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一生积极勤奋，爱国情盛，报国心切。1907年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受民主革命校风的影响，少年杨杏佛颇为向往革命，主张推翻清王朝，他曾自号“死灰”，表达对清王朝的绝望。面对故国焦土，他愤题《风入松》词，凄然曰：“苍茫故国遍烽烟，残照泣啼鹃。”少年即已自比杜鹃啼血呼民贵，既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之深情，也体现了他深厚的词赋功底。
　　1909年，杨杏佛年方十六，在老师雷铁厓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是年11月6日，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苏州正式成立南社，以文学为武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1912年1月，杨杏佛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任秘书时，结识了应雷铁厓之邀亦来作秘书的柳亚子。虽然柳亚子在总统府只呆了3天，但他对杨杏佛的文采仍然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夸杨“语言妙天下”。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再加上他们共同的朋友雷铁厓的关系，柳杨二人渐成知己。柳亚子盛情邀请杨杏佛加入南社，并请其参加南社雅集。杨杏佛随即应邀入社，于3月12日给柳亚子寄上已填妥的入社书。由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在即，他未能参加南社3月1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六次雅集活动。
　　杨杏佛加入南社后，与柳亚子书信往来频繁。从目前所见材料分析，杨杏佛与柳亚子的围绕南社书信往来而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杨杏佛在京时期；二是杨杏佛留学美国时期；三是新南社时期。他们在信中互通信息，点评时事，探讨文学，商谈社事。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杨杏佛始终未能参加南社雅集活动，而与柳亚子通信几乎成为他参与南社后的主要社务活动。
　　
　　 一、在京参与同盟会员暨南社社员的办报活动
　　
　　南京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后，杨杏佛北上赴京。在京时期，他以办报来阐发同盟会的政治主张。5月11日，他写信告诉柳亚子，他住在北京同盟会本部，同盟会计划办一份大报，以宣传会中主张，准备请早已南归的雷铁厓来主持笔政。由于同盟会缺少办报经费，其事不成，杨杏佛遂应赵铁桥之邀，转任《民意报》驻京记者。5月25日，他致函柳亚子，告之已移居《民意报》在京报馆。《民意报》是京津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言论多针对袁世凯政权。当时柳亚子也在上海主笔《太平洋报》，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太平洋报》同时也是南社同人工作与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杨杏佛故函请柳亚子随时赐以材料，并要求订购《太平洋报》。
　　当时，同盟会员暨南社社友邓家彦(孟硕)也在上海办《中华民报》，这是同盟会系统各报中反袁最坚决的一份报纸。杨杏佛对邓的活动十分关心，多次致函柳亚子予以询问，杨还特作题为《赠孟硕时主中华民报》诗发表于《南社丛刻》第六集。
　　仇亮、景耀月、田桐等同盟会员暨南社社友在京的办报活动也十分活跃，杨杏佛不时地向柳亚子通报了他们在京的活动，其中包括名噪一时的“假政府”报争。7月5日，北京《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南京假政府”。当晚，北京《国风日报》同盟会干事白逾桓、《民主报》同盟会干事仇亮、《国光新闻》同盟会干事田桐率领同盟会系统的《民主报》、《国光新闻》、《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7报工作人员20余人，前往国民公报报馆问罪，打伤了该报经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并将承印该报的群化印书馆全部捣毁。柳亚子闻讯后甚觉痛快，称田、仇等人此举，就像《红楼梦》中探春击王善保家，大是快人快事，并大骂徐佛苏是无恶不作的“保党悍酋”。白、仇、田不久遭起诉，但杨杏佛和柳亚子一样支持他们，指责《国民公报》肆无忌惮地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
　　
　　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对袁世凯的肆意妄为，杨杏佛甚为愤慨，他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指斥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之奸险狡诈。眼见梁启超辈公然狐媚权贵，杨杏佛对柳亚子表示，他不愿再呆在北京这样一个魑魅魍魉的运动场。8月，《民意报》连日刊载《共和建设别记》长文，揭露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使用手腕谋取临时政府大总统职的内幕。文尚未刊完，袁世凯已大怒，授意天津法租界当局下令《民意报》停刊。杨杏佛告诉柳亚子，《民意报》同人已齐集北京，准备作最后的激战，而他本人待孙中山由晋归后，将随之赴沪。《民意报》终未能复刊，杨杏佛因出国留学事已定，不久即离京南下。因11月6日方抵沪，他未能如愿与柳亚子相会于10月27日南社在上海举行的第七次雅集活动。
　　在京时期，热心的杨杏佛计划与田桐一起创建北京南社分会，他主动向柳亚子表示要组织在京社友雅集，并介绍新人入社。但是，由于忙于报馆事务，杨杏佛之后并未参与北京南社分会的发起活动。7月15日，他写信向柳亚子坦陈，北京南社分会已成立，发起人是田桐，通讯处即设于其《国光新闻》社内。8月13日，宋教仁、景耀月、田桐、陈蜕盦、杨杏佛、仇亮六人在《民主报》发表《告在京南社诸社友》书，正式宣告南社北京事务所成立。但杨杏佛因故依然未参加北京社友于9月在黄兴寓所的雅集。
　　
　　二、在美为南社注入新鲜血液
　　
　　杨杏佛加入南社后不及一年赴美留学，在美时期，杨杏佛与南社之间的牵线人依然是柳亚子。
　　赴美后，杨杏佛从柳亚子的第一封回信中即得知柳亚子因与高旭闹矛盾而离开南社，他急切地向柳亚子询问原因。原来，1912年10月27日，就在杨杏佛未及参加的那次南社上海雅集活动上，柳亚子提出修改条例，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并毛遂自荐。但是，也是南社创始人的高旭第一个便站出来反对，在他的影响下，投票结果反对票多于赞成票。柳亚子虽然当选为重要的诗选编辑员，但他受不了高旭的冷言冷语，一怒之下登报宣布出社，扬长而归黎里。见柳出社，其他二位当选的编辑员也坚不就职，南社活动陷入僵局。杨杏佛十分同情柳亚子，他认为南社是文艺结合之会社，不应该采用政党竞争之手段，高旭辈用私人感情对待社事，无视南社宗旨，把法定的会社当作酬酢的利器，无聊极矣。一怒之下，杨杏佛也作出了脱离南社的决定。
　　柳亚子避嚣黎里后，1913年3月20日，南社第三届文选编辑员宋教仁遇刺身亡，不久革命党人“二次革命”失败，柳亚子因而消极厌世，在黎里编辑《春航集》以长歌当哭。杨杏佛十分了解柳亚子，他知道柳并非闲来无事以捧戏子为乐，他除了为柳出版《春航集》聊尽绵薄之力外，还题诗相赠，发表于《南社丛刻》第十二集（1914年10月）。一句“金樽檀板灵均泪”，道明了柳心之苦与无奈。面对柳亚子不问国事的悲观情绪，杨杏佛一再奉劝柳去厌世之思，作求社会自省的愚公移山之业，成败不足计，但求尽责。
　　杨杏佛虽表示脱离南社，但他与柳亚子一样，对南社依然怀有很深的感情。也许是经柳劝阻，杨之后并未脱离南社。在柳亚子的坚持下，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时终于决定改三头制为一头制，并建立主任制度。会后，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
　　南社改组后特别强调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杨杏佛则进而希望南社能帮助中国重建共和大业。他在1914年10月18日给柳亚子的信中诚恳地建议：南社作为东南唯一的学林，应该担负起以文学改良社会的重任，社员应多作针砭人心的小说、大文学家的传记著作、文学教科书等等。
　　得知柳亚子已于双十节当选为南社主任后，杨杏佛对南社又重燃希望，他热心地介绍了科学社社友梅光迪和胡先骕加入南社，同时入社的还有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三人于1915年4月填妥入社书寄回国内，入社号码依次为439（梅）、440（任）、441（胡）。此三人的加入将中国留美学生新兴的文学革命之风从绮色佳吹过了太平洋，吹进了南社，并最终将南社吹散。
　　
　　1915年夏，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纽约州绮色佳城，胡适、梅光迪、任鸿隽、唐钺和杨杏佛这5名中国留学生针对中国的文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适提出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文字。此言遭到梅光迪、任鸿隽的坚决反对，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就此开始。当时，与胡适同道的赵元任也在探讨文字问题，提出国语罗马字化的可能性。次年夏天，胡适又提出诗国革命的主张，欲以白话诗取代旧体诗，再次遭到梅光迪、任鸿隽等的反对。青年人的争执难免言语偏激，当梅光迪对胡适开始人身攻击后，胡适也对梅光迪进行了反攻，同时将打击对象扩充到南社。他在白话长诗《答梅觐庄》中说：“诸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胡适还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批判南社。胡适认为前清遗老陈散原、郑孝胥之流的作品，比南社社友的作品高超多了。胡适对南社的蔑视引起了南社主盟人柳亚子的不满，柳亚子于是起而反驳。同时，南社内部也掀起了同光体之争。在南社内部的争执中，胡先骕是反对柳亚子，推崇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场争论中，杨杏佛虽算不上彻底反对白话文，但其立场在初时也是相当偏保守的。1915年8月24日，文学革命争论初起时，杨杏佛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批判了国语罗马字化的主张，认为把罗马拼音法行于国语是绝无道理的。
　　随着讨论的深入，杨杏佛不再反对文学革命。他写信告诉柳亚子，他认为胡适和胡先骕的观点有理可衡，有物可证，无可指责，并劝说柳不要计较两胡的不敬之辞。但心高气傲的柳亚子容不下这口气，1917年4月23日，柳亚子致函杨杏佛痛斥胡适，反对白话文和白话诗，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以《与杨杏佛论文学书》为题公开发表。柳亚子在信中讥讽胡适所作白话诗“真是笑话！”在特别表扬了也是新文化干将的陈独秀之后，大骂胡适“画虎不成反类犬”。他表示对文学革命并不反对，认为革命当革思想而非形式，新体裁无法取代旧体裁。
　　杨杏佛接柳亚子信后，对柳的文学革命当重思想不重体裁的主张表示赞同。但与柳不同的是，他并不反对白话文和白话诗，他特别向柳亚子推介了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夸其用字通俗易懂。
　　杨杏佛希望柳亚子摆脱派别体裁之争，与胡适一见，共担中国文学革命的重担，从根本上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但正像杨杏佛担心的那样，柳亚子深陷派别体裁之争而不能拔，继因同光体之争而开除朱玺、成舍我出社，引起南社更大范围的派别之争。柳亚子心灰意懒之下第二次自动出社，南社社员也因之意志消沉，使南社在无形中被解散。
　　
　　三、再续前缘
　　
　　杨杏佛与南社再续前缘，已是新南社时期。
　　当时，柳亚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反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甚至对注音文字也表现出了向往。
　　眼见南社日益分崩离析，许多社员守旧不前，为了跟上新文化运动的步伐，柳亚子于1923年5月，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8人发起组织新南社。此时，10月2日，旧南社少数社员丢弃了南社一贯崇尚的气节，参与曹锟贿选，旧南社丧钟就此敲响。
　　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
　　杨杏佛是新南社社员，但新南社三次集会他都未能参加。第一次是成立大会。不知何故，时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的杨杏佛并未参加。第二次是1924年5月5日的上海聚餐会。他不参加的理由是他刚刚由沪归宁，不便立即回沪。第三次是1924年10月10日的上海聚餐会。当时杨杏佛因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排挤，已离开南京，回到上海，计划投奔孙中山。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各地奔波，许是不在沪的原因，他也未参加这次集会。
　　作为新南社的社员，杨杏佛在新南社时期唯一活动是为他和柳亚子共同的故人雷铁厓编文集。
　　雷铁厓生前是南社最知名的川籍社员。他于1910年由柳亚子介绍入社，两人惺惺相惜，颇重情义。1912年夏，雷铁崖回乡省亲，柳亚子赠诗相送，杨杏佛亦题《送铁厓归蜀次亚子韵》诗相赠。途中雷铁崖给柳亚子寄去一封长达数千言的信，讲述他在汉口看戏时见到的女伶郭凤仙非常美丽，称“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实惟郭凤仙乃第一真美人”。柳亚子见雷不把他所推崇的伶人冯春航誉为第一美人，便回信戏难，同时把两人的来往信件发表在7月4日的《太平洋报》和后来的《南社丛刻》第七集上。杨杏佛见《太平洋报》后颇觉二人有趣，遂致信柳亚子戏称二人是一对痴，还作诗《铁厓倾倒于汉皋女伶郭凤仙形诸诗文一往情深凤仙昔年在沪曾有数面缘见铁厓作枨触旧怀黯然赋此》。柳亚子又将杨信和诗发表在《南社丛刻》第六集上。
　　以后，北洋军阀当道时期，雷铁厓因不满于时势而精神异常。杨杏佛初回国时曾在上海面见已发病的雷，甚为心痛。雷不久被送回四川故里养病，于1920年5月8日在四川病逝，享年48岁。
　　雷铁厓去世时南社已名存实亡，柳亚子组织新南社后，便着手为雷出版文集，杨杏佛也甚为关心。1924年4月10日，杨杏佛致函柳亚子询问出版情况，并表示愿意出钱赞助。不久，杨杏佛又与朱经农一起承担了印刷经费的募集工作。
　　1925年后，柳亚子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杨杏佛此时也已放弃他的教书生涯，再次投身革命。1932年两人曾共同参与营救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
　　从杨杏佛在新旧南社时期的活动可以看出，柳亚子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柳亚子是让杨杏佛与南社结缘的月老，也是一根维系杨杏佛与南社缘份的红线。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