟鞋一起，在各种宣传场景中充当“腐朽生活方式”的道具，但偏偏这个“四旧”在上海打而不倒。无论“造反派”还是“黑六类”，无论“红卫兵”还是资本家，在对咖啡的认同上却有着惊人的默契，这一点非常吊诡。
　　曾有一篇文章说“文革”后第一家恢复营业的咖啡店是衡山咖啡厅。我觉得好笑。因为行文者一看就是“文革”期间没在上海生活过，想当然地认为咖啡店那个时候都打烊了，都被“横扫”了。
　　事实上，“文革”期间，咖啡仍淡定。首先，“策划于暗室”或抄大字报的人要熬通宵？写检查、写交代、写揭发材料要熬通宵？越疯狂越熬夜，越需要一杯一杯的咖啡提神，这是“革命”需要，也是生理需要，豪言壮语再生猛，也强不过腺体的分泌吧。当然，对咖啡当年也崇尚大众化，而要说价廉物美，首推中央商场附近的“沙市小壶咖啡”，那地方通宵营业，沙市街里，多家饮食店都有供应，1毛钱一杯；沙市东面的德大西菜社虽然改了名，但咖啡和蛋糕仍然没断档，旁边的“东海”，上海跳水池附近的“凯司令”（彼时改为“凯歌”），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的“喜来临”，一直到南京西路黄陂北路拐角的“海燕”，乃至更西向的“上咖”（南京西路铜仁路口）都常年不断地供应着咖啡。往南，淮海中路陕西路交界的“天鹅阁”，淮海中路嵩山路附近的“淮海西菜社”（前身是一家糕团店，“文革”后期辟为西菜社）也都常年供应咖啡，然而最最有名的还要数八仙桥春光布店旁边的“金中饮食店”（金陵中路柳林路相交处），那时的咖啡店都不敢冠以“咖啡”两字，几乎都叫“饮食店”，这家“金中饮食店”以它香浓醇厚的“小壶咖啡”饮誉“上只角”，并且像“咸亨酒店”一样，“长衫”“短靠”者都可以来喝，“老克勒”尤其多——要特地说明一下，“文革”期间，但凡西菜社和咖啡店（不管它们叫成什么名字）一类的地方，越是屁股不干净的人，越是不敢去，我们的“资本家”邻居，日常举炊连“罗宋汤”“炸猪排”都不敢做，买一瓶“辣酱油”都鬼鬼祟祟，生怕被指“复辟”，胆小的甚至连牛奶面包也偷偷地吃，怕被指“怀念失去的天堂”，故而，去“金中饮食店”解馋的“老克勒”们无不穿着老旧的“工作衣”，左胸无不醒目地标着“安全生产”四个字，以示自己也是“工人阶级”。
　　似乎是“顶风作案”，这一切的源头——上海咖啡厂，不知何故一直顽强地开着，一直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小包装的“方块咖啡”（早期叫鹅牌咖啡），烟纸店、食品店、南货店，车站码头公园，几乎到处有卖，7分一包，剥开外面是白糖，里面才是咖啡芯，省钱的买可可粉，6分一包，外面也包白糖。
　　“淮国旧”那个时期曾堆满几十元一件的红木家具，以及乱柴一样乱垛的钢琴、提琴和铜管乐器，我们在弄堂里打弹子，弹子总是落到阴沟里，我们也就经常从阴沟里捞出钻戒、嵌宝戒和金戒子，这就是历史、就是“粪土当年金戒子”，只有咖啡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