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著述风头正健，陈存仁的两册生活史再版，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付梓问世，“生活流”的历史叙事俨然成为出版界和学界无法回避的话题，无法让人不联想起上世纪源于欧美的新史学浪潮。《私人生活史II》追本溯源，直接取经于新史学重镇法国，上海人民出版社选译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的“日常生活丛书”系列，上述种种可以视作中国史学界向新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回眸致敬。
　　《中世纪劳动史》是“日常生活译丛”的第一弹，正如作者罗贝尔·福西耶所说，“我尽量突出的正是这些隐姓埋名的平民，他们是一些不成功的人，是普通的人，是没有文化的人。”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这条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前言里，他给《中世纪劳动史》贴上“历史文学”的标签。而在我看来，众多学科中，和它距离最辽远的就是文学。这不是否定它的价值，相反，为了衬托那毫不含糊的历史学特性。
　　《中世纪劳动史》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对历史时间的有意模糊，一方面是由研究文献的局限造成，某段时期、某个社会群体的资料匮乏甚至完全缺省。如果按编年体线性叙事，难免呈现断续的状态，有碍于讲述和接受，漫长中世纪中劳动观念、制度的发展更难厘清。与其说这是作者用词源学作为研究切口的原因，毋宁说是作者的借口。罗贝尔·福西耶要在此书的写作中实验一种独特的方法，他明白，几乎所有的新事物都得迎来多数受众的反对，唯一能让他们勉强接受的前提是开门见山告知读者自己也是无奈之举，便有了作者把新观念的风险全部转嫁给研究文献的妙招。他在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的结尾部分，终于按捺不住，短促而明晰地道出这个让他费尽周章的观点：“探究一个社会的蜕变，人们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时间，其实，是一种简单而意义不大的游戏。”
　　 中世纪劳动史这一课题，是典型的年鉴学派风格，罗贝尔·福西耶通过对中世纪的劳动类型，劳动工具，劳动者的身体、食物、服装，自然环境，经济等关键词的探究，勾勒出中世纪劳动的全景。从不同角度展现彼时社会的逐步发展，给人一种强烈的东方既白之感，与传统的“黑暗时期”的说法相逆。
　　 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在12世纪的金雀花王朝已初具雏形，今天的公司股份制在10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略具规模，银行家开始活跃在各地的展销会场，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欧洲南部的农民运动中首次露脸，尽管也发生了不少黑色幽默，如14世纪时英法的国君在出现财政危机时大量发行纸币并提高面值，甚至还让技术人员给百姓解释造币机械的齿轮的作用，这当然改变不了百姓们的观点——货币本身是“长角的”。种种进步和萌芽的揭示，不代表罗贝尔·福西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今天我们仍然停留在那个年代（按：中世纪）。因为我们的时代与过往很多时代一样，总是陶醉于技术上的成就。”这位八旬老者回首过往时代，发出这样的喟叹，不一定无误，但值得反思。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工作的最大的效用也许只是为了引发社会反思，而不是等待他们盲目的信任或蛮横的批驳。
　　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研究影响甚微，欧美学界已开始对其进行反思，不少新史学代表者，如凯斯·托马斯（著有《宗教与巫术的衰落》）的态度已然中庸，皈依传统。我们对新史学的研究却刚起步，连上路都谈不上。今年“生活流”历史著作的兴起，不知可否看作是中国史学界的觉醒与发力。《中世纪劳动史》应该不单是“日常生活译丛”的第一弹。
　　《中世纪劳动史》[法]罗贝尔·福西耶 著 陈清瑶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