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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大地湾遗址发掘的第五个年度即将结束。25日这天,我在清理完三层下的一座编号为F410的房屋遗迹后,又继续向下清理,在距F410下约10厘米深处又发现了一座白灰地面的房屋遗迹。当清理到房址的中部时,在房屋居住面上出现了一些黑色线条,起初还以为是被烟熏成的,后来随着清理范围的扩大,可以看清是一种类似人形的图案。当时我十分高兴,这是我们在大地湾发掘五年来首次发现绘制在房屋居住面上的图案花纹,并且还是人物图案。至此我就更加细心地用毛刷扫去粘在画面上的黄土,一寸寸地向东推进,到下午5点左右,这片画有图案的居住面才被全部揭露了出来。
经当时的初步观察分析,其绘画位于F411居住面的中部靠上方,即后墙根的部位,所占面积约1.32平方米。似乎中间一人,两侧相去10厘米处各有一人,共有三人之组合。但西部的一人仅残存头部和右手握有棍状物的痕迹,其余大部已被当初使用的过程中磨擦破坏了。中部和东部的两人保存尚好,均作双腿交叉状,左手高举至头部,右手自然下垂横握一棍状物。人身的长度基本相同,在32.5~34厘米之间。中间之人形体宽大,尤若一男性。而东部之人则胸宽腰细,恰似一女性。在人物之下方(北部)12厘米处,东西向绘有一长55厘米、宽15厘米的长方框,框中东西向分别排列着两只爬行动物图案。所以,这幅地画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幅“家庭狩猎图画”。
这是多么重要的发现啊!我当即安排了看守的人员,自己飞奔下山去向当时的工地负责人张朋川和郎树德同志汇报,经过紧急协商讨论后,由张朋川和我上山进行测绘与临摹工作,郎树德负责打电话到天水和兰州,向有关部门汇报,并让省博物馆速派人来进行拍照和保护。我和张朋川先生的测绘与临摹工作一直进行到下午7点多钟,直到天黑得看不清楚了,手也冻得拿不稳笔了,这才结束了当天的工作,没有临摹完的一些细部到第二天才作了补充完成。26日,当时在天水办事的岳邦湖就赶到了现场,他对地画作了全面拍摄之后,我用包裹图纸的一块塑料薄膜将地画覆盖好,用土将四周压定,并派专人看护。
29日晚,博物馆领导委派的美术人员徐祖蕃、化验室技术人员李现、摄影人员张宝玺等才赶到工地。大家初步讨论了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张宝玺进行了再次拍照,徐祖蕃也进行了再次临摹。31日,李现对地画进行了水溶性聚乙烯醇加固和保护。从11月2日开始,我们对地画进行切取和木框加固搬运工作,并在室内清去背土,用环氧树脂合刨花填涂,用红外线灯烤固,然后运回兰州,现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经当时的初步观察分析,其绘画位于F411居住面的中部靠上方,即后墙根的部位,所占面积约1.32平方米。似乎中间一人,两侧相去10厘米处各有一人,共有三人之组合。但西部的一人仅残存头部和右手握有棍状物的痕迹,其余大部已被当初使用的过程中磨擦破坏了。中部和东部的两人保存尚好,均作双腿交叉状,左手高举至头部,右手自然下垂横握一棍状物。人身的长度基本相同,在32.5~34厘米之间。中间之人形体宽大,尤若一男性。而东部之人则胸宽腰细,恰似一女性。在人物之下方(北部)12厘米处,东西向绘有一长55厘米、宽15厘米的长方框,框中东西向分别排列着两只爬行动物图案。所以,这幅地画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幅“家庭狩猎图画”。
这是多么重要的发现啊!我当即安排了看守的人员,自己飞奔下山去向当时的工地负责人张朋川和郎树德同志汇报,经过紧急协商讨论后,由张朋川和我上山进行测绘与临摹工作,郎树德负责打电话到天水和兰州,向有关部门汇报,并让省博物馆速派人来进行拍照和保护。我和张朋川先生的测绘与临摹工作一直进行到下午7点多钟,直到天黑得看不清楚了,手也冻得拿不稳笔了,这才结束了当天的工作,没有临摹完的一些细部到第二天才作了补充完成。26日,当时在天水办事的岳邦湖就赶到了现场,他对地画作了全面拍摄之后,我用包裹图纸的一块塑料薄膜将地画覆盖好,用土将四周压定,并派专人看护。
29日晚,博物馆领导委派的美术人员徐祖蕃、化验室技术人员李现、摄影人员张宝玺等才赶到工地。大家初步讨论了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张宝玺进行了再次拍照,徐祖蕃也进行了再次临摹。31日,李现对地画进行了水溶性聚乙烯醇加固和保护。从11月2日开始,我们对地画进行切取和木框加固搬运工作,并在室内清去背土,用环氧树脂合刨花填涂,用红外线灯烤固,然后运回兰州,现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