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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轰炸天津南开中学时，我当时只有17岁，社会经验不多，不知深浅，但有一腔热血。那种爱国热情和对日寇汉奸的憎恨，使我加入了抗日杀奸团。”谁能想到，上海市闵行区一小区的普通住宅里，这位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95岁老人祝宗梁，会是70多年前在天津沦陷区里与日军和汉奸针锋相对的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的骨干成员。
8月21日，在其女儿的陪同下，祝宗梁接受了《方圆》记者的采访，老人思路清楚、温文尔雅，而当年刺杀日伪汉奸、火烧日军仓库，并在日本宪兵严刑拷打面前绝不屈从的抗日青年形象已经随硝烟的淡去和年月的洗刷，而渐渐远去。
怀一腔热血加入杀奸团
1920年，祝宗梁出生在北京，其祖上是河南固始人。他的祖父曾做过清末道台，父亲祝毓瑛曾在美国留学读经济。
9个兄弟姐妹中，祝宗梁排行第二。他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被炸后改读天津工商学院附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祝宗梁与其他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一样，打算着为抗战贡献力量。
“那年我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弟弟宗权对我说，有个组织，叫抗日杀奸团，是抗日的，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时愣住了。转念又想：抗战是义不容辞的事，我就答应了。”祝宗梁回忆，在弟弟祝宗权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抗团，并结识了沈栋等抗团里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
1938年1月，在天津松寿里的“抗团”集会地，祝宗梁和马桂官、袁克昌等几个青年学生参加了宣誓活动。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入团后，祝宗梁化名为祝友樵，最初的任务是交通员，每天到松寿里去取油印的报纸，分发到订户的家里去。
祝宗梁告诉记者，抗团最开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后来随着抗团影响扩大，一些有国民政府背景的人也加入到抗团中来。因为他们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抗团名声日盛之后，天津日伪当局就展开了严查，设在英租界松寿里的集会地还遭到破坏，不少人被捕。
火烧电影院和持槍杀奸
祝宗梁回忆，他在抗团的第一次行动，是火烧两家日本人收买的电影院。
当时天津有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都被日本人收买了，播放一些不利于抗战的影片。抗团便决定烧毁这两家电影院。行动人员被分成火烧国泰电影院和火烧光陆电影院两个组，计划都是把燃烧弹预先放在银幕底下，影片播放时引燃，随后把抗团的传单撒出去，让大家知道这是抗团的义举，此外，每组还预先在电影院里放置了一个炸弹，撤退时万一发生问题，就把炸弹引爆，来制造更大的骚乱。
“我参加的是火烧光陆电影院组，除了照看燃烧弹，还负责照看楼上的炸弹。当时电影院里正好是放映中途，观众在休息，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每张都有‘抗日杀奸团’的字样。传单引起混乱，混乱中突然一股白光闪起（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就被火烧得卷了起来，观众纷纷逃向出口。等到时机恰当，炸弹也引爆了，就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垮了下来，最后整个电影院成了一片废墟。后来我们听说，火烧国泰影院的行动也很成功。”祝宗梁对火烧电影院的过程记忆犹新。
因为抗团的青年人大都未受过专门训练，所以他们的行动也并不全都能成功，有很多次失败，有的年轻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祝宗梁回忆，有一次他制作的燃烧弹发生故障，导致行动失败，还受到了抗团的处罚。
当时，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销售的大多都是日货，对此，抗团也策划了一次放火破坏行动，行动的方法也类似，先撒传单引起混乱，再放火烧中原公司。
“我当时刚到技术组，负责制造这次行动的7个燃烧弹。结果行动时，传单都散发完了，放在中原公司的燃烧弹还有几处没起火，最终这次行动造成的损失有限。在行动后的大会上，抗团组织认定是我负责的燃烧弹在制造上存在问题，我被罚面墙站立1小时，由专人监督执行。”祝宗梁说。
在沦陷区日伪的白色恐怖下，抗团的行动每次都有生命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牺牲的代价，因此抗团内部纪律规定很严，就是开会迟到，都要严厉处罚。
祝宗梁第一次持枪杀奸，是在刺杀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的行动中。
王竹林是有名的汉奸，“七七事变”一周年的时候，他曾发表大量吹捧日军的言论，并在报纸上全文刊载。这也使得抗团决定对他予以“制裁”。
祝宗梁回忆：“那时，抗团中见过王竹林的人不多，我曾从一本书上看过王竹林一张很清楚的照片，所以由我来追踪他。1938年12月28日，晚上6点左右，抗团同僚孙若愚跑来告诉我，他在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423号汽车，那是王竹林的车，王竹林也一定在那里。于是我们约上了另一位同僚孙湘德，带着枪来到丰泽园饭店。
“我们的车停在了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商量好撤退路线。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等了一个多小时，王竹林的汽车开向了饭店，我们两人赶紧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车门前，正回头与众人道别。我们走离王约5米远的位置，我开了第一枪，开枪时，王竹林转身看见我，还“呀”地叫了一声。随后，我们两人向他开了7枪，也没顾得上看他死没死，就按计划撤退了。”
第二天，天津报纸刊登了王竹林头部中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的消息，把凶手说得很神秘。祝宗梁告诉记者，其实那是他在抗团第一次开枪，以前根本没机会练习用枪。
大光明电影院里的枪声
在抗团，祝宗梁参与的行动越来越多，这也让他成为组织中的骨干力量。此后天津的多起刺杀日伪汉奸的行动，都有祝宗梁参与，不少行动令日伪汉奸闻风丧胆。其中，最惊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行动，是刺杀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 程锡庚除了担任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还兼任海关的职务。因为伪储备银行为日军融资，且破坏中国的金融秩序，程锡庚被列入抗团刺杀的黑名单里。但程锡庚住在英租界的一所花园洋房里，警卫森严，难以刺杀，考虑到他喜欢看电影，于是抗团计划在电影院里展开刺杀。
那是某个星期天，祝宗梁和抗团的同僚袁汉俊，一起到天津的平安和大光明两家影院探查情况，正好发现程锡庚的1657号汽车就停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外。机不可失，两人邀请了另一名抗团成员刘友深加入后，决定立即行动。
3人商定了策略，由祝宗梁主攻，刘友深、袁汉俊两人掩护。唯一的麻烦是，参与行动的人谁也没见过程锡庚，只知道他五十多岁，秃头顶，戴金丝边眼镜。
搜索中，他们发现有个人挺像程锡庚，但不能肯定，于是祝宗梁到放映室去写了个寻人广告：“程经理，外找。”等祝宗梁回来时，刘友深告诉他，那个疑似程锡庚的人看见广告就要站起来，结果被他旁边的女人给按下了。这样就确定下来，那个人就是程锡庚。”
祝宗梁让刘友深在门口等着，他从另一個方向走到了程锡庚的后面一排，坐在距程锡庚两米左右的位置。他坐下先看了一会儿电影，一方面让心静下来，另一方面等待时机。这时，电影里枪声大作，祝宗梁立刻拿出枪，对准程锡庚的脑袋，连开4枪。观众听到枪声，顿时乱了套，坐在祝宗梁旁边的几位观众，认出被打死的是汉奸程锡庚，特别为他让出道来，叫他快跑。刘友深也赶来，拉着祝宗梁就跑。
到了楼梯口，突然一个人从祝宗梁背后抱住了他，他拿枪转身对那人的腹部连开两枪，那人倒了下去。这时，又一个人抱住了他，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祝宗梁只好和他一起滚下楼。幸好接应的袁汉俊赶到了，对着那人开了一枪，将祝宗梁扶起迅速离开了影院。到了安全的地点，祝宗梁才发现手指受了伤，伤口不大也不便去医院，就自己包扎了事。
第二天，天津的报纸 整版刊登了刺杀程锡庚这件事，程锡庚当场毙命。而祝宗梁则仍然像往日一样去上课，当听到老师把从报纸上看到的讲给大家听时，祝宗梁也跟着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愉快之中。
曾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3个月
在祝宗梁的记忆中，最痛苦、最难忘的莫过于在上海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的经历。
1943年1月，祝宗梁持名为张志宏的“良民证”到上海，1月28日中午，抗团的几个人约在上海国泰电影院附近的远东餐馆吃饭，正吃着，六七个着便装的日本人将他们围了起来，拿出手铐将他们两两铐在一起。随后，他们被推进汽车，送往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祝宗梁等人被分开审讯。日本宪兵问祝宗梁姓什么，他坚持说是姓张，问到其他事情，祝宗梁则一概称不知。日本宪兵见他不说，就剥光衣服拷打，用竹条抽，还用木棍向身上乱戳，一边打一边问他是不是姓祝。竹条打在身上，只是皮肉之苦，但木棍戳到肚子上，真像五脏六腑都在翻动。那次拷打，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了晚上。
第二天午后，祝宗梁又被提审。他仍是不说，日本宪兵便拿了一张笔录给他看，说别人都招供了。笔录虽是日文，但上有中国字，他的名字“祝宗梁”3个字，都用谐音写在上面。考虑到除抗团外的人知道他名字的不多，所以他断定组织里有人叛变了。但尽管如此，祝宗梁还是不说，日本宪兵便继续用刑。
日本宪兵先把祝宗梁的衣服剥光，仰放在长桌上，四肢捆在桌腿，头部放在桌外面，随后拿来弄湿的布头把祝宗梁的嘴塞上，用橡皮管把自来水对着他的鼻孔灌凉水。祝宗梁好不容易挺过来，晚上回到监房，回想起敌人连他刺杀程锡庚的事都知道了，多半凶多吉少，便掰断自己西服马甲背后铁制的搭襻，分成三段吞下，希望自杀了结。结果因为监房里没什么东西吃，胃里空空如也，大便也硬得像个砖头，吃的那些搭襻竟然顺利通过肠胃，随着大便排泄掉了。
自杀没有成功，祝宗梁就只能继续受折磨。随后几天，日本宪兵持续审问，用尽各种手段逼迫祝宗梁吐出实情，他始终守口如瓶。到了4月底，因为没有证据，祝宗梁最终被释放了，至今他身上都还留有当年受拷打的伤痕。
抗团的经历只是沧海一粟
在抗团的岁月里，祝宗梁和同僚从贴署名“抗日杀奸团”的标语、撒抗日传单，到放火烧日军的仓库、商场，刺杀日伪汉奸，从沦陷到抗战胜利之日，一直从事着抗日活动，鼓舞着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祝宗梁回忆，最初，天津抗团的主要成员是一群20岁不到的青年学生，后来渐渐壮大之后，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也加入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在对家庭保密的情况下自愿加入的。在8年抗战过程中，抗团组织扩展到北平、上海，前后参加的成员约500来人，最后活到抗战胜利的只有部分人。很多年轻的生命因为抗团行动而死去，有的至今不为人知。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因为抗日而诞生的抗团没有存在的必要，在祝宗梁的主持下，抗团就地解散。祝宗梁认为国共内战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于是根据1943年中国和美国签订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申请了由美国出资去美国深造。
祝宗梁先到了美国堪萨斯城大学读书，1947年夏回到上海，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其间虽然有国民政府来信要他参加所谓“保密局”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唯一留下的是寄来的一枚抗战纪念章和一枚勋章。
1959年，祝宗梁因为曾参加抗团活动，被怀疑犯有特务罪，被关押审查9年，到“文革”时期，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刑满后，祝宗梁被送到安徽白茅岭监狱劳动改造，做泥瓦工，直到1976年被特赦才重新获得自由。
1980年，祝宗梁被宣布撤销“文革”时军管会的判决，政府将他安置在当时的上海县环保设备厂工作，直至退休，这期间他还担任过当时的上海县政协常委。
行至晚年，祝宗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搜集抗团资料，撰写抗团回忆录。他说，那个非常时期曾发生的事情，应该把它写下来给后人留作参考和纪念。
回顾自己传奇而坎坷的一生，祝宗梁说，抗团那点事，在抗战历史中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抗团在民族的危亡时刻，不甘受辱、勇于斗争，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无所企求，那种不屈的精神应予赞扬和传承。
现在的祝宗梁，靠已过花甲的女儿照顾，面对着请不起住家保姆、父女俩年老体弱看病负担沉重等困难，老人保持着一贯的淡定。他说，很多人的苦难比起他的“那点”遭遇，可不知沉重多少倍。
8月21日，在其女儿的陪同下，祝宗梁接受了《方圆》记者的采访，老人思路清楚、温文尔雅，而当年刺杀日伪汉奸、火烧日军仓库，并在日本宪兵严刑拷打面前绝不屈从的抗日青年形象已经随硝烟的淡去和年月的洗刷，而渐渐远去。
怀一腔热血加入杀奸团
1920年，祝宗梁出生在北京，其祖上是河南固始人。他的祖父曾做过清末道台，父亲祝毓瑛曾在美国留学读经济。
9个兄弟姐妹中，祝宗梁排行第二。他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被炸后改读天津工商学院附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祝宗梁与其他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一样，打算着为抗战贡献力量。
“那年我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弟弟宗权对我说，有个组织，叫抗日杀奸团，是抗日的，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时愣住了。转念又想：抗战是义不容辞的事，我就答应了。”祝宗梁回忆，在弟弟祝宗权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抗团，并结识了沈栋等抗团里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
1938年1月，在天津松寿里的“抗团”集会地，祝宗梁和马桂官、袁克昌等几个青年学生参加了宣誓活动。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入团后，祝宗梁化名为祝友樵，最初的任务是交通员，每天到松寿里去取油印的报纸，分发到订户的家里去。
祝宗梁告诉记者，抗团最开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后来随着抗团影响扩大，一些有国民政府背景的人也加入到抗团中来。因为他们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抗团名声日盛之后，天津日伪当局就展开了严查，设在英租界松寿里的集会地还遭到破坏，不少人被捕。
火烧电影院和持槍杀奸
祝宗梁回忆，他在抗团的第一次行动，是火烧两家日本人收买的电影院。
当时天津有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都被日本人收买了，播放一些不利于抗战的影片。抗团便决定烧毁这两家电影院。行动人员被分成火烧国泰电影院和火烧光陆电影院两个组，计划都是把燃烧弹预先放在银幕底下，影片播放时引燃，随后把抗团的传单撒出去，让大家知道这是抗团的义举，此外，每组还预先在电影院里放置了一个炸弹，撤退时万一发生问题，就把炸弹引爆，来制造更大的骚乱。
“我参加的是火烧光陆电影院组，除了照看燃烧弹，还负责照看楼上的炸弹。当时电影院里正好是放映中途，观众在休息，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每张都有‘抗日杀奸团’的字样。传单引起混乱，混乱中突然一股白光闪起（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就被火烧得卷了起来，观众纷纷逃向出口。等到时机恰当，炸弹也引爆了，就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垮了下来，最后整个电影院成了一片废墟。后来我们听说，火烧国泰影院的行动也很成功。”祝宗梁对火烧电影院的过程记忆犹新。
因为抗团的青年人大都未受过专门训练，所以他们的行动也并不全都能成功，有很多次失败，有的年轻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祝宗梁回忆，有一次他制作的燃烧弹发生故障，导致行动失败，还受到了抗团的处罚。
当时，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销售的大多都是日货，对此，抗团也策划了一次放火破坏行动，行动的方法也类似，先撒传单引起混乱，再放火烧中原公司。
“我当时刚到技术组，负责制造这次行动的7个燃烧弹。结果行动时，传单都散发完了，放在中原公司的燃烧弹还有几处没起火，最终这次行动造成的损失有限。在行动后的大会上，抗团组织认定是我负责的燃烧弹在制造上存在问题，我被罚面墙站立1小时，由专人监督执行。”祝宗梁说。
在沦陷区日伪的白色恐怖下，抗团的行动每次都有生命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牺牲的代价，因此抗团内部纪律规定很严，就是开会迟到，都要严厉处罚。
祝宗梁第一次持枪杀奸，是在刺杀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的行动中。
王竹林是有名的汉奸，“七七事变”一周年的时候，他曾发表大量吹捧日军的言论，并在报纸上全文刊载。这也使得抗团决定对他予以“制裁”。
祝宗梁回忆：“那时，抗团中见过王竹林的人不多，我曾从一本书上看过王竹林一张很清楚的照片，所以由我来追踪他。1938年12月28日，晚上6点左右，抗团同僚孙若愚跑来告诉我，他在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423号汽车，那是王竹林的车，王竹林也一定在那里。于是我们约上了另一位同僚孙湘德，带着枪来到丰泽园饭店。
“我们的车停在了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商量好撤退路线。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等了一个多小时，王竹林的汽车开向了饭店，我们两人赶紧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车门前，正回头与众人道别。我们走离王约5米远的位置，我开了第一枪，开枪时，王竹林转身看见我，还“呀”地叫了一声。随后，我们两人向他开了7枪，也没顾得上看他死没死，就按计划撤退了。”
第二天，天津报纸刊登了王竹林头部中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的消息，把凶手说得很神秘。祝宗梁告诉记者，其实那是他在抗团第一次开枪，以前根本没机会练习用枪。
大光明电影院里的枪声
在抗团，祝宗梁参与的行动越来越多，这也让他成为组织中的骨干力量。此后天津的多起刺杀日伪汉奸的行动，都有祝宗梁参与，不少行动令日伪汉奸闻风丧胆。其中，最惊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行动，是刺杀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 程锡庚除了担任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还兼任海关的职务。因为伪储备银行为日军融资，且破坏中国的金融秩序，程锡庚被列入抗团刺杀的黑名单里。但程锡庚住在英租界的一所花园洋房里，警卫森严，难以刺杀，考虑到他喜欢看电影，于是抗团计划在电影院里展开刺杀。
那是某个星期天，祝宗梁和抗团的同僚袁汉俊，一起到天津的平安和大光明两家影院探查情况，正好发现程锡庚的1657号汽车就停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外。机不可失，两人邀请了另一名抗团成员刘友深加入后，决定立即行动。
3人商定了策略，由祝宗梁主攻，刘友深、袁汉俊两人掩护。唯一的麻烦是，参与行动的人谁也没见过程锡庚，只知道他五十多岁，秃头顶，戴金丝边眼镜。
搜索中，他们发现有个人挺像程锡庚，但不能肯定，于是祝宗梁到放映室去写了个寻人广告：“程经理，外找。”等祝宗梁回来时，刘友深告诉他，那个疑似程锡庚的人看见广告就要站起来，结果被他旁边的女人给按下了。这样就确定下来，那个人就是程锡庚。”
祝宗梁让刘友深在门口等着，他从另一個方向走到了程锡庚的后面一排，坐在距程锡庚两米左右的位置。他坐下先看了一会儿电影，一方面让心静下来，另一方面等待时机。这时，电影里枪声大作，祝宗梁立刻拿出枪，对准程锡庚的脑袋，连开4枪。观众听到枪声，顿时乱了套，坐在祝宗梁旁边的几位观众，认出被打死的是汉奸程锡庚，特别为他让出道来，叫他快跑。刘友深也赶来，拉着祝宗梁就跑。
到了楼梯口，突然一个人从祝宗梁背后抱住了他，他拿枪转身对那人的腹部连开两枪，那人倒了下去。这时，又一个人抱住了他，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祝宗梁只好和他一起滚下楼。幸好接应的袁汉俊赶到了，对着那人开了一枪，将祝宗梁扶起迅速离开了影院。到了安全的地点，祝宗梁才发现手指受了伤，伤口不大也不便去医院，就自己包扎了事。
第二天，天津的报纸 整版刊登了刺杀程锡庚这件事，程锡庚当场毙命。而祝宗梁则仍然像往日一样去上课，当听到老师把从报纸上看到的讲给大家听时，祝宗梁也跟着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愉快之中。
曾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3个月
在祝宗梁的记忆中，最痛苦、最难忘的莫过于在上海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的经历。
1943年1月，祝宗梁持名为张志宏的“良民证”到上海，1月28日中午，抗团的几个人约在上海国泰电影院附近的远东餐馆吃饭，正吃着，六七个着便装的日本人将他们围了起来，拿出手铐将他们两两铐在一起。随后，他们被推进汽车，送往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祝宗梁等人被分开审讯。日本宪兵问祝宗梁姓什么，他坚持说是姓张，问到其他事情，祝宗梁则一概称不知。日本宪兵见他不说，就剥光衣服拷打，用竹条抽，还用木棍向身上乱戳，一边打一边问他是不是姓祝。竹条打在身上，只是皮肉之苦，但木棍戳到肚子上，真像五脏六腑都在翻动。那次拷打，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了晚上。
第二天午后，祝宗梁又被提审。他仍是不说，日本宪兵便拿了一张笔录给他看，说别人都招供了。笔录虽是日文，但上有中国字，他的名字“祝宗梁”3个字，都用谐音写在上面。考虑到除抗团外的人知道他名字的不多，所以他断定组织里有人叛变了。但尽管如此，祝宗梁还是不说，日本宪兵便继续用刑。
日本宪兵先把祝宗梁的衣服剥光，仰放在长桌上，四肢捆在桌腿，头部放在桌外面，随后拿来弄湿的布头把祝宗梁的嘴塞上，用橡皮管把自来水对着他的鼻孔灌凉水。祝宗梁好不容易挺过来，晚上回到监房，回想起敌人连他刺杀程锡庚的事都知道了，多半凶多吉少，便掰断自己西服马甲背后铁制的搭襻，分成三段吞下，希望自杀了结。结果因为监房里没什么东西吃，胃里空空如也，大便也硬得像个砖头，吃的那些搭襻竟然顺利通过肠胃，随着大便排泄掉了。
自杀没有成功，祝宗梁就只能继续受折磨。随后几天，日本宪兵持续审问，用尽各种手段逼迫祝宗梁吐出实情，他始终守口如瓶。到了4月底，因为没有证据，祝宗梁最终被释放了，至今他身上都还留有当年受拷打的伤痕。
抗团的经历只是沧海一粟
在抗团的岁月里，祝宗梁和同僚从贴署名“抗日杀奸团”的标语、撒抗日传单，到放火烧日军的仓库、商场，刺杀日伪汉奸，从沦陷到抗战胜利之日，一直从事着抗日活动，鼓舞着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祝宗梁回忆，最初，天津抗团的主要成员是一群20岁不到的青年学生，后来渐渐壮大之后，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也加入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在对家庭保密的情况下自愿加入的。在8年抗战过程中，抗团组织扩展到北平、上海，前后参加的成员约500来人，最后活到抗战胜利的只有部分人。很多年轻的生命因为抗团行动而死去，有的至今不为人知。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因为抗日而诞生的抗团没有存在的必要，在祝宗梁的主持下，抗团就地解散。祝宗梁认为国共内战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于是根据1943年中国和美国签订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申请了由美国出资去美国深造。
祝宗梁先到了美国堪萨斯城大学读书，1947年夏回到上海，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其间虽然有国民政府来信要他参加所谓“保密局”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唯一留下的是寄来的一枚抗战纪念章和一枚勋章。
1959年，祝宗梁因为曾参加抗团活动，被怀疑犯有特务罪，被关押审查9年，到“文革”时期，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刑满后，祝宗梁被送到安徽白茅岭监狱劳动改造，做泥瓦工，直到1976年被特赦才重新获得自由。
1980年，祝宗梁被宣布撤销“文革”时军管会的判决，政府将他安置在当时的上海县环保设备厂工作，直至退休，这期间他还担任过当时的上海县政协常委。
行至晚年，祝宗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搜集抗团资料，撰写抗团回忆录。他说，那个非常时期曾发生的事情，应该把它写下来给后人留作参考和纪念。
回顾自己传奇而坎坷的一生，祝宗梁说，抗团那点事，在抗战历史中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抗团在民族的危亡时刻，不甘受辱、勇于斗争，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无所企求，那种不屈的精神应予赞扬和传承。
现在的祝宗梁，靠已过花甲的女儿照顾，面对着请不起住家保姆、父女俩年老体弱看病负担沉重等困难，老人保持着一贯的淡定。他说，很多人的苦难比起他的“那点”遭遇，可不知沉重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