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群来自北京“东村”的艺术家们，联合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在这件作品中，11个赤裸的身体孤绝地叠摞在一起，连接着背景中绵延的群山，共同呈现出了高度的默契和诚意。
　　尽管这件作品曾被赋予过各种与“现实政治”相关的解读版本。但在尚未被过多的“名气”和“利益”所负累的“自由”状态中，贫穷的少年心气和不对未来负责的浓厚诗意，却让这群紧致的肉身在“社会政治”的异眼中，保持住了此刻“纯洁”的厚度。
　　两年后（1997年），作为当年参与者之一的张洹，找了一群人为一片鱼塘增高了些许水位。同样是在增高，但在这次出现的一群身体之中，除了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照相机的张洹本人之外，其它却都是被“雇佣”的身体。
　　没有合作者的现场，身体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平铺在镜头前的心不在焉和不知所云等等，已经明白无误地将身体等同于一件件“物无所值”的商品—用来遮羞的水面，却掩不住被“阳痿”身体间的漠然与疏松—在此，我看到到的是一个目标明确的方案，艺术家在其中欲言又止地划定着“自我身价”的政治领地，而身体只是一个个为其策略增重的实用性砝码罢了。
　　又是两年后（1999年），在《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引起轰动之后，几名参与者因为利益而发展出的版权之争，几乎淹没了当年个体身体的意象美感和作品本身的温度，甚至有参与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公开宣称：“大多数人只是交钱脱裤子”。
　　当你把年轻时的热血看成是一坨必须被摆放在足金盘子正中的大便，并直接用“金钱”和“裤子”的简单逻辑来表现自己所谓的“敢说敢言”时，我看到却是一个老道的嫖娼者惯有的阴暗视角—同样与荷尔蒙有关，但这次喷涌而出的却不是本真的叛逆，而是那个早已被憋死在“杜蕾斯”中的自己。
　　再后来，我们理所当然地看到了一群猪叠在一起的“艺术”。这群体型松垮的肉猪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向了作者本人和他当年的合作者们。之后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变成吕楠按下照相机快门的那一瞬间，群体的诗意抗争也被这次没羞没臊的“自我撒泼”，简化成一次政治意味浓厚的业内丑闻：一米之上的政治，终于在分崩离析、冷眼旁观或远离是非等不同的个体表现中，被催生出了片片层次分明的花瓣或穷凶极恶的嘴脸。
　　但是，真正拥有自己身体的艺术家却还是会从群体走出来，并回到那个结实的自我个体之中，这点是任何与蝇头小利相关的现实政治斗争都无法摧毁的：吕楠主动放弃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所谓“版权”，不愿为自己署名，却依然在不断的行走中，沉淀下了《被人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等系列摄影作品；当时参与策划的孔布淡出“艺术圈子”四处游历；“东村”时期的行为艺术家冯卫东在怀柔的深山中打磨着自己的木器和品性；旅居德国的段英梅还在坚持做现场行为，开场往往是：HELLO，I AM YINGMEI……
　　身体可以是政治的，但跳梁在策略和丑闻之上的身体，却只是一张骑在墙头被五级大风不断强暴着的轻飘画皮。我理解的“身体政治”，可能只是那种在经历过痛苦的自我斗争后所遗留下点滴倔强与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