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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梭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从“人生而自由”与“私有制的存在”的对立出发，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内容与特征等，构建出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国。他的契约式的国家理论一度受到当时社会的关注，但仅仅依靠道德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国家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关键词：卢梭；国家论；伦理；公意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1－0070－03
让·雅克·卢梭(Jean-Jacaques 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凭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理论的道德主义，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锋。自马基雅维利主义以来，卢梭首次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从道德的角度分析政治社会中的“实然”与“应然”，创立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政治哲学体系。本文就他的国家理沦作些伦理审视。
一、国家的起源：人性善与社会恶的对立
卢梭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处于自由、平等、孤立的和平状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文艺的进步，社会的和平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制和社会的不平等。在没有美德和社会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人们只有相互达成契约建立国家，通过共同的力量保护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民对自我自然权利的让渡，是人性善与社会恶对立的产物。
1.人性善：“人生而自由”
自然状态是卢梭国家理论的基点。在论述自然状态时，他不同意霍布斯、洛克将自然状态看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认为“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在卢梭看来，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只在自然状态中全部保存，才符合人性，即：“人生而自由”。失去自由，就失去人性。
何为人性?在卢梭看来，它具有两条标准。其一，人的意志自由。这是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准之一。“自然支配着一切的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其二，人具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类通过这种能力获取了智慧、理性与道德，从而推动人类不断发展。“正是这种能力，借助于时间的作用使人类脱离了它曾在其中度过安宁而淳朴的岁月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的和自然界的暴君。”显然，尽管人类自我完善的能力也能产生邪恶、暴君等，但卢梭仍将其看成人性的表现。这是因为“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自由是人类行为道德性的基础。丧失了自由就毫无道德可言。在一定程度上讲，自由即美德。“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
2.社会恶：“私有制的存在”
通过分析农业、冶金术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卢梭认为人类从自由、平等、孤立的自然状态并进入不平等社会状态的最初表现为对土地的占有。“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让你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之间分工合作，“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劳动就成为必要的了、广大的森林就变成了需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欣欣向荣的田野；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进而社会不平等了。按照社会发展历程，卢梭将社会不平等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阶段；官职的设置阶段；国家专制权力阶段。尽管社会的变革加深社会政治、财富等方面的不平等，但卢梭还是反复强调，社会的不平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行为。
可见，社会恶背离了人性的善，“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加上个体利益的自我偏向，这必然造成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产生冲突。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卢梭国家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在卢梭看来，“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瞩目的变化；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为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化能力的完美创造了美德，引领人类从善良的动物界进入到道德公正的社会，将人类从善良的动物变成了具有道德性的社会存在物，道德成为人类走向幸福的重要手段。为了“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卢梭以其人性善的假设，通过公民相互达成的契约，建立起一个主权者不会损害公民的国家，即“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其道德性体现在：其一，每位成员必须抛弃个人利益，将自然权利交付给予整体，达到成员之间起点公平。其二，共同体的完美性取决于其成员交付权利的多少。个人越多地转让个人权利，共同体越完美。其三，共同体成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全个体权利。
二、国家：公意的集合体
基于人们之间达成的契约，道德共同体协调人性善与社会恶的对立，个体与整体的冲突。从而，卢梭赋予国家一种完整的社会道德人格，将国家看作公意的集合体。
1.国家的特征
道德共同体要在社会状态中实现公民原初的自然权利，就必须依赖道德的维系。依卢梭看来，在社会状态中的自由必然包括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而道德自由才是人类的真正自由。道德的存在解决了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的一切冲突问题，而人格化的国家自然具备道德性的特征：公意的集合体。
何谓公意?公意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公意是公正的代名词。由于公意是全体社会成员将自己权利的让渡，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更大更全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存在就是出于公正的目的。缺乏公正，公意也就成了虚构的形式。第二，相对于个人或他人而言的，公意是一种公共幸福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卢梭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含义，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政府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公意并不是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全体共同利益的共同 体现。因此，任何个人意志并不能代表公意，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国家的绝对权威来源于全体公民的意志，即公意。为了维护这种绝对权威，防止社会契约成为空文白纸，卢梭强调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主权是不可以转让的。由于主权是公意的代表，是公意的集合体，那么主权绝对不能转让。毕竟个人的意志总是避免不了有私意的嫌疑。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同样，公意是公共利益和公正的代表，那么就是全体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如果主权分割，难免会形成一部分人的意志去取代全体人民的公意而谋取私利。因而，卢梭反对代议制，认为它容易使人民自以为是，犯下错误，丧失作为公民的基本责任和美德。卢梭一方面肯定道德共同体的绝对权威性，另一方面也给道德共同体划定了权力界限。卢梭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人格，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因而公约赋予的主权也必须是在公共人格的范围之内，而对于公民的私人领域超出了集体之外，主权就没有必要加以约束。同时主权是公正与平等的化身，所以主权道德性体现自由本性。主权面前，人人平等。
2.国家的职能
在卢梭的国家理论当中，自然状态成为其理论的基石。如何保全和实现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与平等，这成为卢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照卢梭看来，人们由于自身的完善性而成功地将个人的“小我”转化成“大我”，达成社会契约，形成国家。其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公共意志。国家就是公意的代表，政府就是公意的执行者。这就要求国家的职能在于实现人类的公共幸福，尤其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人们就把自己的一切让渡给集体，“这种转让所具有的唯一特点就是：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的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使据有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用变成为所有权。”
当然，由于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不可转让的特征，这就决定着国家是主权的唯一拥有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具有人格意志的道德整体。所以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道德共同体，其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社会状态中的不平等，“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的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由此，国家实现了人的原始的自然权利。
三、卢梭国家论的伦理反思
卢梭的国家理论从不同侧面、角度、层次揭示了他对未来国家的设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了极其复杂且深远的影响。虽然其国家理论缺乏辩证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仍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反思和启示的意义。
1.从国家起源来看，和谐社会必须以道德秩序为条件
卢梭对比“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人性善与社会恶的冲突，从而构建以道德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的社会。换句话说，卢梭认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要以道德秩序为条件。这是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鉴之处。社会秩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治领域，而还应当体现在精神道德领域。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民内部矛盾复杂化。这些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国家秩序，要积极发挥道德精神作用，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卢梭的契约精神，在国家成员之间树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用道德来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构建国家道德秩序上，卢梭仅仅以人性善为假定性条件，没有提出制度方面的技术性安排。因而，今天我们既要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同时还要利用好工具理性的有效性，在国家道德秩序构建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从国家特性来看，国家意志必须代表全体公民意志
在卢梭看来，主权与人权相统一。人们通过契约达成协议，将意志交付于集体，这意味着个人服从集体就等同于服从自己。卢梭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汉践踏的现象出发，试图建构一个保障人权的国家政冶体。但是卢梭赋予主权道德性之后就没有再向前走一步。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种共同体只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具有社会阶级等级。而真正的理想状态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的确证、自由和平等、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很显然，卢梭既然没有看到国家的本质，也没有看到平等与自由的内在矛盾。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家统治”转向现代的“国家管理”的今天，我们在坚持“主权至上”原则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根本上一致的关系。尤其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还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复兴。
3.从整体行为来看，国家行为需要道德限制
在个人与国家整体关系的探讨中，卢梭重视个人的平等与自由，也考虑到个人易于侵犯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实。所以，他在赋予国家主权的道德性的同时，也赋予个人的道德责任，以此，达到个人融入于整个共同体，服从“公意”安排的目的，即“人是被迫自由的”。但卢梭没有考虑到个人或团体会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借口侵犯个体利益，从而忽略对国家行为的道德限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胚日益突出，旧的制度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新的制度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健全。这就容易使得个人或团体在面对利益决策之时，难免会利用自由裁量权为己谋利。因而，这就需要从道德角度来审视和权衡国家行为，对其行为加以道德限制。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达到实现政治的目的。为了避免产生如托儿维克所说的“多数的暴政”，我们至少做到：“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而是个人所用的任何特权，都应当取消；二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态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
关键词：卢梭；国家论；伦理；公意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1－0070－03
让·雅克·卢梭(Jean-Jacaques 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凭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理论的道德主义，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锋。自马基雅维利主义以来，卢梭首次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从道德的角度分析政治社会中的“实然”与“应然”，创立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政治哲学体系。本文就他的国家理沦作些伦理审视。
一、国家的起源：人性善与社会恶的对立
卢梭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处于自由、平等、孤立的和平状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文艺的进步，社会的和平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制和社会的不平等。在没有美德和社会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人们只有相互达成契约建立国家，通过共同的力量保护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民对自我自然权利的让渡，是人性善与社会恶对立的产物。
1.人性善：“人生而自由”
自然状态是卢梭国家理论的基点。在论述自然状态时，他不同意霍布斯、洛克将自然状态看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认为“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在卢梭看来，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只在自然状态中全部保存，才符合人性，即：“人生而自由”。失去自由，就失去人性。
何为人性?在卢梭看来，它具有两条标准。其一，人的意志自由。这是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准之一。“自然支配着一切的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其二，人具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类通过这种能力获取了智慧、理性与道德，从而推动人类不断发展。“正是这种能力，借助于时间的作用使人类脱离了它曾在其中度过安宁而淳朴的岁月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的和自然界的暴君。”显然，尽管人类自我完善的能力也能产生邪恶、暴君等，但卢梭仍将其看成人性的表现。这是因为“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自由是人类行为道德性的基础。丧失了自由就毫无道德可言。在一定程度上讲，自由即美德。“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
2.社会恶：“私有制的存在”
通过分析农业、冶金术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卢梭认为人类从自由、平等、孤立的自然状态并进入不平等社会状态的最初表现为对土地的占有。“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让你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之间分工合作，“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劳动就成为必要的了、广大的森林就变成了需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欣欣向荣的田野；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进而社会不平等了。按照社会发展历程，卢梭将社会不平等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阶段；官职的设置阶段；国家专制权力阶段。尽管社会的变革加深社会政治、财富等方面的不平等，但卢梭还是反复强调，社会的不平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行为。
可见，社会恶背离了人性的善，“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加上个体利益的自我偏向，这必然造成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产生冲突。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卢梭国家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在卢梭看来，“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瞩目的变化；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为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化能力的完美创造了美德，引领人类从善良的动物界进入到道德公正的社会，将人类从善良的动物变成了具有道德性的社会存在物，道德成为人类走向幸福的重要手段。为了“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卢梭以其人性善的假设，通过公民相互达成的契约，建立起一个主权者不会损害公民的国家，即“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其道德性体现在：其一，每位成员必须抛弃个人利益，将自然权利交付给予整体，达到成员之间起点公平。其二，共同体的完美性取决于其成员交付权利的多少。个人越多地转让个人权利，共同体越完美。其三，共同体成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全个体权利。
二、国家：公意的集合体
基于人们之间达成的契约，道德共同体协调人性善与社会恶的对立，个体与整体的冲突。从而，卢梭赋予国家一种完整的社会道德人格，将国家看作公意的集合体。
1.国家的特征
道德共同体要在社会状态中实现公民原初的自然权利，就必须依赖道德的维系。依卢梭看来，在社会状态中的自由必然包括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而道德自由才是人类的真正自由。道德的存在解决了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的一切冲突问题，而人格化的国家自然具备道德性的特征：公意的集合体。
何谓公意?公意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公意是公正的代名词。由于公意是全体社会成员将自己权利的让渡，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更大更全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存在就是出于公正的目的。缺乏公正，公意也就成了虚构的形式。第二，相对于个人或他人而言的，公意是一种公共幸福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卢梭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含义，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政府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公意并不是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全体共同利益的共同 体现。因此，任何个人意志并不能代表公意，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国家的绝对权威来源于全体公民的意志，即公意。为了维护这种绝对权威，防止社会契约成为空文白纸，卢梭强调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主权是不可以转让的。由于主权是公意的代表，是公意的集合体，那么主权绝对不能转让。毕竟个人的意志总是避免不了有私意的嫌疑。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同样，公意是公共利益和公正的代表，那么就是全体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如果主权分割，难免会形成一部分人的意志去取代全体人民的公意而谋取私利。因而，卢梭反对代议制，认为它容易使人民自以为是，犯下错误，丧失作为公民的基本责任和美德。卢梭一方面肯定道德共同体的绝对权威性，另一方面也给道德共同体划定了权力界限。卢梭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人格，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因而公约赋予的主权也必须是在公共人格的范围之内，而对于公民的私人领域超出了集体之外，主权就没有必要加以约束。同时主权是公正与平等的化身，所以主权道德性体现自由本性。主权面前，人人平等。
2.国家的职能
在卢梭的国家理论当中，自然状态成为其理论的基石。如何保全和实现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与平等，这成为卢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照卢梭看来，人们由于自身的完善性而成功地将个人的“小我”转化成“大我”，达成社会契约，形成国家。其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公共意志。国家就是公意的代表，政府就是公意的执行者。这就要求国家的职能在于实现人类的公共幸福，尤其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人们就把自己的一切让渡给集体，“这种转让所具有的唯一特点就是：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的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使据有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用变成为所有权。”
当然，由于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不可转让的特征，这就决定着国家是主权的唯一拥有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具有人格意志的道德整体。所以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道德共同体，其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社会状态中的不平等，“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的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由此，国家实现了人的原始的自然权利。
三、卢梭国家论的伦理反思
卢梭的国家理论从不同侧面、角度、层次揭示了他对未来国家的设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了极其复杂且深远的影响。虽然其国家理论缺乏辩证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仍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反思和启示的意义。
1.从国家起源来看，和谐社会必须以道德秩序为条件
卢梭对比“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人性善与社会恶的冲突，从而构建以道德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的社会。换句话说，卢梭认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要以道德秩序为条件。这是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鉴之处。社会秩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治领域，而还应当体现在精神道德领域。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民内部矛盾复杂化。这些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国家秩序，要积极发挥道德精神作用，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卢梭的契约精神，在国家成员之间树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用道德来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构建国家道德秩序上，卢梭仅仅以人性善为假定性条件，没有提出制度方面的技术性安排。因而，今天我们既要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同时还要利用好工具理性的有效性，在国家道德秩序构建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从国家特性来看，国家意志必须代表全体公民意志
在卢梭看来，主权与人权相统一。人们通过契约达成协议，将意志交付于集体，这意味着个人服从集体就等同于服从自己。卢梭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汉践踏的现象出发，试图建构一个保障人权的国家政冶体。但是卢梭赋予主权道德性之后就没有再向前走一步。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种共同体只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具有社会阶级等级。而真正的理想状态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的确证、自由和平等、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很显然，卢梭既然没有看到国家的本质，也没有看到平等与自由的内在矛盾。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家统治”转向现代的“国家管理”的今天，我们在坚持“主权至上”原则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根本上一致的关系。尤其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还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复兴。
3.从整体行为来看，国家行为需要道德限制
在个人与国家整体关系的探讨中，卢梭重视个人的平等与自由，也考虑到个人易于侵犯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实。所以，他在赋予国家主权的道德性的同时，也赋予个人的道德责任，以此，达到个人融入于整个共同体，服从“公意”安排的目的，即“人是被迫自由的”。但卢梭没有考虑到个人或团体会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借口侵犯个体利益，从而忽略对国家行为的道德限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胚日益突出，旧的制度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新的制度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健全。这就容易使得个人或团体在面对利益决策之时，难免会利用自由裁量权为己谋利。因而，这就需要从道德角度来审视和权衡国家行为，对其行为加以道德限制。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达到实现政治的目的。为了避免产生如托儿维克所说的“多数的暴政”，我们至少做到：“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而是个人所用的任何特权，都应当取消；二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态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