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把解放前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四哥、二姐，与曾经是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党员的三哥，划分为黑白分明的两大阵营。前者代表光明，是时代的英雄；后者象征黑暗，是人民的天敌。可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将三哥从我的心里逐出，甚至对他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据我观察，不仅是我，几个兄弟姐妹，在一定程度上都对三哥表现出一种冷漠。可以说，我们整个家庭都将三哥逐出了。
　　这对于正在苦苦挣扎的海外游子，自是过分的无情，而我们当时觉得理所当然。
　　担任过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的三哥，在大洋彼岸一往情深地关心着家人。1961年，听说中国大陆遇到灾荒，他忧心如焚，尽管刚刚脱离外交界，生活尚无着落，仍然辗转托人与我们联系，表示愿助一臂之力。
　　母亲接到这一信息，断然拒绝。我们兄弟姐妹一致赞扬母亲的明智，暗暗抱怨三哥的多事。
　　三哥爱心不变。1974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托人前来看望老母。我们一片惊慌。虽然安排母亲与来人单独见面，但是不肯在那人随身带来的录音机里，留下母亲的半句祝福。海外赤子这一点微小的心愿，也不敢给予满足。我们依然赞扬母亲的明智，根本没有想过，将会给三哥带来怎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心目中，早已没有三哥的位置。
　　1980年的一天，我正在北大图书馆看书，突然接到通知，说三哥已经来到清华大学大哥的住处，要我前去相见。我感到一阵惶恐，不知道怎样迎接这位曾经被我们家庭无情逐出的亲兄弟。那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时，一个颇为精干的小老头微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这就是小弟吧？”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三哥。”
　　一切竟是这样的亲切而自然。我仍然感到陌生与拘谨。直到有一天，我陪同三哥三嫂去故宫参观，正在与三嫂低声交谈，抬头一看，三哥远远地走到前面，微微前倾的身体、急促的步履，突然使我产生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发现了钱家兄弟姐妹特有的姿势与神态。
　　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前面走着的这个小老头，成了我们钱家不可缺少的成员，我又有了自己的三哥。我急忙赶上前，看他走得满头大汗，慌忙赶到售货亭，给他与三嫂买来饮料，弄得自己满头大汗，顾不得擦拭，一个劲儿地憨笑。
　　后来，三哥告诉我，我的这一神情，使他大为感动。几十年来，人为制造的兄弟隔膜，也许在这一刻得到真正的消解。在我内心深处，急剧地升腾起巨大的歉疚。我多么想在三哥面前放声一哭，将几十年的误解、屈辱与过错，倾吐一尽。三哥没等我开口，诚恳地谈起他未能对母亲尽孝、对兄弟姐妹尽责的内疚，以及因为他而使我们受到牵累的不安，一再表示要尽自己的努力，对这一切作出弥补。他详尽地谈起他对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的种种安排。
　　他谈得急促而又从容，一切早已积蓄在心，经过周密的思考。
　　听着三哥的话，当年我们无情地将他逐出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愈见清晰。面对三哥的宽阔胸襟，我连一句道歉的话也说不出口。我唯有沉默。
　　后来，我又观察到，三哥虽然从不提及我们给予他的精神伤害，但仍然不能掩饰自己曾经被家庭放逐的隐痛，据我的直觉，他似乎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被放逐感。
　　他一再强调，他所从事的商业，与钱家兄弟姐妹一样，也是一种事业，多少透露出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某种隐痛。我觉察于此，感到自己对这位宽厚的兄长伤害之深，几乎无地自容。
　　而且，我还要受到更大的精神惩罚。
　　1985年，我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一个小小的挫折。因为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不能为我一家四口人（其中，我的岳父、岳母都已八十高龄）提供容身之地，我必须离开北京大学，这对我的事业发展，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正当我面临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时，三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用巨额美钞在北京买了一套住所，供我一家暂住。
　　我知道援助的分量，也实在需要这样的雪中送炭。一想到当年我怎样坚决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与同样处于厄境中的三哥划清界限，我又实在无法接受这份兄弟情谊。这情谊火一般地照出了我的自私、怯懦、无情无义，烧灼着我的心。如果我真的拒绝了，又会对他形成新的伤害。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给他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伤害。
　　我只好接受三哥的援助，留下无法弥补的内心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