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之后的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中共秘密机关，致使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在此危急之际，周恩来亲自点将，调陈云主持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32年12月11日夜晚，在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3楼4室，鲁迅设家宴招待客人。据当天的《鲁迅日记》载：“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晚，三弟亦至。”
　　
　　“维宁”，即瞿秋白，而“乐扬”则是冯雪峰。
　　那时，国民党政府悬赏2万元捉拿瞿秋白。在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不得不躲避到鲁迅家中。当时，鲁迅因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不在家。许广平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的到来：“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来到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
　　11月30日，鲁迅回到上海家中，就安排瞿秋白夫妇住在公寓中的另一房间。
　　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家住了半个来月，中共地下组织派出“史平”前来接出他们，以便转移到另一安全的处所。这位“史平”，也就是陈云。在细雨蒙蒙的夜晚，陈云陪着瞿秋白夫妇离开了拉摩斯公寓。
　　1936年10月26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陈云写了回忆文章《一个深晚》，记述这个难忘的夜晚。这篇文章署名“史平”，最初发表于中共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第64期。
　　陳云写道：
　　1932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
　　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地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地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X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下半只楼梯的时候，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情。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1932年XX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
　　后来竟再没机会见面，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