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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舆论在演变过程中会因舆论生态失衡而出现舆论分化与冲突的情况，这与媒體报道方式、舆论环境、受众媒介素养与心理等元素息息相关。一方面，舆论冲突违背了公共理性，但另一方面，舆论冲突也是为了维护公共理性。以孙杨拒检事件为个案，论述舆论冲突与公共理性的关联性;深层次、多角度反思与分析舆论冲突的成因;进而基于公共理性和规则意识，从多层面提出舆论融合与引导策略。
【关键词】舆论冲突;孙杨事件;公共理性;融合与引导策略
一、舆论冲突与公共理性
舆论是利益相近或相同的人们在政治、经济和其他交往活动中对公众事务发生的意识反射，是社会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舆论冲突表现为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国家与国家间发生的舆论对撞。如果舆论诉求得不到满足或受到打压，将出现舆论激化和冲突。[1]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多样性、影响力，网络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网络舆论常常呈现出与传统大众媒体上的舆论所不同的景观，也极大地改变了舆论格局。[2]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冲击颠覆了传统媒体的结构与运作模式，民众舆论表达常处于情绪先于真相的无序状态，信息安全与信息公开间的冲突交锋日趋严重。[3]舆论演变整体呈现复杂多变、冲突加剧、撕裂的趋势。在舆论演变过程中，不同舆论主体的利益诉求不一致，思想涵养不同，难免会出现非理性的舆论风向，公众社会认知与表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又反过来加剧了网络社会的舆论冲突和激荡。因此，需要通过探究舆论冲突的成因来寻找应对策略。其中，公共理性在舆论演变中担任着类似于“审判官”的角色，影响着舆论的演变方向，把本身不属于一个哲学范畴的元素巧妙嫁接在一起，成为处理舆论冲突的重要关键。
公共性与公众性是舆论的内在价值，不可偏废。舆论的公共性价值强调个人理性、权利本位和公共利益，即公共理性。[4]新康德主义者罗尔斯在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公共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能够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这是法政公理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以及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5]介于工具理性的“理性经济人”与注重道德和价值理性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他还曾提出了“理性道德人”一说。引申来看，中国近年来日益重视国际合作，同时积极倡导与推动国际合作中的公平正义理念，这是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但单个个体的努力仍需要在互动中对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进而达到塑造整体环境的目的。[6]这种互动在互联网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舆论的互动，因而公共理性视域下的舆论冲突与整合对象不仅包括新媒体社会中的个人和媒体，也包括国内外舆论。此外，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中提到交往理性具有语言性、程序性和主体间性等基本特征。在此意义上，人们在公共领域的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共识的实践理性就是交往理性，它对公共领域中人的行为、话语方式予以规范和引导。而此种意义上的交往理性也契合了公共理性的理论旨趣。[7]
公共理性在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调解员”角色，能有效调节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博弈与平衡。这里的“公共领域”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与文化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范畴，而非价值判断的理性范畴。在孙杨拒检事件中，媒体或网民自发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舆论场正是一个客观存在，其中包括对涉事各方不同评价在内的冲突舆论，主要表现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立场分歧、国内外媒体的惯性舆论冲突、自媒体内部不同平台的舆论冲突，且舆论不断分化反转。
二、公共理性视阈下孙杨事件舆论冲突的成因
（一）部分国内主流媒体欠缺公共理性的偏颇报道
主流媒体影响力大，主导社会舆论。在孙杨拒检事件初期和中期，部分国内主流媒体对孙杨整体持力挺态度，渲染一致抵外的舆论氛围，却未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客观理性地报道和分析孙杨团队自身行为的不妥。这些国内主流媒体欠缺公共理性的偏颇报道，助长了跟风舆论的偏颇态势，为舆论冲突埋下了隐患。在事件后期，尤其在2020年2月28日孙杨裁决结果公布以后，不少自媒体开始反思报道孙杨团队拒检行为的不妥及对国际规则的违背，受众开始反省和理性回归，舆论开始反转。此时，舆论焦点已经不是孙杨是否真的服用了兴奋剂，而是孙杨团队对规则的违背、对听证会准备的不足、舆情应对的失败。此前积极报道的部分国内主流媒体却选择了“低调”，缺乏及时有效的舆论引导。不难看出，在该事件中，国内一些主流媒体没有坚持公共理性，对国际规则、法理实践原则强调不足，违背客观公正原则的偏颇报道造成了许多国内受众对事件的错误认知，成为造成舆论冲突的重要原因。
（二）自媒体群体动员下非理性的“舆论狂欢”
目前自媒体传播的极端化、碎片化、传播下沉及舆论市场的活跃导致了传播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显现，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传播力起到分解作用。技术赋权的自媒体，赋予了每个人、每个群体充分的发言权，具有与生俱来的“亲民性”，带来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效应。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同时指出，人们一旦形成群体，就会表现出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绪激动等特点。[8]在孙杨拒检事件中，国内微博、微信、知乎以及国外的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满天飞，“舆论狂欢”造成明显群体极化现象。技术赋权和群体动员使不少缺乏新闻专业素养的所谓“公民记者”，缺乏对公共理性的基本尊重，在自媒体平台上根据主观臆断评述此事，并非公正的情绪传播超过了对事件真相的核查。而作为围观者的普通网民也在几乎不受约束的网络表达中宣泄着对事件的偏颇认知、偏激情绪，为舆论冲突奠定了非理性的群体心理基础，最终造成缺乏公共理性的冲突性、群体性的“舆论狂欢”。
（三）狭隘民族主义裹挟下的盲从 从当下现实看，领土争端、贸易摩擦、跨国公司涌入，再加上国内社会矛盾，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的温床。[9]违背公共理性、忽视客观事实、避重就轻地盲从跟风，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从国内来讲，在孙杨拒检事件中，首先，部分主流媒体因缺乏理性反思的片面言辞，激发了国内民众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次，民众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必然要寻找表达的路径，不理智的盲从行为和网络发泄就成为成本最低的选择，他们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踊跃发声，脱离了就事论事、公平公正的公共理性的正常表达轨道。
（四）国内外舆论环境与应对理念的迥异
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媒体制度的不同，造成了国内外舆论环境和舆论应对理念的迥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于社会情绪的引导重在安抚疏导，主流媒体报道也跟着政府走，这与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路径有较大差异。美国媒体极具商业化色彩，是与政治层面相对独立存在的，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美国新闻的理念与我国严格坚守新闻党性原则的中国媒体有着巨大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媒体及官方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严防死守，但国际舆论仍然出现了很多对中国不利声音的原因。本次孙杨拒检事件又把中国泳坛推上国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可在万众瞩目之下，国内主流媒体对事件避重就轻的片面报道，难免会引发国外舆论的批判，这成为该事件引發国内外舆论冲突的重要原因。
三、公共理性视阈下的舆论融合与引导策略
（一）重建媒介伦理体系，增强公共理性表达
独立、公平、正义、责任、服务公共利益等原则，是长期以来新闻媒介应该坚守的伦理准则。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新闻行业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新媒体时代，媒介伦理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更新发展，除了进一步坚持传统媒体伦理价值体系之外，还需要融合基于技术和平台的新媒介伦理要求，增强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能力。因新技术而生的自媒体、社交媒体一方面会对新闻伦理产生冲击，但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主流媒体意识到重建媒介伦理体系的重要性，警惕民粹主义等因素影响下的舆论分化与冲突，这需要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共同努力。作为权威媒体，主流媒体应坚守媒介伦理精神，要承担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主流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观等职责，以伸张公平正义、解决实际问题、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责任为目的，而不能仅仅强调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当普通网民面对大量不知真伪的网络信息和一些偏颇的极端言论时，主流媒体就需要设置“意见领袖”来为其分析、解惑，从而避免舆论的盲目性。[10]
美国心理学家帕特里夏·华莱士曾言：“一旦人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被追到个人头上，他们就会变得不那么受社会习俗和戒律的约束。”[11]这也是网络新媒体及网民缺乏公共理性表达的原因之一。因此，主流媒体以“弘扬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价值指向，关键在于要坚守和增强公共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孙杨拒检事件中，主流媒体应引导舆论，重建媒介伦理体系，坚守公共理性原则，客观全面报道事实、维护正义、主动发声、敢于发声，对孙杨团队拒检违规问题进行反思与揭示。只有将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传递给自媒体参与者和普通网民，才能引领他们把现实利益问题如实地通过舆论客观、理性地表达，承担起社会责任，遵从公共立场原则，对舆论进行理性反思和实践检验，努力化解主流媒体舆论场与自媒体舆论场的舆论冲突。
（二）贯通“官民”舆论场，强化协同舆情治理
中国当下舆论场可分为由主流媒体支撑的官方舆论场和由非主流媒体支撑的民间舆论场。[12]官方舆论场的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及相关权力部门、主流媒体及网民，民间舆论场的主体包括第三方机构、自媒体及网民。近年来，中国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舆论冲突此消彼长的趋势愈演愈烈。新媒体时代，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融通融合、平分天下的舆论新格局已经形成。但这并不代表官方舆论场就失去了公信力和职责使命，反而更应彰显官方舆论场主动发声、协调议程的“主人翁精神”。为了化解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舆论冲突，政府及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多管齐下贯通“官民”舆论场，强化协同舆情治理。为此，要坚持公共利益为导向，公共利益是两个舆论场整合和共振的前提，也是公共理性的共同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力量，能够消解和纠正舆论场中偏激和消极的部分。其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直面问题，通过主流媒体主动理性发声，协调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达成二者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议题认同;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加强政府、官方机构当事人与民间舆论场的意见沟通和协调，形成良性循环。
在孙杨拒检事件中，主流媒体应尽早正视问题，主动设置议程，引领客观、公正、正确的舆论风向。同时要尊重公众逻辑，真正“俯下身来”，在发挥官方舆论场核心作用的同时，也应激发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活力，吸取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及运营模式，第一时间关注民间舆论场焦点，及时调整媒介议程，携手自媒体及第三方机构协同治理舆情，在互动中提升正面舆论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打通并推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三）坚持以“理”为本，避免狭隘民族主义
坚持以“理”为本，以理服人，这个“理”不仅指新闻媒介伦理，还指公共理性、规则意识、同理心等，其针对的对象既包括政府、主流媒体等，也包括自媒体及当事人在内的普通网民。虽然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理念与西方社会不同，但对于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的区分与融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与协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反思与确证，同样是中国现代性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现实环节。[13]
另外，“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了公民正确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生成和巩固，对此必须引起足够警惕，既要将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和思维方式对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加以明晰，又要警惕将朴素的爱国情感打入民粹主义阵营。[14]就自媒体来说，因其具有自发性、草根性、非理性、易传性的特点，故需要兼顾行业自律和相关部门的他律;需要遵循媒介伦理和公共理性，不断提高媒介专业素养，不造谣、不传谣、不攻击，坚持客观理性传播。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在互联网社会圈层细分化的现状下，观点越分化，就越需要专业看法的从容表达、正视问题的理性回归、规则的遵守与尊重，不被所谓的情绪所绑架，这是对新媒体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的要求。 在孙杨拒检事件中，作为新时代的偶像和网络大V的孙杨，对粉丝文化、社交情绪、民族主义的调动都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但在社会契约和规则的大背景下，需要熟知和遵守规则。不可否认的是，孙杨团队的拒检行为违背了国际规则和公共理性，这或许源自个人长期以来对规则的轻视或懈怠态度;另外，孙杨团队在听证会上的准备不足、对法庭程序的藐视等，也是造成后来不利裁判结果和舆论危机的原因。除了孙杨一案，中国体育此前没少吃轻视相关行业规则和法律法规的亏，如当年中国足协与卡马乔的合同纠纷、举重选手黎雅君因“无视”规则丢掉奥运会金牌等事件。而国安和恒大之所以能打赢“国际官司”，无外乎他们吃透了规则、应对专业，掌握了于己有利的完整“证据链”。由此可见，不论是网络空间的媒体还是公众个人，均需撇开身份差异和舆论偏见，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和行为准则下行使网络权力，坚守以“理”为本，遵循共同的行为尺度，才会减少网络舆论冲突。
（四）审视国内外舆论环境，提升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在如今全球化语境与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媒介环境下，国内国际舆论相互影响，通过媒体传播、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发生“溢出效果”。即两者产生“共焦点”，由国际舆论场“由此及彼”的作为和延伸报道后，又“溢回”国内舆论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口转内销”，再次形成新的舆论焦点，从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社会情绪都产生影响。[15]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虽说近年来国际涉华舆情正面和积极的声音明显增多，对敏感问题的报道有所减少，但依然存在“不和谐音”。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全面认识国际舆论的多元复杂性，顺应国内外舆论融合的趋势，谨防过度引导和议程设置的反效果。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媒介事件中，我国官方和主流媒体的态度应理性冷静，沉着应对。既要清醒审视国际舆论中有误读和歪曲报道中国的内容，也要客观认识正面呈现中国形象的内容。对于“不和谐音”，我们要找到问题所在：一方面，国内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国际舆论的“指南针”，尤其当外媒难以从官方渠道获得第一手信息时，这种倾向就愈加明显;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媒体的报道有失偏颇。因此，首先要自我审视，以强公信力的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设置好议程，畅通信息渠道，消除国内非理性舆论。其次，应当坚持国内外互动下的理性对话，尽力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勿让非理性言论成为国外舆论的“笑柄”。再次，应加大对外传播力度，及时扭转信息流进流出“逆差”，争取更多理解和支持，让正面、积极的舆论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流声音，提升舆论引导时度效。
在孙杨拒检事件中，倘若主流媒体正确引领民间舆论场，坚持从公共理性出发主动发声，对孙杨拒检行为的不妥及时进行反思，给国内外受众一个圆满交代，或许对于建立中国反兴奋剂的国家信用和美誉度都将大有帮助，也能够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企图给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教练及其他相关人员。同时，这次事件也是对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一次提醒，提醒我们如何正确指导运动员面对兴奋剂检测的态度，合法合规地保障运动员权益;如何在发生国际诉讼纠纷时更好地把握规则、赢得主动;如何在国际纠纷中传递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四、结语
随着社会公共理性的提升和媒介权力的释放，在国内外复杂舆论形势下，转型期的舆论更加活跃，无论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舆论，舆论高涨是由社会矛盾不能或长期没有解决而激发的，因而舆论在演变过程中的舆论分化与冲突趋势日渐明显。此时，各舆论场“硬碰硬”不是良策，“删禁堵瞒”不是出路，“避重就轻和模棱两可”更不可取，主流媒体要树立“主人翁精神”，以“公共理性”为基点，以“客观全面”为方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共情传播”为效果。同时，尊重和亲近新媒体技术下自媒体支撑的民间舆论场，逐渐实现舆论整合与引导方法的转变。最后，针对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舆论，不能任凭“沉默的螺旋”自个儿转，而要主动牵引、有效把向，以消除主流媒体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国外国内舆论场和自媒体自身舆论场内的舆论壁垒，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导向，使新时代的舆论分化与冲突日趋融合。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改项目“新建专业新闻学（新闻评论方向）建设”项目（编号JG180502）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輿论引导机制创新及应对策略研究”（编号20ZDA05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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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崔聪，张励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爱国主义价值观培育的挑战与应对[J].理论导刊.2020（1）：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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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月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唐远清为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特聘教授）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舆论冲突;孙杨事件;公共理性;融合与引导策略
一、舆论冲突与公共理性
舆论是利益相近或相同的人们在政治、经济和其他交往活动中对公众事务发生的意识反射，是社会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舆论冲突表现为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国家与国家间发生的舆论对撞。如果舆论诉求得不到满足或受到打压，将出现舆论激化和冲突。[1]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多样性、影响力，网络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网络舆论常常呈现出与传统大众媒体上的舆论所不同的景观，也极大地改变了舆论格局。[2]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冲击颠覆了传统媒体的结构与运作模式，民众舆论表达常处于情绪先于真相的无序状态，信息安全与信息公开间的冲突交锋日趋严重。[3]舆论演变整体呈现复杂多变、冲突加剧、撕裂的趋势。在舆论演变过程中，不同舆论主体的利益诉求不一致，思想涵养不同，难免会出现非理性的舆论风向，公众社会认知与表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又反过来加剧了网络社会的舆论冲突和激荡。因此，需要通过探究舆论冲突的成因来寻找应对策略。其中，公共理性在舆论演变中担任着类似于“审判官”的角色，影响着舆论的演变方向，把本身不属于一个哲学范畴的元素巧妙嫁接在一起，成为处理舆论冲突的重要关键。
公共性与公众性是舆论的内在价值，不可偏废。舆论的公共性价值强调个人理性、权利本位和公共利益，即公共理性。[4]新康德主义者罗尔斯在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公共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能够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这是法政公理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以及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5]介于工具理性的“理性经济人”与注重道德和价值理性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他还曾提出了“理性道德人”一说。引申来看，中国近年来日益重视国际合作，同时积极倡导与推动国际合作中的公平正义理念，这是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但单个个体的努力仍需要在互动中对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进而达到塑造整体环境的目的。[6]这种互动在互联网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舆论的互动，因而公共理性视域下的舆论冲突与整合对象不仅包括新媒体社会中的个人和媒体，也包括国内外舆论。此外，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中提到交往理性具有语言性、程序性和主体间性等基本特征。在此意义上，人们在公共领域的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共识的实践理性就是交往理性，它对公共领域中人的行为、话语方式予以规范和引导。而此种意义上的交往理性也契合了公共理性的理论旨趣。[7]
公共理性在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调解员”角色，能有效调节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博弈与平衡。这里的“公共领域”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与文化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范畴，而非价值判断的理性范畴。在孙杨拒检事件中，媒体或网民自发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舆论场正是一个客观存在，其中包括对涉事各方不同评价在内的冲突舆论，主要表现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立场分歧、国内外媒体的惯性舆论冲突、自媒体内部不同平台的舆论冲突，且舆论不断分化反转。
二、公共理性视阈下孙杨事件舆论冲突的成因
（一）部分国内主流媒体欠缺公共理性的偏颇报道
主流媒体影响力大，主导社会舆论。在孙杨拒检事件初期和中期，部分国内主流媒体对孙杨整体持力挺态度，渲染一致抵外的舆论氛围，却未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客观理性地报道和分析孙杨团队自身行为的不妥。这些国内主流媒体欠缺公共理性的偏颇报道，助长了跟风舆论的偏颇态势，为舆论冲突埋下了隐患。在事件后期，尤其在2020年2月28日孙杨裁决结果公布以后，不少自媒体开始反思报道孙杨团队拒检行为的不妥及对国际规则的违背，受众开始反省和理性回归，舆论开始反转。此时，舆论焦点已经不是孙杨是否真的服用了兴奋剂，而是孙杨团队对规则的违背、对听证会准备的不足、舆情应对的失败。此前积极报道的部分国内主流媒体却选择了“低调”，缺乏及时有效的舆论引导。不难看出，在该事件中，国内一些主流媒体没有坚持公共理性，对国际规则、法理实践原则强调不足，违背客观公正原则的偏颇报道造成了许多国内受众对事件的错误认知，成为造成舆论冲突的重要原因。
（二）自媒体群体动员下非理性的“舆论狂欢”
目前自媒体传播的极端化、碎片化、传播下沉及舆论市场的活跃导致了传播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显现，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传播力起到分解作用。技术赋权的自媒体，赋予了每个人、每个群体充分的发言权，具有与生俱来的“亲民性”，带来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效应。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同时指出，人们一旦形成群体，就会表现出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绪激动等特点。[8]在孙杨拒检事件中，国内微博、微信、知乎以及国外的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满天飞，“舆论狂欢”造成明显群体极化现象。技术赋权和群体动员使不少缺乏新闻专业素养的所谓“公民记者”，缺乏对公共理性的基本尊重，在自媒体平台上根据主观臆断评述此事，并非公正的情绪传播超过了对事件真相的核查。而作为围观者的普通网民也在几乎不受约束的网络表达中宣泄着对事件的偏颇认知、偏激情绪，为舆论冲突奠定了非理性的群体心理基础，最终造成缺乏公共理性的冲突性、群体性的“舆论狂欢”。
（三）狭隘民族主义裹挟下的盲从 从当下现实看，领土争端、贸易摩擦、跨国公司涌入，再加上国内社会矛盾，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的温床。[9]违背公共理性、忽视客观事实、避重就轻地盲从跟风，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从国内来讲，在孙杨拒检事件中，首先，部分主流媒体因缺乏理性反思的片面言辞，激发了国内民众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次，民众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必然要寻找表达的路径，不理智的盲从行为和网络发泄就成为成本最低的选择，他们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踊跃发声，脱离了就事论事、公平公正的公共理性的正常表达轨道。
（四）国内外舆论环境与应对理念的迥异
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媒体制度的不同，造成了国内外舆论环境和舆论应对理念的迥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于社会情绪的引导重在安抚疏导，主流媒体报道也跟着政府走，这与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路径有较大差异。美国媒体极具商业化色彩，是与政治层面相对独立存在的，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美国新闻的理念与我国严格坚守新闻党性原则的中国媒体有着巨大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媒体及官方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严防死守，但国际舆论仍然出现了很多对中国不利声音的原因。本次孙杨拒检事件又把中国泳坛推上国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可在万众瞩目之下，国内主流媒体对事件避重就轻的片面报道，难免会引发国外舆论的批判，这成为该事件引發国内外舆论冲突的重要原因。
三、公共理性视阈下的舆论融合与引导策略
（一）重建媒介伦理体系，增强公共理性表达
独立、公平、正义、责任、服务公共利益等原则，是长期以来新闻媒介应该坚守的伦理准则。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新闻行业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新媒体时代，媒介伦理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更新发展，除了进一步坚持传统媒体伦理价值体系之外，还需要融合基于技术和平台的新媒介伦理要求，增强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能力。因新技术而生的自媒体、社交媒体一方面会对新闻伦理产生冲击，但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主流媒体意识到重建媒介伦理体系的重要性，警惕民粹主义等因素影响下的舆论分化与冲突，这需要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共同努力。作为权威媒体，主流媒体应坚守媒介伦理精神，要承担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主流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观等职责，以伸张公平正义、解决实际问题、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责任为目的，而不能仅仅强调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当普通网民面对大量不知真伪的网络信息和一些偏颇的极端言论时，主流媒体就需要设置“意见领袖”来为其分析、解惑，从而避免舆论的盲目性。[10]
美国心理学家帕特里夏·华莱士曾言：“一旦人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被追到个人头上，他们就会变得不那么受社会习俗和戒律的约束。”[11]这也是网络新媒体及网民缺乏公共理性表达的原因之一。因此，主流媒体以“弘扬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价值指向，关键在于要坚守和增强公共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孙杨拒检事件中，主流媒体应引导舆论，重建媒介伦理体系，坚守公共理性原则，客观全面报道事实、维护正义、主动发声、敢于发声，对孙杨团队拒检违规问题进行反思与揭示。只有将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传递给自媒体参与者和普通网民，才能引领他们把现实利益问题如实地通过舆论客观、理性地表达，承担起社会责任，遵从公共立场原则，对舆论进行理性反思和实践检验，努力化解主流媒体舆论场与自媒体舆论场的舆论冲突。
（二）贯通“官民”舆论场，强化协同舆情治理
中国当下舆论场可分为由主流媒体支撑的官方舆论场和由非主流媒体支撑的民间舆论场。[12]官方舆论场的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及相关权力部门、主流媒体及网民，民间舆论场的主体包括第三方机构、自媒体及网民。近年来，中国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舆论冲突此消彼长的趋势愈演愈烈。新媒体时代，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融通融合、平分天下的舆论新格局已经形成。但这并不代表官方舆论场就失去了公信力和职责使命，反而更应彰显官方舆论场主动发声、协调议程的“主人翁精神”。为了化解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舆论冲突，政府及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多管齐下贯通“官民”舆论场，强化协同舆情治理。为此，要坚持公共利益为导向，公共利益是两个舆论场整合和共振的前提，也是公共理性的共同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力量，能够消解和纠正舆论场中偏激和消极的部分。其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直面问题，通过主流媒体主动理性发声，协调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达成二者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议题认同;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加强政府、官方机构当事人与民间舆论场的意见沟通和协调，形成良性循环。
在孙杨拒检事件中，主流媒体应尽早正视问题，主动设置议程，引领客观、公正、正确的舆论风向。同时要尊重公众逻辑，真正“俯下身来”，在发挥官方舆论场核心作用的同时，也应激发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活力，吸取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及运营模式，第一时间关注民间舆论场焦点，及时调整媒介议程，携手自媒体及第三方机构协同治理舆情，在互动中提升正面舆论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打通并推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三）坚持以“理”为本，避免狭隘民族主义
坚持以“理”为本，以理服人，这个“理”不仅指新闻媒介伦理，还指公共理性、规则意识、同理心等，其针对的对象既包括政府、主流媒体等，也包括自媒体及当事人在内的普通网民。虽然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理念与西方社会不同，但对于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的区分与融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与协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反思与确证，同样是中国现代性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现实环节。[13]
另外，“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了公民正确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生成和巩固，对此必须引起足够警惕，既要将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和思维方式对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加以明晰，又要警惕将朴素的爱国情感打入民粹主义阵营。[14]就自媒体来说，因其具有自发性、草根性、非理性、易传性的特点，故需要兼顾行业自律和相关部门的他律;需要遵循媒介伦理和公共理性，不断提高媒介专业素养，不造谣、不传谣、不攻击，坚持客观理性传播。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在互联网社会圈层细分化的现状下，观点越分化，就越需要专业看法的从容表达、正视问题的理性回归、规则的遵守与尊重，不被所谓的情绪所绑架，这是对新媒体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的要求。 在孙杨拒检事件中，作为新时代的偶像和网络大V的孙杨，对粉丝文化、社交情绪、民族主义的调动都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但在社会契约和规则的大背景下，需要熟知和遵守规则。不可否认的是，孙杨团队的拒检行为违背了国际规则和公共理性，这或许源自个人长期以来对规则的轻视或懈怠态度;另外，孙杨团队在听证会上的准备不足、对法庭程序的藐视等，也是造成后来不利裁判结果和舆论危机的原因。除了孙杨一案，中国体育此前没少吃轻视相关行业规则和法律法规的亏，如当年中国足协与卡马乔的合同纠纷、举重选手黎雅君因“无视”规则丢掉奥运会金牌等事件。而国安和恒大之所以能打赢“国际官司”，无外乎他们吃透了规则、应对专业，掌握了于己有利的完整“证据链”。由此可见，不论是网络空间的媒体还是公众个人，均需撇开身份差异和舆论偏见，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和行为准则下行使网络权力，坚守以“理”为本，遵循共同的行为尺度，才会减少网络舆论冲突。
（四）审视国内外舆论环境，提升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在如今全球化语境与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媒介环境下，国内国际舆论相互影响，通过媒体传播、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发生“溢出效果”。即两者产生“共焦点”，由国际舆论场“由此及彼”的作为和延伸报道后，又“溢回”国内舆论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口转内销”，再次形成新的舆论焦点，从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社会情绪都产生影响。[15]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虽说近年来国际涉华舆情正面和积极的声音明显增多，对敏感问题的报道有所减少，但依然存在“不和谐音”。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全面认识国际舆论的多元复杂性，顺应国内外舆论融合的趋势，谨防过度引导和议程设置的反效果。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媒介事件中，我国官方和主流媒体的态度应理性冷静，沉着应对。既要清醒审视国际舆论中有误读和歪曲报道中国的内容，也要客观认识正面呈现中国形象的内容。对于“不和谐音”，我们要找到问题所在：一方面，国内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国际舆论的“指南针”，尤其当外媒难以从官方渠道获得第一手信息时，这种倾向就愈加明显;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媒体的报道有失偏颇。因此，首先要自我审视，以强公信力的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设置好议程，畅通信息渠道，消除国内非理性舆论。其次，应当坚持国内外互动下的理性对话，尽力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勿让非理性言论成为国外舆论的“笑柄”。再次，应加大对外传播力度，及时扭转信息流进流出“逆差”，争取更多理解和支持，让正面、积极的舆论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流声音，提升舆论引导时度效。
在孙杨拒检事件中，倘若主流媒体正确引领民间舆论场，坚持从公共理性出发主动发声，对孙杨拒检行为的不妥及时进行反思，给国内外受众一个圆满交代，或许对于建立中国反兴奋剂的国家信用和美誉度都将大有帮助，也能够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企图给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教练及其他相关人员。同时，这次事件也是对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一次提醒，提醒我们如何正确指导运动员面对兴奋剂检测的态度，合法合规地保障运动员权益;如何在发生国际诉讼纠纷时更好地把握规则、赢得主动;如何在国际纠纷中传递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四、结语
随着社会公共理性的提升和媒介权力的释放，在国内外复杂舆论形势下，转型期的舆论更加活跃，无论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舆论，舆论高涨是由社会矛盾不能或长期没有解决而激发的，因而舆论在演变过程中的舆论分化与冲突趋势日渐明显。此时，各舆论场“硬碰硬”不是良策，“删禁堵瞒”不是出路，“避重就轻和模棱两可”更不可取，主流媒体要树立“主人翁精神”，以“公共理性”为基点，以“客观全面”为方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共情传播”为效果。同时，尊重和亲近新媒体技术下自媒体支撑的民间舆论场，逐渐实现舆论整合与引导方法的转变。最后，针对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舆论，不能任凭“沉默的螺旋”自个儿转，而要主动牵引、有效把向，以消除主流媒体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国外国内舆论场和自媒体自身舆论场内的舆论壁垒，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导向，使新时代的舆论分化与冲突日趋融合。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改项目“新建专业新闻学（新闻评论方向）建设”项目（编号JG180502）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輿论引导机制创新及应对策略研究”（编号20ZDA05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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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月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唐远清为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特聘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