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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民国时期新桂系政权在广西主政期间的治理方略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各方面进行的“现代化”主张与实践，其中，涉及文化的实践包含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待特种部族的教育问题，不仅反映了新桂系对待省内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治理思路，也体现了当时作为边疆省份的广西政府在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两个层面上的权衡与策略。
关键词 新桂系 现代化 民族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3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者口述史研究” （项目编号：13CSH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露，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42-03
清末民初，广西“桂人治桂”的地方情绪和社会思潮不断兴起。从抗法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北伐到抗日，再到国共内战，旧、新桂系作为治理广西地方的实力派，始终在受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观念的影响，在如何治理广西、以及处理与中央的关系上，他们曾提出过“桂人治桂”和“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
其中，新桂系的主要将领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林临桂县人为主（讲桂柳话），另一派则来自于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县——容县，新桂系的第三、第四号人物黄绍竑、黄旭初，以及许多高级将领夏威、伍廷飏等人均是容县人（讲白话）。与旧桂系的将领不少有“布壮”的身份背景不同，无论是桂西北的临桂县还是桂东南的容县，这两个地方在广西主要还是汉人聚居区。此外，这两派人当中，如白崇禧、黄绍竑和夏威曾是桂林陆军小学的同学，三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但由于来自广西不同的地域和具有文化背景，这两派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成为新桂系内部的制衡力量。
一、“中华民族观”和“特种部族”论
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人士开展了一场构建国族的运动，“中华民族”是一体以及“振兴中华”，成为当时政治界和知识界号召大众觉醒、凝聚人心的动员口号。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民族国家”政治理念，也历经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再到将“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的过程。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时期，继续推行“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并明确提出只有“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应被称作“民族”，“汉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等应改称为中华民族下属的“宗族”或“宗支” 。
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及后来的黄旭初）组成的“新桂系”政权是以军事实力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作为国民党的一个派系曾治理广西达二十四年之久，广西省政府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独立性。新桂系领导人在实践孙中山“三民主义”过程中，逐渐提出制定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从白崇禧《三民主义在中国的检讨》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新桂系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总理的民族主义的含义：对内承认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平等地位，在平等的原则之下联合起来，融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对外要团结民族力量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以求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并且要援助世界上弱小民族，求世界诸民族一律平等，以促大同世界之实现，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含义” 。
对于广西省内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判断，新桂系当局则借鉴了刘锡蕃（刘介，《岭表纪蛮》作者）等广西民族学者的研究，来作为他们制定“特种民族”治理政策的指针。对于中华民族和起源和各民族的来源，当时的桂系将领白崇禧的主要观点是：伏羲及神农两族部落先后被黄帝部落打败以后，有些投降而逐渐被同化，有些逃向了东南或西南地区。其中苗、傜两族是伏羲的后裔，而泰掸、摆夷、僮等族是神农的后裔。后来，由黄帝部落发展而来的汉族不断迁徙和发展，而神农和伏羲的后裔也逐渐定居在我国西南各省及东南亚各国，成为今天的少数民族。此外，广西在民国期间曾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瑶乱”，让新桂系当局非常头疼，而僮人相对而言，接受汉文化更早，也更为温顺听话。在白崇禧等人眼中，历史上的僮和苗瑶都属于“蛮族”，都有让统治者头疼的反抗精神，但僮人由于较早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对与居住在深山里的苗瑶，他们身上的“蛮性”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已变得“重感情，讲道义，有团结力量，个性很勇敢”。所以，在广西省政府为数不多的几次人口统计中，很少将汉、僮两族分开统计。而1932年春，在发生了桂林五县的瑶民暴动后，新桂系当局也意识到对苗瑶“开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身份认同上，新桂系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了白崇禧以外，大部分都是汉人身份，即使白崇禧自己，也自认为是“信仰回教的汉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临桂县、容县等地，虽然在语言和地域上有差别，但在身份认同上都是汉人。他们在意识里深受中国传统“教化”思想的影响，以文化（或接受汉文化程度）来区别民族身份。同时，作为统治者，他们又会受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会综合“汉化”和“现代化”两种思路来治理广西汉化程度最浅的苗瑶。同时，在他们眼里，无论广西各地方的人们汉化程度如何，各地仍保留了特有的方言，这些方言不仅能体现广西的地方认同，也可以反映内部复杂的关系。黄绍竑认为，在广西，语言是区分各地方人群的重要依据，以语言的不同来区别广西人民来源的差异，并没有带着什么种族的观念，只是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可以说明广西人民在历史上地理上变动与分布、生活习惯上差别等等。
在广西，广东地区通行的粤语被称为“白话”，明清时期，由于两江水陆交通便利，广东商人从水陆移民至广西的南宁等地，成为当地操白话的群体。而广西本地除了有讲平话、土话、西南官话和粤语的各种人群以外外，还有从江西、福建、广东辗转而至广西东部的贺州、昭平、平南、桂平等地客家人，客家话也称挨话。历史上，平话人、客家人、广东人、湖南湖北人等汉人移民从不同地域、不同朝代逐渐进入广西，分布在地势较为平缓、水路方便及城镇等地。一般而言，桂西北是西南官话区域，南宁市城郊周围多平话人，桂东南的城镇以白话和客家话为主。在与土人交错杂居的地方，这些外来的汉人移民也被称为“布客”（来人）之意。在广西一些地方，土人与来人为了争夺当地的土地、水源资源，曾发生過械斗。但也有不少杂居地方，双方互相学习了对方的语言、风俗习惯，所以，不易辨别也情有可原。 二、特种部族教育
早在1933年出版的《广西年鉴》中曾记载，“原种：即苗瑶僮，诸原始民族之总称，至其来自何时，所据多少面积尚待详查”（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155）。可见，民国时期的新桂系当局对这些蛰居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还不甚了解，所以，除了在广西的土司地区推行尚未全部完成的改土归流外，广西省政府还组织开展了对偏远地区的苗、瑶人的社会调查，当时还邀请了费孝通、唐兆民等学者到广西金秀大瑶山等地进行考察，后来问世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瑶山散记》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随着省政府调查范围的扩大，新桂系当局发现广西还有人数众多的僮族以及侗、山子、仡佬、仫佬等少数民族，于是就命令地方参照有关苗瑶的法令执行。这样，由‘特种教育’而派生出来的‘特种部族’一词逐渐成为新桂系官方经常使用的名词” 。
新桂系的治桂方略主要包括“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和《广西建设纲领》。其中，在《广西建设纲领》中，具体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项建设，其中“文化建设”一栏有：一、提高民族意识，消迩阶级斗争，为一切教育、思想、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之最高原则，以发扬前进之民族文化。二、实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教育，国民基础教育，强迫普及；中等教育，注重职业；高等教育，注重建设专门人才之养成；中等以上学校并实施军事训练。这些政策的目的很清楚，即希望通过各层次的教育以及军事化的训练，塑造和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这也说明，在那个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下，中国人民的心理并没有确定的自信。在国家陷于危难之时，中华民族的命运悬于顷刻，中国最急需的文化就是强烈之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理也要通过文化建设而建立起来。
当时广西的不少地方人士人为，虽然广西较之沿海各省在文化、经济上要落后许多，但广西在地方自治后政治清明，政府与人民上下一致地致力于文化建设，社会风气、政治局面得以在文化的推行下焕然一新。所以，贫穷朴素却有着“苦干实干”精神的广西，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希望，“广西之文化运动，正在大声疾呼，提倡民族文化，激起民气，刺发自信力，与民众打成一致，此诚大有革新之观，你们去看军队里、民团里、学生界、社会里、民众里，官厅里和农村里，就发见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空气之浓厚，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和任务，都负在一千三百万广西民众肩上了” 。为了动员民众响应“建设广西、复兴中华”的目标，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的新桂系当局很明白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曾到过广西参观考察的胡适先生也曾赞叹过，带着简朴风气的广西办学人知道广西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并且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他们知道有限的办学经费应该放在哪里，而不是仅仅盯在表面堂皇的校舍和整齐的服装上。当时广西的教育厅长雷沛鸿主持的“国民基础教育计划”基本能做到全省每村至少有一个国民基础学校，要使八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都能受两年的基础教育。
在广西的地方精英眼中，对在文化上尚且处于落后地位的苗瑶等族，应抱着“民族平等”原则和态度，使他们与其他广西民众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的桂系的黄绍竑、白崇禧等人都认为要对广西境内的苗瑶民族实行教育，进行开化，以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时的广西教育厅为开化省内苗傜等族，特设了“苗傜教育委员会”，其主要工作大纲约如下（李斗田，1936：22-30）：
（一）制定苗傜各族社会状况调查表。
（二）苗傜各族之风俗习惯何者应行改良，何者应行保存。
（三）苗傜区域所流行之文字歌谣故事等如何分别装进修改推行，以改正其意识。
（四）各类教材材料之收集选择分配。
（五）拟定苗傜教育的目标。
刘锡蕃（刘介）先生是广西最早开始关心和提倡特种民族教育的先声，他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写出了《岭表纪蛮》一书，时任广西政府主席的黄旭初还为《岭表纪蛮》作了序，
在序中提到此书可作为特种部族开化和治理的指南针。其实，早在1928年，广西省政府便开始了办理瑶民学校的尝试，通令全省省份中有苗瑶人口的县长，都要创办瑶学计划，设立瑶民学校，主持这一化瑶计划的正是刘锡蕃。1935年，刘锡蕃又在桂林主持开办了“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其后，特种师资训练所又推广到广西的其他县市当中，他在《训育大纲》中提到：“对于学生的选取，由于我省壮族人口较多，文化较高，他们的子弟，随时都可以进入所在地的各级学校，仅着重瑶、侗、苗、彝等族，边远县份的壮族，其文化等于瑶、侗的，也酌量录取。课程主要以汉语和社会常识为主” 。实际上，民国时期广西政府对省内特种部族的各项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为了构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当时的国民政府曾明确提出对边疆同胞与内地人应以地域来区分，而不是种族。1942 年，国民政府正式改称“少数民族”为“边疆民族”，简称“边民”或“边胞”。
三、新生活运动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广西省政府曾颁布和改订了三个在农村地区“改良风俗”的文件，分别是：1931年颁布的《广西各省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1933年改订了《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1936年又颁布《广西乡村禁约》。
“新生活运动”旨在用现代化的理念和教育，来改造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一面，无论是僮、还是苗瑶，他们“不落夫家”的风俗、奇异的服装甚至“趣味低俗”的山歌都成为改造的对象、当时发生了许多强制“剪装”的例子。在新桂系政府的眼中，他们仍保留着的强悍、好斗、野蛮“他性”，必须用“汉化”或“现代化”加以改造。然而，在另外一群“他者”面前，胡适等一些学者的眼里，“武化”的广西民众所特有的“革命、勇敢的，反抗强权”却又是对汉族“柔弱文化”的一种反思。
当时，被广西省政府邀请来广西进行考察，开展瑶族体质人类学测量的费孝通先生，也表达了一种“民族平等”的思想。“我们在南宁特种师资养成所第一次看见瑶人，但是他们着广西通行灰布中山装，说着官话，看不到瑶人的特质。这次才看见瑶装说瑶话的瑶人。……很多人以为汉人在文化上一切都比苗、瑶为高，处处用着‘开化’二字，叫他们什么都学汉人，连服装发髻都觉得不如汉人。谁知道在瑶山中可以使汉人学的地方还多着呢？若是这种简单轻便，又经济的灌溉制度学得了，一定能使很多广西的荒山，成为有出产的熟地” 。在广西档案馆藏的一份民国时期的省政府公告中，不仅很明确地禁止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谓，还进一步地提出，对边疆同胞“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称某某省县人等”，说明当时广西省政府在地方主义下试图建立一体化的“省籍认同”，并引导这种认同以地域差别来区分，而不再是以此前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异。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桂系将领作为地方统治者在“民族主义”上的有限性，或者说，他们在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两个层次上，理论和实践常常是脱节的。在广西这样一个边远贫穷的省份，他们用朴素严明的军事化管理树立起新的面貌，但军事化背景的治理没有对未来明确的指导思想。他们承认国民党的思想是新的正统思想，以使自己保持在国民政府大的框架中，在借鉴流行的国外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又讲究实际的对局势随时做些调整。所以，新桂系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长期处在复杂多变的博弈关系中，但广西省政府在地方治理的指向仍是符合“现代化”这一时代潮流，具体到边地少数民族的施政纲领中，特种教育和“新生活运动”都与此息息相关。
注释：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中华书局.1981.
白崇禧.三民主义在广西的检讨//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谭肇毅主编.新桂系政权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李斗田.新广西之文化建设//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部编.广西新教育之观感.1936.
刘介.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資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1966.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关键词 新桂系 现代化 民族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3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者口述史研究” （项目编号：13CSH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露，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42-03
清末民初，广西“桂人治桂”的地方情绪和社会思潮不断兴起。从抗法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北伐到抗日，再到国共内战，旧、新桂系作为治理广西地方的实力派，始终在受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观念的影响，在如何治理广西、以及处理与中央的关系上，他们曾提出过“桂人治桂”和“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
其中，新桂系的主要将领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林临桂县人为主（讲桂柳话），另一派则来自于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县——容县，新桂系的第三、第四号人物黄绍竑、黄旭初，以及许多高级将领夏威、伍廷飏等人均是容县人（讲白话）。与旧桂系的将领不少有“布壮”的身份背景不同，无论是桂西北的临桂县还是桂东南的容县，这两个地方在广西主要还是汉人聚居区。此外，这两派人当中，如白崇禧、黄绍竑和夏威曾是桂林陆军小学的同学，三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但由于来自广西不同的地域和具有文化背景，这两派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成为新桂系内部的制衡力量。
一、“中华民族观”和“特种部族”论
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人士开展了一场构建国族的运动，“中华民族”是一体以及“振兴中华”，成为当时政治界和知识界号召大众觉醒、凝聚人心的动员口号。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民族国家”政治理念，也历经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再到将“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的过程。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时期，继续推行“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并明确提出只有“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应被称作“民族”，“汉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等应改称为中华民族下属的“宗族”或“宗支” 。
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及后来的黄旭初）组成的“新桂系”政权是以军事实力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作为国民党的一个派系曾治理广西达二十四年之久，广西省政府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独立性。新桂系领导人在实践孙中山“三民主义”过程中，逐渐提出制定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从白崇禧《三民主义在中国的检讨》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新桂系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总理的民族主义的含义：对内承认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平等地位，在平等的原则之下联合起来，融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对外要团结民族力量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以求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并且要援助世界上弱小民族，求世界诸民族一律平等，以促大同世界之实现，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含义” 。
对于广西省内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判断，新桂系当局则借鉴了刘锡蕃（刘介，《岭表纪蛮》作者）等广西民族学者的研究，来作为他们制定“特种民族”治理政策的指针。对于中华民族和起源和各民族的来源，当时的桂系将领白崇禧的主要观点是：伏羲及神农两族部落先后被黄帝部落打败以后，有些投降而逐渐被同化，有些逃向了东南或西南地区。其中苗、傜两族是伏羲的后裔，而泰掸、摆夷、僮等族是神农的后裔。后来，由黄帝部落发展而来的汉族不断迁徙和发展，而神农和伏羲的后裔也逐渐定居在我国西南各省及东南亚各国，成为今天的少数民族。此外，广西在民国期间曾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瑶乱”，让新桂系当局非常头疼，而僮人相对而言，接受汉文化更早，也更为温顺听话。在白崇禧等人眼中，历史上的僮和苗瑶都属于“蛮族”，都有让统治者头疼的反抗精神，但僮人由于较早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对与居住在深山里的苗瑶，他们身上的“蛮性”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已变得“重感情，讲道义，有团结力量，个性很勇敢”。所以，在广西省政府为数不多的几次人口统计中，很少将汉、僮两族分开统计。而1932年春，在发生了桂林五县的瑶民暴动后，新桂系当局也意识到对苗瑶“开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身份认同上，新桂系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了白崇禧以外，大部分都是汉人身份，即使白崇禧自己，也自认为是“信仰回教的汉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临桂县、容县等地，虽然在语言和地域上有差别，但在身份认同上都是汉人。他们在意识里深受中国传统“教化”思想的影响，以文化（或接受汉文化程度）来区别民族身份。同时，作为统治者，他们又会受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会综合“汉化”和“现代化”两种思路来治理广西汉化程度最浅的苗瑶。同时，在他们眼里，无论广西各地方的人们汉化程度如何，各地仍保留了特有的方言，这些方言不仅能体现广西的地方认同，也可以反映内部复杂的关系。黄绍竑认为，在广西，语言是区分各地方人群的重要依据，以语言的不同来区别广西人民来源的差异，并没有带着什么种族的观念，只是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可以说明广西人民在历史上地理上变动与分布、生活习惯上差别等等。
在广西，广东地区通行的粤语被称为“白话”，明清时期，由于两江水陆交通便利，广东商人从水陆移民至广西的南宁等地，成为当地操白话的群体。而广西本地除了有讲平话、土话、西南官话和粤语的各种人群以外外，还有从江西、福建、广东辗转而至广西东部的贺州、昭平、平南、桂平等地客家人，客家话也称挨话。历史上，平话人、客家人、广东人、湖南湖北人等汉人移民从不同地域、不同朝代逐渐进入广西，分布在地势较为平缓、水路方便及城镇等地。一般而言，桂西北是西南官话区域，南宁市城郊周围多平话人，桂东南的城镇以白话和客家话为主。在与土人交错杂居的地方，这些外来的汉人移民也被称为“布客”（来人）之意。在广西一些地方，土人与来人为了争夺当地的土地、水源资源，曾发生過械斗。但也有不少杂居地方，双方互相学习了对方的语言、风俗习惯，所以，不易辨别也情有可原。 二、特种部族教育
早在1933年出版的《广西年鉴》中曾记载，“原种：即苗瑶僮，诸原始民族之总称，至其来自何时，所据多少面积尚待详查”（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155）。可见，民国时期的新桂系当局对这些蛰居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还不甚了解，所以，除了在广西的土司地区推行尚未全部完成的改土归流外，广西省政府还组织开展了对偏远地区的苗、瑶人的社会调查，当时还邀请了费孝通、唐兆民等学者到广西金秀大瑶山等地进行考察，后来问世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瑶山散记》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随着省政府调查范围的扩大，新桂系当局发现广西还有人数众多的僮族以及侗、山子、仡佬、仫佬等少数民族，于是就命令地方参照有关苗瑶的法令执行。这样，由‘特种教育’而派生出来的‘特种部族’一词逐渐成为新桂系官方经常使用的名词” 。
新桂系的治桂方略主要包括“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和《广西建设纲领》。其中，在《广西建设纲领》中，具体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项建设，其中“文化建设”一栏有：一、提高民族意识，消迩阶级斗争，为一切教育、思想、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之最高原则，以发扬前进之民族文化。二、实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教育，国民基础教育，强迫普及；中等教育，注重职业；高等教育，注重建设专门人才之养成；中等以上学校并实施军事训练。这些政策的目的很清楚，即希望通过各层次的教育以及军事化的训练，塑造和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这也说明，在那个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下，中国人民的心理并没有确定的自信。在国家陷于危难之时，中华民族的命运悬于顷刻，中国最急需的文化就是强烈之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理也要通过文化建设而建立起来。
当时广西的不少地方人士人为，虽然广西较之沿海各省在文化、经济上要落后许多，但广西在地方自治后政治清明，政府与人民上下一致地致力于文化建设，社会风气、政治局面得以在文化的推行下焕然一新。所以，贫穷朴素却有着“苦干实干”精神的广西，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希望，“广西之文化运动，正在大声疾呼，提倡民族文化，激起民气，刺发自信力，与民众打成一致，此诚大有革新之观，你们去看军队里、民团里、学生界、社会里、民众里，官厅里和农村里，就发见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空气之浓厚，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和任务，都负在一千三百万广西民众肩上了” 。为了动员民众响应“建设广西、复兴中华”的目标，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的新桂系当局很明白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曾到过广西参观考察的胡适先生也曾赞叹过，带着简朴风气的广西办学人知道广西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并且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他们知道有限的办学经费应该放在哪里，而不是仅仅盯在表面堂皇的校舍和整齐的服装上。当时广西的教育厅长雷沛鸿主持的“国民基础教育计划”基本能做到全省每村至少有一个国民基础学校，要使八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都能受两年的基础教育。
在广西的地方精英眼中，对在文化上尚且处于落后地位的苗瑶等族，应抱着“民族平等”原则和态度，使他们与其他广西民众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的桂系的黄绍竑、白崇禧等人都认为要对广西境内的苗瑶民族实行教育，进行开化，以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时的广西教育厅为开化省内苗傜等族，特设了“苗傜教育委员会”，其主要工作大纲约如下（李斗田，1936：22-30）：
（一）制定苗傜各族社会状况调查表。
（二）苗傜各族之风俗习惯何者应行改良，何者应行保存。
（三）苗傜区域所流行之文字歌谣故事等如何分别装进修改推行，以改正其意识。
（四）各类教材材料之收集选择分配。
（五）拟定苗傜教育的目标。
刘锡蕃（刘介）先生是广西最早开始关心和提倡特种民族教育的先声，他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写出了《岭表纪蛮》一书，时任广西政府主席的黄旭初还为《岭表纪蛮》作了序，
在序中提到此书可作为特种部族开化和治理的指南针。其实，早在1928年，广西省政府便开始了办理瑶民学校的尝试，通令全省省份中有苗瑶人口的县长，都要创办瑶学计划，设立瑶民学校，主持这一化瑶计划的正是刘锡蕃。1935年，刘锡蕃又在桂林主持开办了“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其后，特种师资训练所又推广到广西的其他县市当中，他在《训育大纲》中提到：“对于学生的选取，由于我省壮族人口较多，文化较高，他们的子弟，随时都可以进入所在地的各级学校，仅着重瑶、侗、苗、彝等族，边远县份的壮族，其文化等于瑶、侗的，也酌量录取。课程主要以汉语和社会常识为主” 。实际上，民国时期广西政府对省内特种部族的各项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为了构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当时的国民政府曾明确提出对边疆同胞与内地人应以地域来区分，而不是种族。1942 年，国民政府正式改称“少数民族”为“边疆民族”，简称“边民”或“边胞”。
三、新生活运动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广西省政府曾颁布和改订了三个在农村地区“改良风俗”的文件，分别是：1931年颁布的《广西各省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1933年改订了《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1936年又颁布《广西乡村禁约》。
“新生活运动”旨在用现代化的理念和教育，来改造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一面，无论是僮、还是苗瑶，他们“不落夫家”的风俗、奇异的服装甚至“趣味低俗”的山歌都成为改造的对象、当时发生了许多强制“剪装”的例子。在新桂系政府的眼中，他们仍保留着的强悍、好斗、野蛮“他性”，必须用“汉化”或“现代化”加以改造。然而，在另外一群“他者”面前，胡适等一些学者的眼里，“武化”的广西民众所特有的“革命、勇敢的，反抗强权”却又是对汉族“柔弱文化”的一种反思。
当时，被广西省政府邀请来广西进行考察，开展瑶族体质人类学测量的费孝通先生，也表达了一种“民族平等”的思想。“我们在南宁特种师资养成所第一次看见瑶人，但是他们着广西通行灰布中山装，说着官话，看不到瑶人的特质。这次才看见瑶装说瑶话的瑶人。……很多人以为汉人在文化上一切都比苗、瑶为高，处处用着‘开化’二字，叫他们什么都学汉人，连服装发髻都觉得不如汉人。谁知道在瑶山中可以使汉人学的地方还多着呢？若是这种简单轻便，又经济的灌溉制度学得了，一定能使很多广西的荒山，成为有出产的熟地” 。在广西档案馆藏的一份民国时期的省政府公告中，不仅很明确地禁止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谓，还进一步地提出，对边疆同胞“似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称某某省县人等”，说明当时广西省政府在地方主义下试图建立一体化的“省籍认同”，并引导这种认同以地域差别来区分，而不再是以此前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异。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桂系将领作为地方统治者在“民族主义”上的有限性，或者说，他们在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两个层次上，理论和实践常常是脱节的。在广西这样一个边远贫穷的省份，他们用朴素严明的军事化管理树立起新的面貌，但军事化背景的治理没有对未来明确的指导思想。他们承认国民党的思想是新的正统思想，以使自己保持在国民政府大的框架中，在借鉴流行的国外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又讲究实际的对局势随时做些调整。所以，新桂系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长期处在复杂多变的博弈关系中，但广西省政府在地方治理的指向仍是符合“现代化”这一时代潮流，具体到边地少数民族的施政纲领中，特种教育和“新生活运动”都与此息息相关。
注释：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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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介.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資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1966.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