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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1927年为界，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分为前后两期。促使鲁迅思想转变的是1925-1927年他所遭受的不幸：政府通缉，文人倾轧，在北京的处境也直转急下，不得已离京南下。但是在南方也是屡遭不顺：学生的背叛和同事的排挤促使鲁迅对自己以往的行为和与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在和许广平的信中，他曾多次抒写痛苦的心境。
但是尽管这一思想在《两地书》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两地书》的研究，多集中在鲁迅的社会思想等外在视角上。对于鲁迅内在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关注得很少。本文从他与学生和“现代评论派”文人的两种关系中，探究他对于个体和群体关系的认识。
一、英雄和庸众
1925年，鲁迅因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公开表明支持学生，遭到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攻击，在北京的处境急剧恶化。次年受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的邀请，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在这期间同许广平的信中，曾多次提到自己“绥惠略夫”般悲凉的处境。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对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
鲁迅在北京时创办《莽原》等刊物，提携、帮助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学青年。但是时过境迁，如今为暂时躲避迫害而移居南方荒岛，很多青年即刻割席，不但极力撇清自己和鲁迅的关系，还落井下石，以交往期间鲁迅的种种表现作为逆反的证据，向当局示好，甚至还公开批判鲁迅。
这些青年中，尤以高长虹为首。高长虹早前以创办的月刊《狂飙》得到鲁迅的赏识，与鲁迅、韦素园等人合办《莽原》，并作为主力发表了大量作品。然而因为自己以为鲁迅横刀夺爱而心生怨恨，在北京时畏于鲁迅的威严不敢提及，在他离开后才骂的鲁迅一个莫名其妙。“于是遂带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身心交病之状态矣。”尽管如此，高长虹在八月份《新女性》的广告中还说自己“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如此卑鄙低贱的做法，连对青年一直忍让的鲁迅都难以忍受：“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
鲁迅曾称自己是“好事之徒”，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他关怀、帮助文学青年，本是责任范围外的事情，于他本身并无一点益处，甚至还要担受风险。但是自己一旦落魄或稍稍触动他们的利益，青年们就纷纷倒戈，露出狰狞的、鄙陋的面目，完全忘却往日的恩情。此刻看来，他先前种种的牺牲和退让，竟然都成了软弱的象征。自己的苦心操劳别人不知也就算了，连学生都不领情。你说他们忘恩负义，恐怕学生们都会辩解，因为他们丝毫不觉得鲁迅的痛苦是因他们造成。这是何等悲哀！
鲁迅的悲愤是典型的英雄的悲愤。这悲愤的根源在于“英雄”自觉地给予和群众不自觉地接受之间的矛盾。“英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己之私。但是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同时，受帮助的群众并未表达任何的感激。他们认为自己的所得在“英雄”的责任范围之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英雄”无法再满足群众的欲望或者显示出某种弱势时，群众们便改变了示好（并非来于感恩，而是欲望得到满足后的愉悦）的态度，转而“以众虐独”，对英雄采取蔑视和攻击——这也就是鲁迅的“散昨”论。
让鲁迅形成这种理论的导火索，是北京大学在反对讲义收费的学潮中开除了一名学生冯省三，而学生胜利后并没有一人为冯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英雄担当了生前事，却未赢得身后一丝一毫的感激。就像《药》中的夏瑜——革命者的下场就是被群众围观砍头，他的血也成了治疗痨病的良方。对于他的死，群众没有任何的同情，反而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并没有发觉夏瑜的奋斗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所做的，只是在茶余饭后笑谈几句而已。而这帮学生，又何尝不像华老栓和他店中的那群茶客？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瘦弱了。”
认识到自己非救赎者而是工具，是鲁迅及其所代表的“英雄”所要面对的最沉重的现实。鲁迅曾多次表示再也不管闲事，“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但是鲁迅终究是为人的，他自己也在信中说“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可见他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怀疑之后，他一直坚持的“自我”观念开始转变，不再是绥惠略夫的“个人无治主义”，而是更加直面现实、珍视生命。他反抗之前无谓的牺牲和“幼者本位”，在后来的一封信中终于决计不再一味迎合群众，大声疾呼：“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对于“英雄”和庸众的对立关系的认识，是鲁迅告别舍弃自我、全然听受他人安排的生活方式的开始。抛弃了对自己生活和地位的种种顾虑，使得鲁迅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民族而战斗的道路。
二、过客和联盟
鲁迅南下厦门的原因之一，是与陈西滢等人的论战。陈西滢对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颇有微词，由此展开了与鲁迅长达一年的论战。其间徐志摩曾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鲁迅仍不肯罢休，写下《我还不能“带住”》，指责对方串戏。论战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般。
虽然南下厦门，但他依然为“现代评论派”所扰。曾公开表示佩服胡适、陈西滢的顾颉刚，不仅自己在厦大落脚，还推荐其他同道中人；被荐者来了之后，又推荐其他熟人，“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大有安營扎寨之势。他们对鲁迅自然也是严密盯防。
“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抢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
不论怎样的出走，到最后结局都是一样。鲁迅对此应当是十分了解的。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厦门，不管在哪，鲁迅都难以找到归属感。他一直是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孤独者。究其原因，是因为鲁迅对于世情和自我都有着太过清醒和透彻的把握。他对于集结起任何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或信仰都存在着深深的怀疑和批判。以“现代评论派”为例，他们坚持的自由和民主，在鲁迅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他们“言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奴役于外人，丧失了“自由地思想”的能力，还口口声声提倡自由。对于他们所持的“好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的政见，鲁迅更认为不过是拿在西方听来的新鲜话语欺骗众多懵懂的国民，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工具。 “稍稍耳新学之语”便“横取而施之中国”，对于西学能否适合中国本身的文化土壤，他们丝毫没有思虑和实践。而面对在现代社会下苦苦挣扎的同胞，他们没有丝毫同情和忏悔，而是大加嘲笑、肆意践踏。
任何一个群体的形成，需要的都是这种存在弱点而不自知的个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具备无赖特性的个体。而鲁迅显然不是。他固然也存在弱点，但是他能够深刻、冷峻地批判自己、否定自己。他洞悉一切，包括自己。在清楚的认识到任何事物——包括自己的弱点后，“相信”就变得困难了。他在《野草》中就曾经说过：“呜呼呜呼，我不乐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犀利的眼光和悖论式的思维方式使得他无法苟同任何一种价值观，因而也就没有同伙。他在当时文化界的处境，也就可以理解了。
鲁迅本来打算在厦大执教两年，但是因为无法适应此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只一年半便匆匆辞去，转而去了中山大学。最令他反感的，是“现代派”的学者们浅薄鄙陋的面目。一次孙伏园出行。此间朱山根引荐人到国学院未成，恰巧伏园在普陀寺的佛学院有每月五十元的讲学，就借口伏园假期已满（实际未满）而不来，似是另就别处，便把人安排在了普陀寺。还派人到鲁迅那里探伏园的风声。
“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我要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的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既然称之为联盟，那么身在其中的个体，就必然要丧失一部分自由的权利为集体服务，譬如现代派的学者“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或许其中有人觉察出这样的事情下流、无用，但基于对集体的责任和周围人盯视的压力不得不做。这就是身在联盟的悲哀——除了“以众虐独”的快感，再无其他好处。甚至被琐事耽误，本业也要抛荒，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无可利用之处，再想利用集体，怕也难了。我认为这也是鲁迅坚持自我的原因之一：放弃自我，“泯于大群”，或许可以暂时地寻求群体的庇护，但是长远看来，却丧失了探索更高价值的动力和可能。这对于认识到自身背负“中间物”的使命的鲁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过客》中，过客和老翁有这样一段对话：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吗？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记不清楚了。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吃惊，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得好，我息不下。
前方的坟墓时常会传来召唤的声音。但是大多数人，都像老翁一样，充耳不闻。或者起初有些前进的动力，但是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作罢了。只有像过客这样少数的灵魂迥异之人，才能追随希望的召唤，摧毁庸伪的世界，去探寻更高的价值。鲁迅无疑是后者。而那些“灭裂自我”、随波逐流的学者们，只会在日复一日的常务中，泯灭了文化使命感，沦落于末人世界的洞穴生活。
正是因为泯于群是如此可怕，所以鲁迅不会屈从于任何的联盟和群体。1927年鲁迅返回北京，有人劝他留在燕京大学任教，他断然拒绝。
“这些天有一个人对我说：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教员，你可以来此教书了。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
他的“过客”生活，虽然也有无奈的因素，但是同样也是魯迅自己的选择。他的任务是向更高处漫溯，而不是与价值鄙下者同谋。正是因为他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他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斗士精神，用自己无可损伤的脚踵，踏出了一条通向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何浩.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孙倩（1989.10-），女，山东德州人，本科生，鲁东大学文学院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但是尽管这一思想在《两地书》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两地书》的研究，多集中在鲁迅的社会思想等外在视角上。对于鲁迅内在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关注得很少。本文从他与学生和“现代评论派”文人的两种关系中，探究他对于个体和群体关系的认识。
一、英雄和庸众
1925年，鲁迅因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公开表明支持学生，遭到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攻击，在北京的处境急剧恶化。次年受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的邀请，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在这期间同许广平的信中，曾多次提到自己“绥惠略夫”般悲凉的处境。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对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
鲁迅在北京时创办《莽原》等刊物，提携、帮助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学青年。但是时过境迁，如今为暂时躲避迫害而移居南方荒岛，很多青年即刻割席，不但极力撇清自己和鲁迅的关系，还落井下石，以交往期间鲁迅的种种表现作为逆反的证据，向当局示好，甚至还公开批判鲁迅。
这些青年中，尤以高长虹为首。高长虹早前以创办的月刊《狂飙》得到鲁迅的赏识，与鲁迅、韦素园等人合办《莽原》，并作为主力发表了大量作品。然而因为自己以为鲁迅横刀夺爱而心生怨恨，在北京时畏于鲁迅的威严不敢提及，在他离开后才骂的鲁迅一个莫名其妙。“于是遂带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身心交病之状态矣。”尽管如此，高长虹在八月份《新女性》的广告中还说自己“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如此卑鄙低贱的做法，连对青年一直忍让的鲁迅都难以忍受：“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
鲁迅曾称自己是“好事之徒”，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他关怀、帮助文学青年，本是责任范围外的事情，于他本身并无一点益处，甚至还要担受风险。但是自己一旦落魄或稍稍触动他们的利益，青年们就纷纷倒戈，露出狰狞的、鄙陋的面目，完全忘却往日的恩情。此刻看来，他先前种种的牺牲和退让，竟然都成了软弱的象征。自己的苦心操劳别人不知也就算了，连学生都不领情。你说他们忘恩负义，恐怕学生们都会辩解，因为他们丝毫不觉得鲁迅的痛苦是因他们造成。这是何等悲哀！
鲁迅的悲愤是典型的英雄的悲愤。这悲愤的根源在于“英雄”自觉地给予和群众不自觉地接受之间的矛盾。“英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己之私。但是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同时，受帮助的群众并未表达任何的感激。他们认为自己的所得在“英雄”的责任范围之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英雄”无法再满足群众的欲望或者显示出某种弱势时，群众们便改变了示好（并非来于感恩，而是欲望得到满足后的愉悦）的态度，转而“以众虐独”，对英雄采取蔑视和攻击——这也就是鲁迅的“散昨”论。
让鲁迅形成这种理论的导火索，是北京大学在反对讲义收费的学潮中开除了一名学生冯省三，而学生胜利后并没有一人为冯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英雄担当了生前事，却未赢得身后一丝一毫的感激。就像《药》中的夏瑜——革命者的下场就是被群众围观砍头，他的血也成了治疗痨病的良方。对于他的死，群众没有任何的同情，反而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并没有发觉夏瑜的奋斗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所做的，只是在茶余饭后笑谈几句而已。而这帮学生，又何尝不像华老栓和他店中的那群茶客？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瘦弱了。”
认识到自己非救赎者而是工具，是鲁迅及其所代表的“英雄”所要面对的最沉重的现实。鲁迅曾多次表示再也不管闲事，“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但是鲁迅终究是为人的，他自己也在信中说“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可见他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怀疑之后，他一直坚持的“自我”观念开始转变，不再是绥惠略夫的“个人无治主义”，而是更加直面现实、珍视生命。他反抗之前无谓的牺牲和“幼者本位”，在后来的一封信中终于决计不再一味迎合群众，大声疾呼：“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对于“英雄”和庸众的对立关系的认识，是鲁迅告别舍弃自我、全然听受他人安排的生活方式的开始。抛弃了对自己生活和地位的种种顾虑，使得鲁迅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民族而战斗的道路。
二、过客和联盟
鲁迅南下厦门的原因之一，是与陈西滢等人的论战。陈西滢对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颇有微词，由此展开了与鲁迅长达一年的论战。其间徐志摩曾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鲁迅仍不肯罢休，写下《我还不能“带住”》，指责对方串戏。论战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般。
虽然南下厦门，但他依然为“现代评论派”所扰。曾公开表示佩服胡适、陈西滢的顾颉刚，不仅自己在厦大落脚，还推荐其他同道中人；被荐者来了之后，又推荐其他熟人，“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大有安營扎寨之势。他们对鲁迅自然也是严密盯防。
“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抢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
不论怎样的出走，到最后结局都是一样。鲁迅对此应当是十分了解的。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厦门，不管在哪，鲁迅都难以找到归属感。他一直是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孤独者。究其原因，是因为鲁迅对于世情和自我都有着太过清醒和透彻的把握。他对于集结起任何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或信仰都存在着深深的怀疑和批判。以“现代评论派”为例，他们坚持的自由和民主，在鲁迅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他们“言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奴役于外人，丧失了“自由地思想”的能力，还口口声声提倡自由。对于他们所持的“好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的政见，鲁迅更认为不过是拿在西方听来的新鲜话语欺骗众多懵懂的国民，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工具。 “稍稍耳新学之语”便“横取而施之中国”，对于西学能否适合中国本身的文化土壤，他们丝毫没有思虑和实践。而面对在现代社会下苦苦挣扎的同胞，他们没有丝毫同情和忏悔，而是大加嘲笑、肆意践踏。
任何一个群体的形成，需要的都是这种存在弱点而不自知的个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具备无赖特性的个体。而鲁迅显然不是。他固然也存在弱点，但是他能够深刻、冷峻地批判自己、否定自己。他洞悉一切，包括自己。在清楚的认识到任何事物——包括自己的弱点后，“相信”就变得困难了。他在《野草》中就曾经说过：“呜呼呜呼，我不乐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犀利的眼光和悖论式的思维方式使得他无法苟同任何一种价值观，因而也就没有同伙。他在当时文化界的处境，也就可以理解了。
鲁迅本来打算在厦大执教两年，但是因为无法适应此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只一年半便匆匆辞去，转而去了中山大学。最令他反感的，是“现代派”的学者们浅薄鄙陋的面目。一次孙伏园出行。此间朱山根引荐人到国学院未成，恰巧伏园在普陀寺的佛学院有每月五十元的讲学，就借口伏园假期已满（实际未满）而不来，似是另就别处，便把人安排在了普陀寺。还派人到鲁迅那里探伏园的风声。
“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我要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的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既然称之为联盟，那么身在其中的个体，就必然要丧失一部分自由的权利为集体服务，譬如现代派的学者“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或许其中有人觉察出这样的事情下流、无用，但基于对集体的责任和周围人盯视的压力不得不做。这就是身在联盟的悲哀——除了“以众虐独”的快感，再无其他好处。甚至被琐事耽误，本业也要抛荒，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无可利用之处，再想利用集体，怕也难了。我认为这也是鲁迅坚持自我的原因之一：放弃自我，“泯于大群”，或许可以暂时地寻求群体的庇护，但是长远看来，却丧失了探索更高价值的动力和可能。这对于认识到自身背负“中间物”的使命的鲁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过客》中，过客和老翁有这样一段对话：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吗？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记不清楚了。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吃惊，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得好，我息不下。
前方的坟墓时常会传来召唤的声音。但是大多数人，都像老翁一样，充耳不闻。或者起初有些前进的动力，但是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作罢了。只有像过客这样少数的灵魂迥异之人，才能追随希望的召唤，摧毁庸伪的世界，去探寻更高的价值。鲁迅无疑是后者。而那些“灭裂自我”、随波逐流的学者们，只会在日复一日的常务中，泯灭了文化使命感，沦落于末人世界的洞穴生活。
正是因为泯于群是如此可怕，所以鲁迅不会屈从于任何的联盟和群体。1927年鲁迅返回北京，有人劝他留在燕京大学任教，他断然拒绝。
“这些天有一个人对我说：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教员，你可以来此教书了。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
他的“过客”生活，虽然也有无奈的因素，但是同样也是魯迅自己的选择。他的任务是向更高处漫溯，而不是与价值鄙下者同谋。正是因为他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他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斗士精神，用自己无可损伤的脚踵，踏出了一条通向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何浩.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孙倩（1989.10-），女，山东德州人，本科生，鲁东大学文学院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代文学。）